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力的微信頭像是一頭猛犸象。據說，猛犸象體重可達12噸，曾經是陸地上生存過的最大的哺乳動物之一，距今約1萬年前，猛犸象陸續滅絕，這被視作冰川時代結束的標志。用它做自己頭像的韋力說：“是的，在生活觀念上，我是滅絕動物?！?/p>

這意味著，與其說他活在當下，不如說他總是活在過去。他在紅塵中尋找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世界——在他天津和北京的住所里，有他多年來收藏的10萬多冊古籍。

京城的書商、書店老板、藏家和拍賣行大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個書癡，多年來到處尋找各種古籍的下落，尋覓和古籍有關的古人的蹤跡。他對藏書樓和藏書樓主人的了解，遠勝于對眼下的時興事物。幾年前，為了尋訪一塊古碑，他甚至在意外中永失左腳。

不在外尋訪的時候，他每天像時鐘一樣按點到工作室閱讀古籍、整理古籍，寫關于覓書、看書的文章，家里人則幫他整書、上架、除塵。他不看電視，全家人也都跟著不看電視。

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被占有和閱讀的故紙堆，成了他隨身攜帶的避難所。不過今年，這個避難所也被忽然而至的疫情撼動。

韋力 1964年出生。藏書家、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憑個人之力，收藏古籍逾10萬冊，著有《覓宗記》《覓詩記》等。

當下如何定義讀書的意義

解放周末：疫情使城市生活暫停了一段時間，您熟悉的一些書店、書商、書友近況如何？

韋力：我前不久看到布衣書局的老板通過新媒體平臺發布消息請求書友援手。一開始我以為書店經營遇到困難，后來點開一看，是書店的實體店租約到期，老板要在4月底前找到新的店鋪，必須在短時間里完成選址和搬遷。本來大家都知道，實體書店的生存面對不少壓力，這次疫情，又增加了它們的困難。

像這次，因為疫情的緣故，布衣書局的許多工作人員久久不能完全到崗。我聽說現在全憑老板一個人在處理訂單、打包郵寄等，疫情中進出不便，還要馬上找到新的合適店鋪也不容易。雖然政府對實體書店有一些補貼，但仍然令人不免擔心，許多書店要面臨生死存亡問題。

解放周末：面對忽然而至的災難，亟待解決的問題太多了。此刻談書店的存亡，談論安靜地讀書，它們的重要性何在？如果此刻讀書，我們應該如何定義“讀書”的意義？

韋力：從實用角度看，相對活著所需要的其他東西，讀書從來不是一件最要緊的事，書店也好，書籍也好，從來不是必需品，從來不能“雪中送炭”。但人和動物的區別，就是除了生存之外還需要生活。人需要生活得有質量，這種對質量的需求，就是精神的需求。

固然人的肉體一旦湮滅，他的所思所想也沒有了載體。但只要人還有一口氣，總是同時需要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滋潤。

面對疫情，誰都有恐慌感。但人不能一直生活在這種狀況下，起碼不能任由自己一直恐慌下去。且大多數普通人，既不能去前線救死扶傷，也不能在后方參與研發制藥，對改變現狀是無能為力的。這種情況下，你不能改變現實，只能改變面對現實的態度，這就需要我們的精神世界有力量，需要讀一點書。因為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總需要信心，相信一切正在經歷的，終究都會過去。

從某種角度來說，人活在世界上，能有點樂趣，源于這個人有選擇的權利。外部環境好像按下暫停鍵，對個人來說，反而是個讀書的好時機。此刻哪怕讀一點閑書，平復心緒也是好的。或者讀一點能增加本領的書，便于疫情結束后提高自己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事。

雖然疫情還沒有徹底度過，但我在書中獲得了慰藉，從而可以去選擇相信，人們今天遇到的種種難關，包括書店遇到的所有難關，必將過去。

2019年9月，“韋力·傳統文化遺跡尋蹤”書系研討會在作家書店舉行

書籍究竟承載了什么

解放周末：疫情剛發生時，您狀態如何？

韋力：當然是慌的。我做事挺有計劃的，一般會把之后幾個月的事情都安排好。明年是孔子逝世2500周年，所以我前幾年已經和出版社商量好了，要以尋訪的形式，寫三本關于孔子的書。本來計劃二三月份去山東，四五月份去河南，我提前把車票、旅館都訂好了，但疫情暴發，一下子哪兒都不能去了，票也都退了。

