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由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工作室、“銘心而論”微信公眾號聯合舉辦的“中國研究，怎么做？”圓桌討論在線直播。

圍繞“當前的中國研究是要追求普遍性和一般性嗎？”“既有的社會科學理論運用在中國研究中有沒有水土不服的問題？”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教授吳曉剛、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三位學者展開討論。

問題一：當前的中國研究是要追求普遍性和一般性嗎？

姚洋：今天社會科學研究仍沒有擺脫西方學術殖民

中國的社會科學實證研究是在現代化之后出現的。現代化之前國內研究更多偏向考據。社會科學研究萌芽于民國時期。這時的大師是學問大師而不是理論大師。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社會科學研究受蘇聯的影響，在方法論上陷入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直到今天社會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受到形而上學研究的影響。這種研究弊端在于無法了解真實的情況。

改革開放之后，社會科學研究經歷引進、吸收和消化等三個階段。到了新時期研究還是很陳舊。雖然主要研究型高校都建立起來了，開始進行實證研究，用現代經濟學方法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但仍存在很大問題：沒有能力設定自己的議題，依然處于模仿和跟隨西方的階段，把西方學術界討論的問題移植到國內來，用國內的數據進行檢驗，忽略了中國的特征。直到今天，也一直沒有擺脫學術上的殖民狀態。

怎么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研究以擺脫學術殖民？第一，吸收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想要被世界接受，就要掌握世界的通用語言。青年學者要把基本功學好，掌握研究需要的經驗和技能，特別是自己獨有的數據，有充足的工具才能去做真正的科研。第二，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目前中國基本上沒有引起大家共同關注，大家公認有意義的話題，就是沒有形成學術共同體。衡量話題是不是有意義我認為有兩個標準：第一個標準就是對中國有意義，第二個標準對學術有貢獻。

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更為重要的是構建我們的學術共同體。在國外，一般以一本雜志為中心，把作者、讀者以及審稿人聚合在一起，以此形成學術共同體。但目前中國缺少這樣的研究氛圍，我們需要專業的優質雜志和學術團體契合起來，鼓勵學者去探索研究重要的研究話題。以文章作為載體，營造良好持久的學術對話環境，促進中國學術共同體的構建。

吳曉剛：“中國研究”和“研究中國”不同

我要強調，“中國研究”和“研究中國”是兩個不同的范疇?！爸袊芯俊笔且粋€特定的領域，英文叫China study，它其實是冷戰的產物，在西方China study主要是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涉及到多種議題，但每個特定議題的研究都不深入，隔岸觀火，霧里看花，更像是情況匯匯報，在西方學界也是比較邊緣的學科，現在更是夕陽產業，因為隨著中國對外交流的擴大，西方人了解中國的信息來源也更多了。

“研究中國”本來是中國學者的本分，對每一個專題都應該有很多學者在研究，比如社會學的不平等與分層流動、家庭，政治經濟學中的官員晉升、地方治理等。因為研究的人多了，不同的學者才能相互對話，研究才能深入。今天研究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一些專門領域正在興起，當然，學術圈子現在還沒有完全形成。

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社會學、政治學，國外學者把中國本身作為一個case（事例），就是中國提供了不一樣的制度環境，西方可以用來重新檢驗他們原來的那些假設。所以，社會科學的理論就是在不斷擴展領域的過程中，越來越普遍化、一般化。我們也可以基于中國的研究，發展一種理論，但這種理論， 不能只可以解釋中國發生的事， 一定要有一般性，普遍性。

所以，關于中國問題的社會科學研究，要國際化，不是與國外某個中國研究的專家做的東西對話，而是應該跟研究美國的、研究歐洲國家相關學科研究和領域的人來對話， 從比較中提升。

問題二：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運用在中國研究中是否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

吳曉剛：這其實是關于研究傳統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問題。

首先，談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兩者之爭一直存在。國際化就一定要定量研究嗎？定性也是實證，有一定內在邏輯、推理和分析的話也可以做得很好。但也不能說定量不好，有人說定量已經多了，我覺得定量壓根沒入門?，F在有一些不太好的傾向，因為個案訪談的東西可能很難發表，于是很多年輕學者做一些數據，然后一篇文章就出來了，但這會讓大家覺得是在隔靴搔癢。要真正從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角度，腳踏實地用好定性和定量。

第二，社會科學研究缺乏歷史感。社會科學本是舶來品，中國過去主流話語并不是西方這種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我們從西方引進理論和方法，一直沒有嵌入中國的學術脈絡。以致于社會學目前的實證研究方法缺乏一種歷史感。所以，要考慮怎么去連接中國的學術傳統和脈絡。錢穆和梁啟超都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那么到現在快100年了還沒有太多的人去做這樣的工作。要思考這個問題。

