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范軍 中國出版史研究

本文發表于《中國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一期，總第19期

著名學者、南開大學教授羅宗強先生于4月29日13點50分在天津安詳離世，享年90歲。羅宗強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國文學思想史、中國古代士人心態研究，成就斐然。先生逝世，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不勝痛悼！

關于出版思想史研究的幾點思考

知識 | 思想

【摘要】出版的力量來自知識，更來自思想。中外出版史研究首先應該是出版思想史的研究。我國目前的出版思想史研究還不夠深入、全面和系統，亟須加強。深化出版思想史的研究既需要梳理和總結既有的相關成果并加以提升，也有必要改進研究方法，加大力度引進國外出版史方面的相關著作，還需要厘清與出版思想、出版史和出版學學科有關的若干概念和問題，做好出版學科正本清源的基礎性工作。

【關鍵詞】出版史；出版思想；出版思想史

2019年8月18日，北京師范大學組織召開了“一帶一路2019學術出版國際論壇暨《中外出版原著選讀》首發式”。8月17日我到北京以后，提前從萬安倫教授那里拿到他主編的兩大本《中外出版原著選讀》（以下簡稱《選讀》，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立馬挑燈夜讀。因為篇幅較大，當時我只看了序言、目錄以及部分正文，感覺這個選題很好，創意和角度都很新穎，值得好好學習。粗略翻閱后，給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富啟發的是“出版思想”部分。會后，又進一步認真閱讀了《選讀》的其他部分，受益良多。

《選讀》無論是中國卷，還是外國卷，總計140篇原文都按照“出版思想”“出版載體”“出版符號”“出版技術”“出版活動及成就”以及“出版制度及版權”6大板塊進行編排，所選文獻均包括“原文”和“導讀”。這樣的分類排列與他主編的《中外出版史》體例設計有類似之處，有“思想引領”和“制度兜底”的考量。確實，在中外出版史研究中，“思想”和“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兩個維度，是重點中的重點。關于出版企業制度史（當然，制度還包括宏觀管理制度及相關法律制度）我本人下過一些功夫，有些心得，這里不展開。此處，我想重點談談出版史研究中“出版思想”問題，但只是一些零星的感悟，不成系統，可稱為“斷想”或“散論”。

一

第一，中外出版思想史的研究亟待加強，而出版史首先應該是出版思想史。

應該說，最近這些年來，中國大陸的中外出版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出版史的編纂與刊行，取得了明顯的進步，成就有目共睹。無論是多個版本的中國出版通史的刊刻，還是若干出版斷代史的推出；無論是肖東發等著九卷本《中國出版通史》（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年版）的宏大工程，還是吳永貴主編的上下兩冊《中國出版史》（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的國家高校規劃暨精品教材，抑或是各種出版專題史的異彩紛呈，都展示了出版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實力和影響。但是其中絕大多數論著對出版思想的重視、挖掘和探析，都還遠遠不夠，有的基本沒有涉及。查閱2014年中國書籍出版社修訂再版的《出版詞典》，在“出版基礎”板塊中，并沒有“出版思想”這個條目，只有一條“出版工作指導思想”，這個詞條與“出版思想”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倒是在“編輯基礎”板塊中，專門設有一個“編輯思想”的詞條。早些年翻譯出版的日本學者布川、角左衛門主編的《簡明出版百科詞典》（中國書籍出版社1990年版）在“出版理論一般”這個板塊中，詞條有“出版文化”“出版倫理”“言論出版自由”等，但同樣沒見“出版思想”。

