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組織和運作的機制相互契合，進一步強化了資本的力量并持續影響著當下的勞動者們。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的資本主義的基礎正從工業制造轉向信息業和服務業，而數字技術正是這一轉向的根本驅動力。在當下，全球的勞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中，資本也通過數字技術實現了對勞動力的控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姚建華副教授主編的《媒介和數字勞工研究：西方的視角》叢書的出版探討了當下的數字技術革新所帶來的一系列勞工問題。本文為曾任加拿大傳播與社會研究主席、加拿大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為本書所做的總序，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信息技術正在發生巨變，數字世界的下一步革命對世界秩序的影響可能要遠遠大于之前的互聯網。這是因為新的技術帶來了三個強有力且相互聯系的系統：云計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和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Things）（Mosco，2014；Greengard，2015）。它們將數據存儲和服務集中于眾多的數字化工廠手中，用來處理海量的由網絡傳感器所收集的信息——這些傳感器可能嵌置于消費者、生產部門和辦公室的設備亦或活著的個體之中。這些改變帶來了大量的挑戰，尤其是對勞工來說，而很少有學者意識到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什么這套聚焦于數字勞工的叢書是如此之及時和至關重要的原因。

技術對于工作的影響已經被討論了很多年，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計算機科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提出自動化而導致大量工作機會流失，引發了公眾對此議題大規模的探討（Wiener，1948）。不可否認的是，數字技術正在，并可能持續創造出就業的機會，它們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構建連接全球的大型數據網絡；其二，數據中心內部的崗位；其三，對由互聯網連接起來的實體進行控制、維持和監控所需的涉及傳統基礎設施的工作。然而，今天新的技術有多得多的機會來抵消人類的勞動，尤其是專業知識勞動。事實上，一位資深的咨詢師將云計算定義為“僅僅是你的信息技術運作過程外包的下一步”（McKendrick，2013）。這與一位高德納研究員簡述的信息技術的大體趨勢不謀而合，他說到：“信息技術長遠的價值屬性并不在于支持人力資源，而是取代它。”（Dignan，2011a）數字技術正在創造出使得公司即刻就能將其信息技術運行過程合理化的機會。高德納的研究員再一次強調：“首席信息官相信他們的數據中心、服務器、桌面和商業應用軟件總體上來說是效率低下的，并需要在將來的十年內對其不斷調整，使之合理化。我們相信與這些無效率資產聯系在一起的工作人員也會隨著這個過程而大規模地被合理化。”（Dignan，2011a）

依賴于數字技術的公司主張：數字技術的體系會打破商業組織模式，而這種打破隨著第一臺大型計算機進入工作場所就開始了。從那以后，所有的商業和政府機構堅持運營它們自己的信息技術部門，大公司堅持運營自己的數據中心。現在新體系的支持者認為，當許多大型的數據中心可以以更少的成本和專業人員來滿足這些需要的時候，建造和運行這些數以千計、每個組織專門的設備就不再重要。這個過程早已經開始，先期的研究表明即使對于信息技術部門有限地“瘦身”，公司仍可以削減其15%－20%的信息技術預算（Howlett，2014）。

新技術同樣使得對所有知識和創造性勞動普遍的合理化過程成為可能，因為這些職業的工作不斷地涉及到信息的生產、處理和傳播。一位觀察者發現：“在接下來的40年間，分析系統將取代今天知識勞工所從事的大部分工作。”（Dignan，2011b）2013年的一份報告指出，當今美國幾乎二分之一的勞工正在受到直接失業的威脅，處于失業的高風險范圍之內（Frey and Osborne，2013）。盡管機器和勞工在工作中的具體比例尚未得知，但當今借助軟件用機器系統取代知識勞工工作的趨勢不可抵擋。我們開始看到這些改變對教育、醫療、法律、會計、金融、銷售和媒體領域的影響。私營和公共部門的組織正在被鼓勵將其核心業務過程外的所有業務外包給諸如Salesforce.com等公司——它們專門從事管理客戶信息龐大的數據，這項工作通常由公司內市場和客服部門負責。

