4月28日周二晚上，黎巴嫩黎波里出現爆發針對銀行的抗議，抗議者用燒油瓶往銀行與政府部門丟擲。在過去幾周黎巴嫩暫緩的抗議活動因為疫情的趨緩再度出現在街上，抗議經濟困頓與物價飆漲等，在黎波里維持秩序的軍方甚至不幸打死一名抗議者 Fawaz Al-Seman，引起更多人不滿，甚至傳出由富人承租的多架私人客機從貝魯特飛往海外。

今年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讓黎巴嫩在三月中開始進入全國居家封鎖狀態，至今已經兩個月據統計每個月黎巴嫩損失25億美元，不僅令沉重的黎巴嫩經濟雪上加霜，以及貨幣急遽貶值導致物價飆漲，更令許多民眾遭遇無法工作又面對物價上漲的雙重困境，憤而在疫情看似稍緩時不顧禁令走上街頭。不過，過去一周的抗議也是去年年底以來整個黎巴嫩抗議政府失能的延續，那一波抗議在黎巴嫩被稱為“10月17日抗議”（October 17），表征開始抗議的第一天。它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令總理哈里里引咎辭職，并由無黨派的教育部長迪亞布在今年一月組成技術官僚內閣。疫情爆發后，抗議暫時止息，而黎巴嫩鎊暴跌，已從過往的1500比1美元，貶值到4800比1，成了這次抗議的關鍵導火線。黎巴嫩央行過往為了穩定匯率，長期將黎巴嫩鎊定在 1500:1，如今失守如斯，可見財政狀況的嚴峻。匯率急遽貶值意味著民生物價的飆漲。4月30日，黎巴嫩議會宣布通過決議案，將采取最后手段：尋求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貸款。

盡管這次抗議的起因是貨幣因素，但根本的問題恐怕還是黎巴嫩的政經結構，恐非技術官僚可以處理的。

債臺高筑與入不敷出

首先攤開黎巴嫩的財政與經濟結構，政府收入主要來源是外貿與旅游業，政府稅收能力低下。出口競爭力低，80%的物資仰賴進口，高度仰賴外國援助和舉債。根據統計數據，2017年黎巴嫩的入超約170億美元。黎巴嫩的850億美元的公共債務比例極高，是其GDP的150%。顯示長年入不敷出，舉債度日。

在這個體質不良的經濟體，黎巴嫩政府采取了最不該采取的貨幣制度：固定匯率制（PEG），并在這次抗議之中成了眾矢之的。1997年開始，黎巴嫩央行（Banque du Liban）就通過持續注資來維持官定的1500:1美元匯率。這樣的制度要求央行手持大量美元來穩定匯率，這需要經濟形勢能夠吸引資金或者有外國投資。然而黎巴嫩的外匯存底在去年就因經濟形勢不佳開始下滑，去年中落到剩300億美元，今年初預估只剩110億美元左右，甚至有分析師指出，如果考量到央行積欠商業銀行的美元，外匯存底恐怕早已是負值。加上今年一月起爆發的新冠疫情，讓全球經濟重挫，黎巴嫩更難以幸免于難。匯率下跌是這幾天抗議的主因，各方包括總理本人都指責央行透明度不佳，央行行長 Salameh 則辯稱抨擊政治人物未能善盡責任進行改革，而央行長年必須當冤大頭給政府提供資金，并聲明匯率下滑錯不在央行。

然而央行行長的話只對了一半，這套 PEG 制度有賴于一個正向循環的運作：央行訂定固定匯率穩定投資環境，吸引外國投資與存款吸收美金，政府再把這些資金投入到能源補貼與基礎建設來穩定社會跟促進經濟發展，通過經濟發展再回頭吸引外國投資。另外一方面，政府利用高利率發行大量公債給地方銀行，吸收地方銀行的美元與存款。在2009金融風暴以前，復蘇的黎巴嫩經濟以及狂飆的房地產讓央行手上現金滿滿。加上黎巴嫩有大批中上階層旅居海外（主要是法國），以及當時全球金融市場有大量的資金流動，固定匯率制相當程度上滿足了中上階層的金融利益，以及得以資助政府各種建設投資。還有一個支撐 PEG 的來源是，黎巴嫩的黑市有大量不透明的資金，來自中東其他國家，包括富裕的海灣國家、美國以及伊朗。這些金錢與經濟無關，而是關于政治，而這些大筆資金的流動經過黎巴嫩，給黎巴嫩金融體系帶來不必要的膨脹。

這些錢并沒有適度地投資到基礎建設與改善經濟處境，而是被高度無效率的能源補貼、貪腐以及房地產所吸收。政府的高利率公債也排擠掉了原本可以投資在經濟活動中的資金。而且，由于政府需要吸收大筆存款資金，地方銀行跟經濟根本不可能產生如此大量的資金。最后，這一切的前提都在于經濟正向發展，一旦全球經濟下滑，黎巴嫩政府與央行便陷入左支右輟的境地。加上80%物資仰賴進口，央行稍稍無力維持 PEG，都會很快反映在民生物價上面。