克羅齊講，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在他看來，我們只能以今天的心靈去思考過去。深受克羅齊影響的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更是強調“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那意思是說：人們必須歷史地去思想，也就是必須思想古人做某一件事時是怎么想的。由此而推導出的系論便是：可能成其為歷史知識的對象的，就只是思想，而不是任何別的東西。例如，政治史就是而且只能是政治思想史。當然，這并不是指政治史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政治思想史，即政治理論或政治學說的歷史，而是指人們在進行政治活動時，他們頭腦中所進行的思想，或他們是怎么想的。這里也許可以用一個流行的比喻說法，即：思想是靈魂，抽掉了思想，歷史或史學就將剩下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西方和中國史學界都有人在肯定科林伍德這一觀點的基礎上，提出過一些批評。主要是他所說的只有重演古人的思想才能理解歷史的觀點，除了事實上的難度，還有其他方面的偏頗。但值得重視的是其基本觀點——“人的心靈是由思想構成的”，歷史事件則是人們思想所表現的行動——對我們研究歷史、研究中外出版史無疑有重要的啟示。對科林伍德的理論，不能簡單照搬，也不能徹底否定，而應是加以揚棄，批判性地吸收借鑒才對。

R.G.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

舉一個例子。我們講新中國出版史，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新時期出版發展史，一些重要出版物、杰出出版人是繞不過去的，如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出的“走向世界叢書”及其策劃者、運作者鐘叔河先生。當時編輯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計36種、800萬字，受到學術界的廣泛贊譽，曾獲“中國圖書獎”、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叢書獎等榮譽。為完成出版使命，經過長期的籌備和醞釀，岳麓書社于2016年底推出“走向世界叢書（續編）”，計60余種。至此100種圖書正式出齊。該大型叢書出齊時，曾有這樣的評說：這是一位老出版家畢生為之的精神碩果；是一項跨世紀的學術編輯工程；是一套來自東方的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的實錄”；是一段中西文化碰撞的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交流史；是一劑幫助國人“打開門窗而又防止傷風感冒”的藥散；是一份富有思想性、科學性和創造性的古籍典范！今天來研究這套書，研究鐘叔河，就不能只探究叢書是如何策劃、如何編輯、如何加工、如何營銷的，我們更需要弄清楚背后的“為什么”，這個“為什么”就是鐘叔河的“出版思想”。好在他留下了一本《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這是他為自己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所作敘論的結集。在每種書(或相關的幾種書)之前，作為主編者都寫下了長篇的敘論（導論），另有叢書的總序，向讀者揭示書的意義與價值，做很有啟發性的導讀工作，這些文章都是在進行深入細致的學術研究之后寫成的，很深刻地展示了編者的出版思想。這本書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2002年岳麓書社刊行了修訂本。李一氓在“序”中，說這些敘論，“文筆流暢，論斷精當”，尤有意義，兼具“思想性、科學性和創造性”，“可稱為整理古籍的模范”。鐘叔河另有《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一書曾由中華書局出版，平生從不為人作序的錢鍾書先生欣然為該書撰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隆重推介。我想，在編輯出版史上，無論是中外還是古今，這樣的例子都可以找出一些來的，這正是出版思想史的寶貴資源。

二

第二，出版的力量來自知識，更來自思想。

著名作家陳忠實說過一句話：文學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這句話用在出版上也是合適的。我們很贊同老出版人劉杲先生的說法：出版，經濟是手段，文化是目的。文化是出版的命，是出版的魂。作為出版活動核心的“文化”，我認為主要包括“知識”和“思想”。人們常說，知識就是力量，其實在很多時候思想更有力量。中外出版史上的無數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文章指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這是從根本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否定。這場討論沖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為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做了重要的理論準備。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我們認為不是一種知識，而是思想，是觀念。文章在報紙上刊行，思想借出版載體廣為傳播，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力量。

