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的爆發和蔓延，將身處世界各地的每一個人都牽扯進這場全人類的災難史詩之中。歐洲各國政府從開始的觀望到紛紛進入緊急狀態，歐盟于三月中旬便切斷了同非申根國家的航線往來，歐洲各國政府也紛紛開始加強邊境管制，出臺不同政策，開始了多樣化的抗疫道路。然而在這種不斷回歸的主權國家式的管理中，卻存在著政府對于加強疾病監控和開展公民動員的兩難抉擇。

與此同時，歐洲民眾們紛紛在instagram、twitter等社交媒體上發出“呆在家中，拯救生命（stay home, save lives）”等運動式的隔離號召，積極呼吁居家隔離，呈現了與東亞大政府主導、大規模監控的抗疫歷程完全不同的文化景觀。

如何理解歐洲政府的決策基礎以及在加強疫情管制過程中的治理困境？在“stay home, save lives”運動和歐洲政府多樣化的治理圖景中，是否存在一種個體主體性和國家治理平衡的治理技藝，我們能否看見一條屬于歐洲式的疫情出路？

2020年4月21日，人們在重新開放的波蘭克拉辛基公園散步。 新華社 圖

1.公民權利與決策難題

當19世紀后期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為了穩固自己在德國的黨派地位，平息德國社會日益高漲的共產主義情緒的時候，他肯定想不到其提出的全民健康醫療體系模型成了歐洲健康保障系統的開端。從1883年的健康保險法案，到之后的意外保險法案以及老年和殘疾保險法案，俾斯麥開創的國家社會保障體系覆蓋范圍逐漸變廣。正如他指出的那樣，這一體系的核心原則在于團結（solidarity）、輔助（subsidiarity）和社團主義（corporatism）。而其中，團結旨在雇主和個人根據自己的方式貢獻份額，政府負責幫助無法參與私營醫療保險的人，從而達到全民享有醫療保險。在這樣的治理實踐中，社會伙伴的觀念也逐漸被潛移默化的帶到民眾中來。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目睹了戰爭時期告急的醫療系統和人們生活的苦難，以及戰后廣泛的社會失業、醫療服務、子女撫養等民生問題?；浇堂裰髦髁x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在歐洲大陸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擁護與支持，而在兩者共享的這種同情、平等和團結的價值理念下，對于創建更平等更廣泛的醫療服務體系，成為了人們對戰后反思共同的呼聲。與此同時，英國根據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社會保險以及相關服務的報告，設計了一種基于政府稅收的國民健康服務。在這里，國民醫療服務甚至成為了一種公共利益，而獲取醫療服務也變成了一項公民的基本權利。

之后，這樣的國家醫療體系在歐洲得到了大范圍的推廣，幾乎所有歐盟國家以及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全民醫療體系。在《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basic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中的“團結”一章中寫到：“每個人都有獲得預防性保健的權利，并有權在國家法律和慣例規定的條件下享受醫療待遇……”此外，世界衛生組織的憲章中也強調：“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標準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不應該因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情景而差別對待?！蓖瑯?，正如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博士所說的，全民健康保險是政府對人民的承諾，它表明照顧所有公民是政府的責任。

然而20世紀8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對于福利制度的批判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使得人們對于大政府模式愈加警覺。為了有效避免政府的主觀決策可能導致的錯誤，以及官員黨派出于利益斗爭而權力濫用，通過循證醫學而發展出來的循證決策逐漸變成了民眾和歐盟對歐洲各國政府的制約要求。循證決策要求政策制定過程中應該吸收和使用最新的科學證據，使政策決策更加有效且具有針對性。

近年來歐洲經濟狀況的整體收緊更加拷問了歐洲各國政府對于醫療服務的投入。公共衛生服務作為一個軟性政治目標，沒有強大的專業或商業游說團體，而公共衛生干預的長期和短期利益都往往容易被忽視，存在強大的反對聲音。從而，公共衛生支出在2007年以后歐盟國家的醫療預算削減中首當其沖。比較2009年和2014年衛生支出在公共衛生方面的份額，在幾乎所有可以獲得這段時期數據的歐洲國家，用于公共衛生的衛生支出份額都有所下降。2015年，英國政府直接宣布了近2億英鎊的公共衛生預算削減計劃，使得英國整體的公共衛生的財政應急和人員準備都呈現出疲憊姿態。