倫敦亞非學院（SOAS）經濟學教授Costas Lapavitsas就指出黎巴嫩是世界上最金融化的國家之一，意指一個國家的金融部門體量超過工業部門，而國家政策容易傾向為了金融服務。黎巴嫩落后的經濟體為了支撐固定匯率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犧牲國內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換取黎巴嫩資金出入國際金融市場的方便。2009年后開始出于多種原因，包括金融危機、區域政治不穩定、黎巴嫩政府也沒有去改變這項政策不穩定等因素，持續以過往的方式寅吃卯糧，不斷削弱央行維持固定匯率的能力，而到了2019年無以為繼，2020年蔓延全球的疫情，更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這套運作公式失靈，央行的手持外幣已經到了危急水準，無法確保PEG固定匯率。這幾年，黎巴嫩政府債務更是節節攀升，2012年之后，國家債務占 GDP的130% ，2020年更逼近170%（相較之下中國為 15%），這個債務水平在全球來看算偏高，而且都是以外債為主，使得違約所承擔的風險相當高。黎巴嫩的主權債務信用評級一直以來也不佳，在莫迪評級中近20 年沒有上過 A ，標普（S&P）更在今年二月將黎巴嫩從ＣC降到CCC。上個月，黎巴嫩政府首次債務違約12億美元的Eurobond債務（四月尚有七億美元與六月有六億美元待償清）。迫使黎巴嫩政府尋求債務重組。預估黎巴嫩在未來五年內需要100-150億美元的資金。

黎巴嫩債務之所以如此之高，一部分原因是對能源的補貼，包括電力、水與汽油。其中電力更是令黎巴嫩人怨聲載道，在有每年投入大量補貼情況之下，從1975年內戰以來黎巴嫩尚需每天停電數個小時。黎巴嫩的發電主要來自于火力發電、柴油發電機與外國購買，每年需花費 10-15億美元，接近一年債務的四分之一。不環保又貴又沒效率、收費不齊、世界銀行曾提出投資110億美元在黎巴嫩的基礎設施，但條件是黎巴嫩采取改革。去年前總理哈里里推出了一項電力改革計劃，包括提升發電量與傳送效率，但顯然實施緩不濟急。

另外，區域局勢也是導致黎巴嫩債務攀升的原因之一，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之后，大量難民涌入黎巴嫩，給予黎巴嫩經濟與社會機構帶來嚴峻的挑戰，黎巴嫩國內人口只有區區七百萬，卻收容了一百多萬難民，盡管有各個國際組織協助，仍是對黎巴嫩政府一項長期挑戰。

適得其反的籌錢計劃

為了平衡債務，黎巴嫩政府想出了幾個辦法，但顯然更失民心。首先引爆去年抗議導火線的，乃是政府計劃對 Whatsapp 課征每日0.2美元的通訊稅，Whatsapp是黎巴嫩人常用的通訊軟件。即便這0.2美元真的讓政府開征，算上黎巴嫩465萬的手機使用人口，相當于一天93萬美元，一個月近三千萬美元，杯水車薪，但對于生活捉襟見肘的黎巴嫩人，這恐怕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且去年開始就傳出學校教師拖欠薪水的情形，銀行一度暫停提供美元兌換。

第二是外匯管制，由于政府無法控制住匯率，官方為了保障一定程度的民生經濟，給予特定進口商優惠匯率。然而由于黎巴嫩生活物資 80% 依賴進口，未能取得政府匯率的進口物品無疑得提高價格。這是緊急情況下治標不治本又不得已的作法。

第三是尋求外國政府的協助。長期以來黎巴嫩吸引的資金有兩者，海灣國家的房地產投資以及海外黎巴嫩人（粗估有一千多萬人，比國內還多）匯款回國內的資金。然而經濟前景不佳、信用評級下調、以及黎巴嫩國內的貪腐情況都令海外投資卻步，更加上今年一月初開始的新冠疫情，更讓全球經濟受到重大沖擊。盡管伊朗曾一度表示會提供必要協助，但伊朗國內經濟情況也不看好，恐怕幫不上什么忙，更不要說特朗普政府一直威逼利誘黎巴嫩銀行斷開與真主黨的業務，甚至直接制裁有往來的銀行，伊朗根本不太可能成為黎巴嫩的救命稻草。

解決不了的問題根源：教派政治

去年抗議“反建制”聲浪強烈，要求徹底改革政治制度。黎巴嫩的教派政治體制已經被詬病許久，該制度將整個政府從內閣到議員都甚至軍隊以教派比例分配。總統一定是馬龍基督教派，總理是遜尼派，議會議長是什葉派。除這三個主要教派以外，黎巴嫩還有數十個少數教派。這個制度的好處是讓所有人滿意也所有人都不滿意，但弊病也多也很明顯，無法適才所用，有能力的人往往因為教派因素無法擔任合適的職位。所有人都更傾向于為自己的教派謀福利而非國家整體。這就導致黎巴嫩政府效率低下，提供服務極為有限，而且施政往往寸步難行。例如2015-2016年之間的垃圾處理問題抗議，就顯示了黎巴嫩政府連處理垃圾這樣的基礎民生問題都處理不好。而至今黎巴嫩連一條鐵路都蓋不出來，來往城市之間的是極為破舊的韓國面包車，也可以透露出政治問題的盤根錯節。