另一個例子是《讀書》雜志。《讀書》創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雜志。《讀書》關注書里書外的人和事，探討大書小書涉及的社會文化問題，推介不同知識領域的獨立思考，展示各種聲音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向以引領思潮為己任。它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思想文化變遷的見證者，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尤其有影響。不太懂行的人往往把它視為一種圖書評論刊物，其實“書”只是一個引子，“思想文化”才是它的根本所在，思想的力量才是它廣為傳播、影響深遠的重要原因。這本被稱為“新啟蒙時代”象征的雜志，陳平原說“我曾妄加揣測，《讀書》的辦刊方針，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體上神往的則是《語絲》”。在80年代，披肩發、超短裙都看成是自由化的表現，思想的禁錮尚未被完全打破。乍暖還寒，新舊交織。‘讀書無禁區’——《讀書》創刊號上一篇文章的標題，當時自然引發軒然大波，成為‘事件’。當然，它亦成為新啟蒙時代最為標志性的口號、文化知識界的‘集體記憶’”。面對波瀾，作為回應，時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代局長的陳翰伯親自撰文，重申辦刊宗旨，坦蕩地堅持“讀書無禁區”的主張，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絕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聽憑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辦法，更是不足為訓。我們愿意和讀者一起在激蕩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點智慧來……《讀書》雜志的品格由此定型。看了這些，我們才能更深刻地體會為什么在80年代，有“不讀《讀書》不是讀書人”的說法了。正因此故，紀念改革開放30年時，中國出版集團所屬各社分別編選紀念文集，三聯書店那冊叫《守望家園》，寫《讀書》雜志那節標題為“新啟蒙：從《讀書》雜志開始”，十分精到和恰當。

《讀書》雜志創刊號

報紙、刊物的力量來自思想，圖書出版何嘗不是如此呢！談到商務印書館，不得不談及“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它是商務印書館最為知名的社科學術品牌，也是改革開放以來規模最為宏大、品格高蹈卓拔的一套思想譯叢，曾被胡喬木贊許為“對我國學術文化有基本建設意義的重大工程”，并成為一個時代的標志。叢書將國外上下古今數千年來豐富精深的學術思想引入中國，開闊了幾代讀者的視野，滋養了幾代學人的情操，陳原贊許它為“迄今為止，人類已經達到過的精神世界”。叢書的翻譯出版，前后歷時80余年，剛好伴隨著我國兩次大的思想啟蒙運動，一次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嚴復等先行者睜眼看世界，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有研究者指出：“‘漢譯名著’的出版……使青年知識分子獲得較系統的歷史展示，進而編制屬于自己的觀念之網。憲政共和與民主自由等觀念浸入心脾，理性精神與邏輯思維照耀大腦，歷史、地理的事實或理論耐人咀嚼，美學、文藝的光芒則讓眼睛充滿驚訝與歡喜。我的一個朋友曾購買‘漢譯名著’中過半數的著作，他說：‘在一個思想匱乏的時代里，艱難地閱讀那些半懂不懂的文字，其實是透過一扇并不完全透明的窗子窺視思想者與外界的樣貌，從而產生無數想象與變形。這種想象與變形所構成的好奇與誤解，使得我們這代人當中，很多走上了思想之路。’”引進文明的火種，傳播不朽的精神，出版因此而神圣，出版人因此而崇高。

我想這一類典型例證在中外出版史上都還不少，日本的“巖波文庫”、德國的“彩虹”書系等，其價值與影響自然也不僅僅在于知識的積累和傳遞，更不限于商業的利益。2012年，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美國學者理查德B.謝爾的著作《啟蒙與出版：蘇格蘭作家和18世紀英國、愛爾蘭、美國的出版商》中譯本。國內有專家認為：“謝爾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通過蘇格蘭啟蒙書籍的出版模式和重印情況來探討作者與書商的活動如何使啟蒙思想廣為傳播，并使蘇格蘭文人共和國名揚天下。”顯而易見，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個案中，思想啟蒙與出版繁榮是互生共榮、相互促進的關系，可以說是出版讓思想插上翅膀。出版人的價值也因此而得以提高，精神得到升華。