不斷外包給計算機的工作的增多對彈性生產的整個全球系統帶來了嚴重的問題。高德納指出：“這一結果將對所有經濟體產生影響——尤其是像印度這樣的新興經濟體，現在正主導著技術外包。”（Dignan，2011a）。新數字技術同樣擴大了潛在的外包實踐的范圍。這可能是一句大話，但就像《福布斯雜志》指出的那樣：“我們現在都是外包方”，且外包可能的形式不斷多樣化：“外包不再以百萬美元大貿易為特征，在這些交易中信息技術部門的運作過程交由第三方負責。相反，許多小事情的點點滴滴漸漸地交由外部的實體負責。”（McKendrick，2014）數字技術的下一步革命已經改變了勞動的過程。瑞典電影業的工人將計算機芯片植入到其皮膚之下，只需要隔天來辦公室上班，以此來提高生產效率和對其管理的控制——這就是對此觀點的明證（Cellan-Jones，2015）。

正是因為這種對工作場所和包括辦公室工作人員和工廠工人本質上重塑的可能性，這套由姚建華博士主編的《媒介和數字勞工研究：西方的視角》叢書的出版就顯得格外“恰逢其時”。首先，建華是最合適在理論上迎接這些議題所帶來挑戰的學者，因為他對于數字勞工的西方研究視角有著廣泛的涉獵且在加拿大接受過系統化的理論訓練。他本人對于中國媒介工作者的研究展現了該領域研究者所必需的理論視角和方法論策略。此外，他在將西方視角應用到對當下中國知識勞工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的分析方面，具有良好能力（Yao，2014）。

整套叢書分成四個具體的領域，完整地為讀者提供了西方視角下數字勞工最前沿的研究。第一卷《制造和服務業中的數字勞工》（Digital Labour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聚焦于數字勞工對于制造和服務業的影響。此卷從階級、性別等一系列社會學的核心范疇出發，這些范疇對于描述西方社會勞工中因信息技術應用的不平衡導致的“數字鴻溝”及其程度十分有益，尤其是工人階級和婦女在工作場所所遭受由數字技術無規制的應用所帶來的大量失業和工作環境的惡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特朗普總統任期內美國威權主義政府的興起。在此基礎上，第一卷審視了制造和服務業兩個具體行業中的數字勞工，因為這兩個行業中數字技術對工作轉型和全面消除工作方面的影響最為深遠。

第二卷《媒介產業的數字勞工》（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主要聚焦于西方媒介產業，在這里新的數字技術影響重大：在新聞、廣播和廣告等傳統行業內工作數量的減少和權力不斷集中于少數大型技術公司。當2016年8月，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和臉書宣布成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五個公司的時候，這種發展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谷歌和臉書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廣告公司且負責傳播世界上大多數的新聞。然而，與諸如《紐約時報》在內的傳統新聞業先行者不同的是，這些公司并不雇傭職業的新聞記者。它們僅僅依賴于用戶發布自己的故事，然后向用戶兜售廣告，使得用戶不得不嘗試區分事實和虛構、真新聞和假新聞、信息和政治宣傳。本卷揭示了媒介工作者的重要性。

數字技術帶來的最大變化在于勞動和消費邊界的不斷模糊。第三卷《數字勞工：產消合一者和玩工》（Digital Labour: Prosumers and Playbours）強調了這種根本性的變化過程。我們通常將生產者界定為生產產品的工人，而將消費者界定為使用這些產品的用戶。但在數字世界中，消費者越來越多地通過使用不同的媒介來創造價值，比如說在以臉書為代表的社交媒體上發布自己的照片、視頻和文字。他們與工人不同，因為他們并不因為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而被支付明確的薪酬；因此，我們將他們稱為“產消合一者”（prosumers）。同樣地，公司也會讓用戶通過玩耍的形式，在其閑暇時間內創造價值，我們可以使用“玩工”（playbour）這個術語對其予以界定。雖然這種形式的工作在幾十年前政治經濟學家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Smythe）的研究中早已預見，今天的學者對這種工作形式越來越重視——因為這種工作形式在全球勞工中不斷擴張。

本套叢書的最后一卷《數字經濟中的勞工組織》（Labour Organizat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著眼于西方學術界對于數字勞工世界在面臨諸多挑戰時應對方法的研究。它尤其聚焦于工人組織的兩種趨勢，第一種是工會合并的趨勢；第二種是現有工會的擴張，現有的工會組織已經開始從以某一種技術為基礎的行業（比如新聞業），擴張到基于數字技術的新的產業中了。這種產業由數字技術所集合而成，具有播送和聯合的能力，這種能力將工人們與社會運動組織聯系在了一起，既宣傳了工人的需求，又推動了政治議程。

數字勞工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對于許多學科而言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對于公共政策的研究者來說。本套聚焦于數字勞工的叢書為他們全面地了解西方視角下數字勞工研究的最新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