在這種提供健康服務的必然要求與政策實施的循證決策下，如何同民眾協商制定共同的目標，博弈不同的政治考量成為了歐洲政府治理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難題。也正因如此，英國帝國理工大學在3月16號發布的新疫情預測結果，其修正了英國政府先前決策模型中采用的中國疫情的基本傳染數和重癥率，采用疫情在意大利爆發的修正參數，直接導致英國政府的防疫策略發生了180°的大轉變。

2.公共健康倫理與治理困境

除了當前醫療體系和政府財政的決策困境，近年來由于歐洲公共衛生的發展，人們對于疾病關注點的轉移，也同樣使得新冠疫情治理過程中政府和民眾的對立更為敏感。

歐洲近代公共衛生理念誕于十九世紀對于城市化和工業革命的反思。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為了解決霍亂以及城市環境惡化的問題，歐洲各地紛紛開始了城市管網和衛生系統的升級改造，并成立了相應的公共衛生委員會。而到了二十世紀中，隨著大規模的疫苗注射以及抗生素的廣泛運用，霍亂、結核病、天花等傳染病在歐洲大陸消失，甚至部分已經成為實驗室和教科書中的存在，使得“西方”陷入了一場科學終將消滅傳染病的迷思。而到了二十世紀中后期，隨著復雜的數理統計方法在現代流行病學的應用，“預期壽命”、“健康損失年”等概念的推廣和豐富，癌癥、心臟病、糖尿病等非傳染性疾病慢慢來到了公共健康討論的中心。

而在現實之外，公共健康的倫理問題也逐漸的脫離了歐洲傳染病的群體想象，進入了一種圍繞身體主權和自我行為的討論。二戰后的紐倫堡審判中，針對參與納粹種族滅絕計劃而在集中營進行人體實驗的醫學實踐行為而確定的紐倫堡守則承認并且強調了個人在健康方面的自由和權利。此外，從歐陸哲學中康德的“絕對律令”延申出來的生命倫理（Bioethik）將公共健康與醫學實踐中的道德價值投向了其決策過程中所依據的準則，進一步強調了患者的個人權利、自主決定原則和醫護人員的醫德規范。在歐洲這場當代倫理爭論中，集體利益和個人公民權利的天平逐漸傾斜。這種對于個體醫學權利的關注直接影響了公眾和政策對于大型傳染疾病管控措施的接受程度。特別是，居家禁令、隔離和強制檢測這樣在物理上能夠直接限制人們行動和干預身體的政策，更是被很多歐洲民眾視作為對自由的威脅。

然而，應對疫情所采取的居家禁令和隔離手段雖然確實限制并且制約了個人自由和身體完整性（body integrity），但并不一定構成對于個體合法人權的侵犯。正如美國健康與人權學者Gruskin所說，當前國際的主要人權框架都來自于二戰后對戰爭的集體反思，其在強調促進和保護基本人權之外，也規定了為了實現更廣泛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而對權利做出限制的合法性。而公共健康便是框架內認可的一項公共利益。此外，在國際人權憲章體系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也指出了在應對如新型冠狀肺炎這樣的公共健康威脅時，“公共利益”能夠優先于個人權利。

盡管法條賦予政府這樣的權利，但當法律設想的極端情形在現實中發生，民眾并不一定樂意買賬。因此我們看到，在俄羅斯境內爆發了多場針對政府防范緊閉的抗議，民眾要求當地政府公布更多的政策實施細節和具體措施。而自法國宣布全國進入戰時封鎖狀態后，法國各地也紛紛爆發了小規模的抗議行動，在巴黎郊區抗議者甚至直接將煙花對準警察。

正如意大利生物倫理學者Sabina Gainotti所指出的，雖然法制框架賦予了政府啟動緊急狀態，部分限制人權和個體自由的權利，但是強制檢查和隔離卻有可能導致人們避開以往信任的衛生機構和健康系統，甚至導致民眾的不配合，造成更廣泛的潛在傳播。只有在治理過程中維護了基本人權，歐洲各國政府在應對大型傳染病和生物恐怖主義期間，才更能凝聚社會信任，促進公共合作。