三

第三，加強出版思想史研究需要梳理和總結既有的相關成果。

我們講出版思想史研究方面薄弱，并不是說出版學界完全沒有關注它，完全沒有相應的成果，只是從重視的程度、學術的自覺程度、專門史的意識等方面看還有很大欠缺。早在1991年，陳子伶就在《中國出版》第2期撰文《必須加強出版思想研究》，敏銳意識到出版思想的重要價值。2001年，曾撰寫《編輯學概論》的潘樹廣先生嘗試研究個別出版家的出版思想，并明確倡導出版思想史的研究。他說：“自1985年至今，我國已有近10種出版通史問世。這些論著，無論在史料上或是理論上，都給人以深刻的啟迪，有力地推動了出版學的繁榮和深入發展。筆者是這類論著的忠實讀者，獲益良多，同時又隱約感到一點不滿足：以往的出版史研究，似偏重于歷代出版家的出版活動和業績，而對他們出版思想的論述則比較薄弱。”“出版思想，是出版主體（編輯、印刷者、發行人以及參與出版活動的作者）對出版各環節、各要素的理性認識。”如果我們“由點及面，把大、中、小出版家的出版思想史料進行系統的搜集、分析”，并在梳理的基礎上，“站在當代出版理論的前沿予以科學的分析，系統闡述歷代出版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探尋其發展規律”，則功莫大焉。“這是一種理性的追蹤，它有助于從根本上把握歷代出版活動的成因，推動出版史研究的深化。”作者還聯系其他學科，提出加強出版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與可能性：“這是一項重要的基礎研究，正好比有了《經濟史》還需要有《經濟思想史》，有了《文學史》還需要有《文學思想史》一樣，筆者深信，隨著出版思想史的深入，出版學的理論體系將建構得更為完備。”通過知網，以“出版思想”為檢索詞，檢索到文章標題中含“出版思想”（包括“新聞出版思想”“編輯出版思想”等）總計有124篇，其中絕大部分是有關出版家、出版人出版思想的個案分析。用“出版觀”“出版理念”這兩個意思與“出版思想”最為相近的詞語為檢索詞，搜索后分別得到60篇、90篇。應該說，關于出版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中國出版家出版思想的個案解析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礎。

近些年來，無論是研究中國還是外國的，也不論是專著還是論文，有關出版思想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了，特別是關于出版家的研究方面，往往要涉及相關人物的出版思想和理念。比如，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就在2009年12月出版了吳迪的《王益出版思想與當代中國出版業》、朱永剛的《王云五的出版經營管理思想與實踐》兩部與出版思想相關的專著。而更成規模、更有系統、影響也更大的論著是由吳平、錢榮貴兩位教授主編，學習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的三卷本《中國編輯思想史》。作者這樣界定“編輯思想”：“是編輯主體的觀念和獨創性見解，是編輯家對客觀編輯工作的認識，具體體現在書籍編輯原則和方法上，包括資料的取舍標準、編輯體例選擇、整體設計理念等。”“編輯思想”可以說包含于“出版思想”之中，但“出版思想”的內涵和外延并不等同于“編輯思想”。“出版學”與“編輯學”的關系到底是什么樣的，學界對此一直有爭議。二者是并列關系，還是包含關系，或者是其他關系，似乎意見并不統一。那么，我們現在研究出版思想史也可能面臨一些類似的問題，需要厘清概念、科學分類，從邏輯上、學科體系上做好基礎研究。因此，出版思想史的研究也還有待于出版學基本理論研究的深化。

四

第四，加強出版思想史研究尤其需要引進國外出版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我在《深化出版史研究之淺見》（載《出版參考》2019年第4期）一文中，專門提到這個問題，并指出，中國出版史學近些年也一直在注重放眼世界，積極引進西方出版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商務印書館、北京大學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等都推出了相關的系列譯介叢書，張志強、何朝暉等出版學專家在這方面用力甚勤，擘畫運作，沾溉學林。一些閱讀史、印刷史、出版社會史方面的專著，一些重要出版家、編輯家的傳記、自傳陸續譯介過來，大大開闊了國人的視野，為出版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豐富而鮮活的史料。筆者手頭就有編輯家、出版家的評傳、回憶錄中譯本若干，包括《為書籍的一生》《天才的編輯》《貝塔斯曼背后的家族》《讀者文摘傳奇》《出版巨子和他的作家們——杰克·麥克萊蘭傳記》《歌德與出版商》《阿爾班·米歇爾：一個出版人的傳奇》《我與蘭登書屋：貝內特·瑟夫回憶錄》《加斯東·伽利瑪：半個世紀的法國出版史》《特立獨行的企鵝——艾倫·萊恩與他的時代》《巖波茂雄傳》《我與巖波書店》《一本之道》等。這方面的譯介還需要持之以恒做下去，同時也需要對相關翻譯成果的深度理解和創造性運用。它們都是外國出版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原材料，其多方面價值有待進一步開發。