第三，社會科學研究沒有現實感。很多學者研究的問題并不真實。但是很多文章能發出來，為什么？因為接上了西方人喜歡的東西，但不接地氣。怎么去連接現實？ 第一，要基于常識，不能夠反常識。第二，不僅要基于常識，還得超越常識。基于常識大家看不起，因為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社會科學研究除了基于常識之外，還告訴大家常識不能告訴的東西，即超越常識。這是一代學人的使命，我們不一定能做得到。

針對這些，學者在研究時要注意三點：一，要找到具有前瞻性的真問題。真正從中國社會生活中觀察思考，脫離對西方熱點的盲目追逐，以未來視角來提出問題。目標瞄準，腳踏實地去做。二，注重設計的精致性。三，注重方法的引領性?？梢越梃b西方比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設計理念，但不能忽略可能出現的“水土不服”的情況，與國際前沿對話的同時還要考慮本土特征。

過去20年，我們一直在引進、消化和吸收西方的研究

陸銘：西方學界認為中國的問題是轉型的問題，所以中國研究是關于過程的研究，是特定轉型期的記錄。并指出從中得出的研究結論不具有一般性，也不一定能夠推廣到其它發展中國家。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姚洋：這是很大的問題，西方有很多這樣的聲音。我們不必去在意這樣的質疑，暫時的或是永久的并不十分重要，關鍵在于我們怎么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從中挖掘出一些理論的東西。只要我們研究出一些東西，就或多或少具有普適性。

我現在給發展中國家的學生教中國政治經濟學。盡管國情不一樣，但他們仍然認為這些知識有用。我們自己要有信心，相信中國的很多東西具有普世意義，并不是暫時的。比如我們在儒家基礎上建立的治理模式和文化，這些文化可以反映社會經濟各個方面，是我們人類共同的財富。

陸銘：傳統的儒家文明能夠提煉出一些普世的東西，并且能夠跟西方既有的價值觀和制度形成對話，最終走向文明的互補。這一點姚老師認同么？

姚洋：我非常認同。我們今天去談儒家文化和中華文明時應該秉持一個態度：就是未來某一天會出現世界文明。這個世界文明不只是西方文明，而是全球各種文明的集合體。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而不絕，肯定對未來的世界文明有所貢獻。我們要以這樣的態度來看我們自己的文化，不認為自己的文化獨一無二，也摒棄所謂西方中心論。

吳曉剛：社會學學科創立之初就是提倡比較研究的。不同的文明間的差異性以及在這種差異性下的行為、表現等一系列問題，在社會學科里是有共識的。以前中國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好，一直跟在西方后面?，F在中國人有基礎能夠站在自己的角度，來講我們自己的故事了。我們這一代人要向內把最好的東西提煉出來，再向外分享。

陸銘：所以我們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中國的問題不只是簡單的轉型問題。

中國有很多和其他國家不一樣的東西，中國研究有一定的獨特性。比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以及城市化過程中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和現代經濟過渡遇到的問題，可能再過10年、20年就沒有了。

每個國家發展都有路徑依賴。一國的歷史和制度對之影響非常深刻。比如二戰后美國幫日本制定憲法，中國幾千年來的文明和制度在今天依然鮮明保留。我們的歷史、制度，還有大國特征會影響到中國當代很多東西，然而這些又可以總結出一般性，具有借鑒意義。比如，未來區域一體化將成為趨勢，區域一體化過程中的很多問題可以從中國國內的一體化中借鑒一些智慧。

既要研究中國現實問題，也要對學術有意義，兩者是否矛盾？現在的學術評價體系主要是文章發表，而主導規范的話語權在西方，這和我們所說的丟掉西方桎梏有矛盾，您怎么看？

姚洋：一流學者的文章未必發表在很好的雜志上，他們主要是首先挑起話題。大家覺得大牛們提的問題可能更為重要，于是紛紛去做更加細致的研究。中國的確需要這樣的氛圍，需要有學者帶領大家進行更為重要的研究。

評價體系的問題一直以來讓大家頭疼。過去20年，我們一直在引進、消化和吸收西方的研究，已經形成了國外的期刊更權威的思維定式，于是大家紛紛效仿追隨。但那些文章討論的東西未必是中國最需要去關注的，這的確讓年輕學者感到迷茫，到底要不要跟隨，不跟隨的話，如何評職稱，評成果？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如何去推動形成一種研究潮流，做我們自己的雜志和文章，擺脫效仿西方的困境。對此，目前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只能說我們先在心里種下這樣一個種子，然后慢慢去推動。

吳曉剛：雖然目前學術規范和主流話語權依然由西方世界主導，中國的學術圈要和國際對話，就要用國際共通的方法論、邏輯和技術。但不代表這些國際規范對中國完全適用，在將理論和方法移植過來研究中國的時候，不能生搬硬套，要充分地考慮理論的背景，將中國特征納入到考慮的范疇。以中國作為一個研究事例，在這個基礎上力求超越從西方習得的理論，對一般理論作出貢獻。中國研究不能局限于只能解釋中國的問題，而是要在形成和發展中國學系統的基礎上不斷向前，最終實現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