這套教派政治體制加上1990年戰后的金融化與房地產泡沫，大筆的熱錢、國家預算與公共建設也以“教派”的考量來做分配，優先統治精英的利益，甚至連國際NGO在黎巴嫩運作都難逃這樣獨特的地方政治。許多民眾感受到那些本當是政府提供的基礎設施服務，卻往往被當作教派恩惠來施予。黎巴嫩的地景清楚地刻畫著這樣的教派分配，首都黎巴嫩市中心接近歐洲都市水準，到了南部充滿真主黨的身影，而在這次攻擊銀行的黎波里，則是典型阿拉伯城鎮的雜亂與缺乏建設。根據國際透明組織的報告，黎巴嫩的貪污腐敗指數排名全球第137/180名。錯綜復雜的人際網路（加上教派）以及普遍的貪腐等，不僅讓黎巴嫩經商環境不佳，外國政府機構也不敢任意援助黎巴嫩。

教派政治在黎巴嫩社會的巨大影響力，令今年初組成的技術官僚內閣顯得極為不易，要知道2011-2018由于各教派喬不攏，導致黎巴嫩議會九年以來沒有改選。去年為了弭平抗議聲浪，前總理哈里里引咎下臺，由無黨無派的前教育部長迪亞布（Hassan Diab）接任，在今年一月組成了黎巴嫩難得的技術官僚內閣，政黨色彩淡，不少學術界出身，甚至有著黎巴嫩有史以來最高女性內閣成員比例，迪亞布獲得了真主黨與總統奧恩（Michel Auon）的支持。

如同世界各地的技術官僚命運一樣，黎巴嫩的技術官僚內閣也無法擺脫政治的干擾。去職的哈里里近日就抨擊政府如果未能拯救經濟，應該下臺，并且與周二晚上攻擊銀行的抗議者劃清界限。有人會懷疑這些抗議者與哈里里陣營有所聯系，因為哈里里個人是去年抗議最大的輸家，而且最開始攻擊銀行的城市是北部的黎坡里（Tripoli），是哈里里遜尼派支持者占多數的票倉。示威者通過攻擊銀行等暴力手段來給新政府制造混亂，破壞政府的威信。不過，去年底以及目前的抗議大多數情況都是和平的，把攻擊銀行的行為不能被與大多數抗議者劃上等號。

哈里里能擔任遜尼派未來運動（Al-Mustaqbal）的領導人，很大原因是因為他父親老哈里里（Rafic Hariri）的緣故，老哈里里擔任過兩次總理（1992-98, 2000-04），以個人財富和在海灣國家做建筑事業的人脈關系、私有化、尋租、壓低薪資、摧毀老街區等方式，一手把內戰后滿目瘡痍的貝魯特重新打造成新式高樓大廈林立的城市，不幸他在2004年遭到暗殺。老哈里里開啟了黎巴嫩戰后金融化，并且在過程中加強了教派侍從政治與創造了一批金融精英，這一切構成了今日黎巴嫩今日經濟體制無以為繼的原因。

尾聲

新內閣上任短短三個月，面臨最大的挑戰除了處理財政危機，另一個大挑戰是新冠疫情的爆發。黎巴嫩第一起案例出現在2月21日，目前確診人數為 729 人，死亡 24 人，遠低于南邊以色列的一萬六千人和北邊土耳其的十二萬人，沙特的兩萬四千人。迪亞布內閣很早就采取措施應對，包括關閉非必要場所、宵禁、鼓勵民眾在家等，受到黎巴嫩醫護人員普遍的贊揚。但仍有人擔心指出衛生部門的計劃不明確，信息不充分、醫療系統承載力、檢測能力仍不足以及疫情未到高峰等隱憂。

如今黎巴嫩已經正式向IMF提出貸款申請，但往往一個國家走到IMF這步意味著走投無路。尋求IMF協助意味著黎巴嫩政府并沒有破釜沈舟要改變黎巴嫩畸形的金融化體制，而是透過修修補補，斬斷中下階層賴以為生的補貼來持續這套模式。以一個小國而言，最應該做的是發展本土產業與投資本土基礎建設，通過平衡外貿與發展本地經濟來促成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這些其實需要黎巴嫩放棄固定匯率制、除去貝魯特市中心的房地產泡沫，截斷富裕階層來來去去的資金。以及必要的話，放棄教派各自謀私的政治制度。

黎巴嫩要擺脫由這整個金融與經濟危機恐怕不容易，其問題盤根錯節。低效缺乏競爭力的產業、落后的基礎設施、大批旅居海外的富裕階層、效命金融利益的固定匯率制、共生在西式精英旁的教派政治、中東金錢政治暗流的節點，這些都讓黎巴嫩更像是區域政治、國際金融市場以及本土“離地”精英的人質。今日新內閣尋求IMF協助將不會是黎巴嫩危機的終點，而是這套體制茍延殘喘的一個延續，以及新一輪危機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