但進一步加強相關成果譯介的頂層設計，做好中長期規劃，有組織、有計劃地加以實施仍然需要大家同心協力。現在的空白點還不少，比如，關于法國年鑒學派、新文化史相關成果的譯介，法國的印刷史、書籍史、書籍社會學等方面論著已多有翻譯出版，但四卷本的《法國出版史》、同樣是四卷本的《法國編輯史》至今沒有引進。至于世界大學出版機構，人們言必稱牛津、劍橋，但部頭很大、史料豐贍的《劍橋大學出版社社史》早有英文本，至今未譯介過來。至于英國學者寫的《英國出版史》，韓國學者寫的《韓國印刷史》等，似也有翻譯出版之必要。今天國內還沒有一本像樣的獨立成書的《外國出版史》《歐美出版史》之類的學術專著，這與我們對國外出版史學成果的翻譯不足也有一定關系。二戰以后，美國崛起，其地位和影響他國無法相比。但至今為止，我們看到有數種美國新聞史方面的論著的中譯本，卻沒有一種《美國出版史》，哪怕比較簡明的譯本也沒有。我們的近鄰韓國一直高度重視出版史和出版文化，辦有專門的《出版文化》雜志，相關成果也比較豐富，但迄今為止我國對韓國出版文化及歷史的研究還是十分薄弱。

國內書名為《中外出版史》的，現有兩個版本，一個是肖東發、于文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另一個是萬安倫所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出版。后者突出出版載體的作用，將中國、外國打通，以硬質、軟質、虛擬的三分結構模型來勾勒出版歷史，這是一種新探索，也帶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示和思考。如果作為大學教材或者學術論著，我個人還是更習慣將中國與外國的出版史分開來論述，盡管寫作時可以中外互相觀照，適當比較。前者在“前言”中自稱最能體現教材新意的還是“外國出版史”部分，對此我也比較認可。編者說：“外國出版史可謂橫跨五大洲、縱貫五千年，如果我們對各國的出版歷史逐一介紹，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因此，我們嘗試以英、美、法、德、日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出版歷史作為主要史料來源，打破國別界限，不拘泥于細枝末節，力圖勾勒出外國圖書出版業千年發展的主要線索和基本規律，這一點也與我們研究外國出版史的主要目的相吻合。”編者結合國外出版史研究的學科傳統和外國出版史的整體特征，按照出版業的發展水平和特點分為古代、中世紀、近代和現代幾個階段，論述展示出版業在不同階段的特點和階段性的演變規律。這個嘗試應該說還是比較成功的，但也有需要加強之處，比如對不同時期、不同出版機構及重要出版家出版思想的探討就還顯得不足。

與此類似，國內出版學界對外國出版家的出版思想研究一直非常薄弱。我們從知網搜到的這方面論文僅有寥寥幾篇，包括萬昌華的《杰佛遜的言論、新聞及出版思想的歷史考察》（《泰山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汪麗影的《巖波茂雄的出版活動與出版思想》（《編輯之友》2015年第4期）、張志和張志強的《論綏青的出版思想》（《出版與印刷》2017年第3期）等。出版思想史的研究需要以出版家個案的解剖、出版機構個案的分析、國別出版史的探討等為基礎，這方面的基礎性工作還遠沒有完成。

五

第五，加強出版思想史的研究既需要重視出版人的言論和著述，也需要關注其出版實踐活動及其成果。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明代文學思想史》

這一點是我從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得到的啟示。20世紀80年代南開大學羅宗強教授出版了《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當時在中國文學史界乃至整個文史領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一個突破就是他將傳統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史研究結合起來。過去文學史重點講作家作品、文學流派和風格等，而理論批評史講作家的理論主張和思想觀點，后者往往要有專題的文章和專門的著述。因此，過去文學史如講唐代，李白無疑是要設置專章的，但這樣的大詩人在文學批評史上就見不到蹤影，因為他的詩文里基本沒有涉及文學主張的理論性文字。其實，李白是有自己審美主張和文學理念的，他的文學思想主要是反映在他的創作實踐中，其文學思想是可以從詩文作品、文學活動中歸納提煉的。類似的例子在古代作家中還有不少。