2020年3月20日，丹麥哥本哈根一家餐廳因疫情暫時關閉，但可以提供外賣服務。新華社 資料

3.“公民社會“的治理與實踐

在上述背景下，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全球疫情時，如何在凝聚社會共識和緩解疫情傳播之間達到平衡成為了歐洲疫情治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共同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官方言論中，出現了美國總統特朗普這樣通過種族主義言論來煽動和挑撥國內不同政治力量的號召，也出現了法國總統馬克龍那種戰爭辭令式的對緊急狀態的強調。然而在這些劍拔弩張的言論之外，歐洲的多樣化治理技藝中還出現了另一種更溫情的聲音。“那些不斷增長的確證案例不是抽象的統計數字，他們是一位位父親或者祖父，一位位母親或者祖母，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我們是一個集體，每一個生命和每一個人都很重要。”德國總統默克爾在面向全國的演講里，語氣沉郁而充滿力量。同樣的，在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Margrethe II）面向全國的略帶嚴肅的講話里，她也說到，“一個人可以傳染給很多人，在這個傳播鏈里，人們會死去。一個孩子可能可能失去他們的祖父母，一個女兒可能失去她的父親，甚至朋友也可能突然不在了。這是我們必須去打破的傳播鏈?！痹谶@些官方呼吁民眾共同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實踐中，“我們”的建構不是基于對他者的敵對與仇視，也不是基于對于疾病戰爭化的想象，而是關注那些更細小的、更基礎的、我們作為社會的聯系。

而這樣的聯系也不止局限于個人家庭里的血緣羈絆，還在于個體同社會中更廣泛的參與和聯系。在英國女王面向全大不列顛人民的講話里，一次次表達她對于堅守在醫院病房里搶救生命的醫護人員和為了社會能夠不因為隔離而停擺的基層工作者的感謝。波蘭政府和丹麥政府也在每日的新聞播報中向公民們積極地描述醫護人員、警察、零售業等公共行業人員為了社會更好地應對肺炎所作出的努力，與政府對于他們提供的幫助和保護。在這樣更廣泛的社會聯系里，“我們“跨過了以家庭關系為核心的血緣羈絆，成為了一種更具有活力的社會機體。

另一方面，為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可能針對種族、病患的歧視，歐洲政府也展開了對種族主義勢力的抨擊，歐盟人權署緊急發布了《歐洲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基本人權影響報告》，指責部分媒體和團體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對于華裔和亞裔群體的排外心態和種族主義歧視。波蘭前副總統更是直接撰寫文章譴責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抬頭。丹麥政府也在新冠的政府通報中向民眾解釋道，“亞洲人戴口罩是出于一種禮貌“，通過傳達不同文化下的行為內涵，而謀求社會的共同理解。為了讓消減人們對于病患的歧視情緒，我們可以看到疫情前期歐洲科學界與政府對于老年人死亡率的強調，以及對于“無癥狀感染者”的關注。“無癥狀感染者”模糊了“健康人”和“攜帶者”的邊界，正如在冰島政府對于新型冠狀病毒的目標中強調的那樣，每一個沒有癥狀的“健康人”都有可能是“攜帶者”，而其中“患者”只不過是由于病毒感染惡化原有基礎疾病的脆弱群體。他們不是“病毒主要傳播者”，而是需要我們共同幫助和照顧的人。在這樣的治理實踐中，作為社會的“我們”能夠更有機會跨越意識形態、疾病和種族的邊界，回歸社會機體中切實的存在。

而政府的治理技藝顯然不止于強調社會的共識，更重要的是通過不斷的溝通與協商，促進民眾對于政策的共同理解，來調動個人的能動和主體性，促進更廣泛的社會合作。波蘭政府坦誠表示由于波蘭相對脆弱的衛生系統，因此在國內尚只有百例確診的時候就封閉了同周邊國家的交通往來，并且考慮到滯留海外的波蘭公民可能必要時接受不到需要的醫療服務，波蘭政府聯合波蘭航空展開了全球范圍內的“撤僑”行動。公民自己決定并且承擔返程費用，但由于疫情時期政府的直接涉入，返程機票都限制在了相對合理的水平。

波蘭總統安杰伊?杜達（Andrzej Duda）一直強調，“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每個公民都要負起責任來”，他呼吁波蘭所有公民要關心并幫助身邊脆弱的老年人，不要讓他們暴露于風險之中。了解到東亞戴口罩對疫情有效抑制的經驗后，波蘭政府公開表示，由于波蘭國內本身的口罩物資緊缺，因此不強制戴口罩，但建議大家將口罩留給更需要的人，官方還積極向民眾介紹手工制作口罩的方法。而等到后期波蘭的口罩供應充足后，“進入公共場所必須戴口罩”才成為了官方規定。而波蘭當局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不僅在國內得到了高漲的民意支持，在國外也得到了很多媒體的贊許。