羅先生寫文學思想史，就不僅重視成形的理論文字所表達的文學思想，還重視從作家豐富的創作實踐中總結歸納其文學思想、審美觀念，令人耳目一新。該書出版后，《中國社會科學》刊發的書評指出：“它在方法上的一個顯著特色，是將古代作家在創作實踐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納入理論批評的領域，在文學思想史這一新的范疇中予以深入考察，從而對古代文學理論批評范疇有所拓展。采用這種觀察問題的方法，其實也獲得了一個新的批評標準。這就是對文學思想的闡釋和評價，不是僅僅停留在理論和概念上面，而是聯系實際創作傾向一并探討，這就有可能發現許多新問題，同時對舊有問題的理解也往往能產生認識上的飛躍，促使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工作在現有的基礎上推進一步。”

我想，中外出版思想史的研究也有這個問題，也可以借鑒這種方法和研究思路。像張元濟、陸費逵、王云五、舒新城、葉圣陶，還有魯迅、張靜廬、巴金、趙家璧等著名出版家，都留下了一些談論出版的文字，探討他們的出版思想相對容易，但還有些人我們很難看到其關涉出版的理論文章和著作，是不是他們就不重要、就沒有出版思想呢？顯然不是的。比如講民國出版企業往往是所謂“商中世大開”，關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的一些著名出版人人們關注較多，其出版思想也容易引起重視。但像排行第三、第四的世界書局和大東書局的沈知方、呂子泉等人，還有像熱心文化出版事業的李小峰、吳朗西、邵洵美、徐志摩等人，他們有沒有自己的出版主張，有沒有自己的文化思想呢？毫無疑問是有的，這就不能僅僅從他們留下的個人著述中去找，而更多地需要深入到他們的出版實踐活動中，深入到他們留下的出版物中爬梳和提煉。

六

最后，我想談談對《中外出版原著選讀》修訂完善的建議。

在《選讀》的首發式上，不少專家包括中國編輯學會會長郝振省先生等都給予該書很高的評價，這項有開創意義的工作確實難能可貴，圖書的推廣發行也需要加大力度。正因為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以借鑒，因此編選這樣一本有一定難度的《選讀》就有一個探索和完善的過程。下面的建議主要是針對“出版思想”板塊，但對其他幾方面的選文或許也有點參考價值。

原著選讀首先要解決的是選文標準問題。《選讀》編選者說是考慮古今中外出版著作的“原始性”和“原點性”。因為編者沒有對這兩“性”進行內涵與外延的說明，有的問題我們就不太好把握。所謂“原始”，《現代漢語詞典》上列出兩個義項：“1）最初的，第一手的：原始記錄，原始資料。2）最古老的；未開發的；未開化的：原始動物；原始社會；原始森林。”我理解，《選讀》講的“原始性”可能強調的就是最初的、第一手的。而什么是“原點”，《現代漢語詞典》上居然沒有這個詞語，是指最初出發的地點，還是指最早的本子，如“原稿；底本”（這叫“原本”），不很清楚。看來，這個“原點性”很容易引起誤解；再者，什么樣的著作有“原點性”，哪些又不具備“原點性”，因為概念還不清楚就容易讓人困惑。武漢大學馮天瑜教授曾首創“元典”一詞，他提出的“文化元典”和“中華元典精神”很有影響，還出版過《中華元典精神》《中國元典文化十六講》。他所謂“元典”有“首典”“始典”“基本之典”等含義。在中華文化系統中，他認為堪稱元典的只有《易》、《詩》、《書》、《樂》（已經失傳）、《春秋》等經典，還有《論語》《老子》《孟子》《墨子》《莊子》等少數先秦重要典籍。其他一般不好稱為“元典”。出版著作中有無這樣的“元典”，恐怕不好說。

我個人更傾向于這種配合教材的原著選讀使用的權威性、經典性、代表性。因為出版學本身的不成熟，出版史研究歷史的短暫，這些出版理論著述的權威性、經典性和代表性往往還不好把握，難以達成共識。這里的經典性、權威性其實是有某種內在聯系的。《選讀》（中國卷）中“出版思想”一欄選了9篇文獻，其中就有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初等高等小學堂國文教科書緣起和編輯大意》，這篇是否可以代表晚清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思想就不是很好說。我以為作為老商務“靈魂”人物、中國近現代出版文化第一人的張元濟應該有一兩篇來體現其“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書林努力來”的出版理念。商務印書館2011年9月已經出版了《張元濟論出版》，他的10卷本全集也早已問世，要選他的重要的出版類文章應該是不難的。而對于中華書局及其代表性人物，《選讀》也沒有收錄相關文章，似乎可以在修訂時考慮補充和豐富。因為中華書局的創辦者陸費逵不僅是大名鼎鼎的出版家，也是有鮮明的文化理念和經營思想的著名出版思想家，他這方面的專著、文章還真不少，有的甚至成為了廣為人知、引用最多的“經典”和“金句”，比如這段話：

陸費逵文選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大些。

這段文字出自那篇有名的《〈書業商會二十周年紀念冊〉序》。陸費逵的另外幾篇如《中華書局宣言書》《我為什么獻身書業》《書業商之修養》，都體現了他不同凡響的出版理念和崇高的價值追求，是現代出版思想史上極為重要的文本，當然不可忽視。

至于選文的代表性，我以為也是需要認真考慮的。《選讀》（外國卷）“出版思想”欄目下也選了9篇文獻，其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文章占了4篇，加上蘇聯伊林的《提高書籍出版工作的質量》，此外就只有法國的《言論與自由》《關于出版自由》，美國的《曾格誹謗案辯護詞》，加拿大的《帝國與傳播·緒論》。從這個目錄看，它還是很難代表從上古到當代出版家的各種出版思想。僅僅是西方，就有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還有19世紀以來的，如何選擇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別、不同類型的出版家有關出版思想的代表性論述，確實是需要在仔細研讀大量相關文獻基礎上精挑細選、審慎抉擇的。中國部分，拿古代來說，有所謂官刻、坊刻、私刻（家刻）三大系統，各自的出版理念和價值取向是明顯不同的，怎樣選取能代表各類刻書家的出版思想和文化理念的文章，也很考驗功夫的。此外，諸如政治家的出版思想，教育家型的出版人的出版思想，職業出版家的出版思想，等等，都是需要予以關注、區別對待的。

順便可以討論的是，《選讀》“序言”中提出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核心組成——“三原一方”。因為作者強調它們是一個“基本邏輯框架”，那就有必要弄清楚這四者的內在邏輯關系。竊以為，所謂“三原”——原史、原著、原理——其實并不在一個邏輯層面上。那么它們之間是并列或平行關系，還是包含關系，抑或是遞進關系？什么是“原史”，什么又不是“原史”？各種“原著”能否作為每一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的核心組成部分，是需要作出充分論證的。例如文學作品是不是文學學科的核心部分，估計在大學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就會有不同的認識。又如文藝學，“一般認為，文藝學有三個組成部分：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這三個部分都與文學作品相關，但作品本身不是文藝學學科體系的核心要件。至于方法論確實對每門學科都很重要，而什么是方法論、哪些不屬于方法論，也都需要厘清。作者目前列舉的文學學科中的比較文學、寫作，歷史學中的史料學、考古學，哲學學科中的邏輯學、分析哲學等，好像不宜簡單地說它們屬于“方法論”的課程，至少有些明顯不屬于方法論的范疇。這些也是出版學學科建設要好好厘清的基本問題，看來正本清源的基礎工作還任重道遠。出版學、出版史研究要深化，要逐步走向成熟，這些基本理論問題確實是需要進行深入細致的探究。

作者范軍，《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主編、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刊載于《中國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1期（總第19期）。

原標題：《紀念羅宗強先生 | 思想是相通的：出版思想史與文學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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