同樣，丹麥作為歐洲第二個宣布關閉國界線的國家，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針對新冠疫情爆發也非常迅速地做出了關閉學校、公共餐廳、增加公共交通頻率的等政策反應。在政策通報的記者會上，她也向公眾坦言，由于疫情的局勢和發展，我們當前無法做到將疾病徹底消滅，因此防疫的目標在于盡可能的放緩疾病的傳播；并且強調我們作為一個集體，有責任也有義務去保護我們社區中最脆弱的人。政府在專門的新冠網站上詳細呈現了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有關事實、政府應對爆發所部署的具體策略、出現疑似癥狀的應對辦法以及針對風險人群的特殊關照與說明，等等。由于應對疫情的積極反應，作為丹麥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首相，她的支持率已經翻了一番，超過80%。

而作為歐洲最晚關閉國界的國家，冰島直接向民眾說明，政府一開始采取的措施就是為了放緩疫情對于醫療系統的壓力，以便冰島的醫療系統可以為所有人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由于較小的人口基數，冰島當局一開始就激進地采取了大規模的病毒檢測。無論是否有癥狀，公民們都可以免費的獲得病毒檢測的機會。4月初，就有超過1.8萬人得到了檢測，接近全國人口的5%。通過積極的與民眾溝通、發布科學建議和明確共同參與的疫情責任，冰島在疫情期間甚至沒有強制關閉所有公共場所，而目前確診人數更是早已過了爆發期，進入了疫情防控的收尾階段。

在上述歐洲國家的實踐中，我們看到通過不斷的溝通與勸誡，明確社會對于疫情的共同目標，細化政府和公民各自的“責任“和”義務“，治理技藝在這里完成了社會動員的最終閉環。在這樣的治理實踐中，公民身份完成了重新的建構，而政府應對新冠所推行的具體政策也實現了一種”律令”式的社會倫理轉型。“保持社交距離”和”居家禁令“也不再是政府強迫下的對于身體的侵犯，而成為了大家需要去共同承擔的為了打破疫情傳播鏈和守護“我們”社區的公民責任。政府通過不斷地溝通與協商，來明確責任，創造“附近感“，讓民眾們彼此看見、彼此守望、彼此支持，從而完成一種“去個體原子化“的實踐。

不可否認，這種對于民眾自發動員遵守疫情規定的期待在緊急時刻欠缺效率，并且并非放之四海皆準，而是需要較為深厚的公民社會基礎。但在政府的這種對于“附近”和“我們”的營造里，涌現出的是更自發且具有生命力的社會互助與彼此支持，從“stay home, save lives“這樣的倡議式社會運動，到網絡上青年們自發組織的情感互助和志愿團隊，都是鮮明的例證。僅在波蘭，就已經注冊了超過十萬的青年志愿者，為所有老人、被隔離者和所有需要幫助的人提供社會援助；德波邊境有志愿者們為堵車的司機提供自制食物；在波茲南服裝學院的老師在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縫制口罩；民眾和公司也自發的向醫院提供防護用具……一場更具溫情的社會動員由此可見形成。

這種社會關系的實踐也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美國政治理論學者本杰明?巴伯對“強民主公民社會“的描述。在其著作在《我們的家園》（A Place For Us）中，“公民社會”作為一種”自發的人類交往空間（the space of uncoerced human association）”，獨立于市場關系和政治身份之外，并對這兩者形成補充。政府通過積極的滋養、保護和鼓勵公民活動，使得人們自愿而包容地形成“我們”這個共同體。政府作為公民社會的臂膀，而公民社會作為政府的軀干，當危機來臨時，彼此能夠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

如今，我們迎來了默克爾所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我們最大的挑戰”。疫情的大爆發使得全球衛生系統紛紛進入超負荷狀態，但我們看到全球的醫療衛生工作者紛紛行動起來，大家快速地分享同新型冠狀病毒和肺炎有關的知識和經驗，奔赴疫情嚴重的地區提供幫助。我們看到武漢封城時期人們的脆弱和守望，看到歐洲和美國疫情里不斷攀升的感染和死亡人數，看到非洲薄弱的醫療系統，低端全球化的返鄉勞工。第二第三世界的掙扎和吶喊，看到更多構建于社會身份差異而帶來的不平等。我們能否在這種對個體和他者生命脆弱不安的看見里，構建一種跨越國別、政治身份、意識形態的全球性的倫理觀念？新冠的全球爆發打破著我們對于每一個“孤島”的想象，也使得我們每一個人共同存在于這場對于健康、身體與死亡的反思之中。在全球化與全球流動已經勢不可擋的未來，我們需要放下哪些固守的成見，超越哪些已有的邊界，去共同創建一個怎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