一開始我覺得很煩躁，在家里，就算捧著書也看不進去，但等心情稍微平靜點后，我決定去我的工作室拿一點書來作整理。我家住在北京朝陽區，我的書放在工作室，在豐臺區。剛想去的時候，聽說我工作室所在的小區有了確診病例，這下連工作室也不能去了。所以最后，我索性在家，把別的一些拖欠的書稿慢慢完成。我這個人貪大求全，過去好些書稿開了頭都沒完成，這次有了時間，正好慢慢都補上了。

解放周末：17年前，您也是在家靠看書度過“非典”的非常時期的嗎？

韋力：對，當時我在北京經歷了整個“非典”時期。那時北京的情況比較嚴重，導致很長一段時間里北京人走到外地都令人側目。但這次疫情波及的范圍更大，人們的恐慌程度也更強，我能感同身受著作為武漢人以及湖北人的心理壓力。既然是同胞，就不應當在人家的創傷上再撒一把鹽。

從歷史的長軸上看，社會總是在不斷進步，即便發生令人恐慌的事，最后也會成為過眼云煙。就是這種想法，支撐我的信心。我也要堅持做好我手頭能做好的事，這大約也是疫情期間，一個讀書人最好的選擇。

解放周末：歷史上，不少著名的藏書家、藏書樓也曾見證包括戰爭、饑荒、瘟疫在內的重大歷史時刻。不管他們多么愛護書、多么看重書的價值，當外界發生變化時，藏書人本身也難以獨善其身，又如何保護這些書呢？

韋力：過去藏書家說，書有四惡：水、火、兵、蟲。因為古籍都是紙張，紙張最害怕水淹、火燒、戰爭和蟲蛀。水火還算可防，蟲蛀也能控制，但戰爭是不可預測的。所以古人對書籍的保護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海寧的藏書樓衍芬草堂，為了保護書籍，主人蔣氏把書藏在了祖墳里。又比如常熟的鐵琴銅劍樓，主人瞿氏把書裝在船里，跑了很多地方，就是希望這些書不要因為外在時局的影響失傳。許多藏書人自己淡泊名利、省吃儉用，幾代人守護著這些書。為了什么呢？這也是這么多年，我一直在尋訪藏書人的遺跡和藏書樓的原因。

一方面，大家常常說，我們的文化在歷史上多么多么偉大。但究竟多么偉大，我們如何印證呢？大都需要靠典籍?？墒潜Ｗo這些典籍的人，我們卻常常遺忘了他們。不管自身遭遇什么，藏書人都會守著書，因為他們相信中華文化是世界優秀文化的一部分，要保留下典籍，才能讓后人、讓別人知道。

這些藏書家，散盡家財，有的甚至舍去自己的性命來保護書，他們保護的不僅是書，而是我們所有人的文化記憶。

記憶是所有革新的基石

解放周末：我們常常會說到記憶的重要性。在遇到一個理應被歷史記住的人物，或者經歷一件刻骨銘心的大事后，大家都肯定地說“歷史會記住”。但其實，歷史常常是善忘的。歷史的真相有時就隨著當事人的離世而消失了，有很多本應被記住的教訓也遺忘了。您在尋訪古人遺跡的時候，會有這種感受嗎？

韋力：常常會有，常常失望。事實上，尋訪古人的遺跡時，對我而言，失望的情況占七成。一方面，古代的許多記錄就靠文字傳承，去實地探訪一下后能厘清一些謬誤；另一方面，隨著這些年各地城市的建設，許多古人的故居、遺跡都被拆除了，因為沒有經濟上的作用。

當我意識到，我就是和記憶被拋棄的過程在作斗爭后，我就縮小了尋找的范圍。我不可能找到所有古代名人遺跡，我就去找寫書人和藏書人、藏書樓這個比較小的分支。

這當中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有班固（32年—92年）的墓。當我們談到中國的輝煌歷史時，往往會談到二十四史，會談到《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而歷史上僅次于司馬遷的史學家是《漢書》的作者班固。幾年前，我在陜西寶雞的扶風縣找到班固的墳墓時，墓小到僅僅半米高，就是一個小土堆，三面玉米地。我看見以后極為失落。我心想：為什么會這樣呢？班固不比很多人偉大千百倍嗎？因為這種心理落差太大了，接著我就覺得不平：為什么我們就這樣遺落了他？

還有一次，朋友帶我去浙江嘉興塘匯鄉百花莊村找清代藏書家朱彝尊（注：1629年—1709年，“浙西詞派”的創始人，與陳維崧并稱“朱陳”，與王士禎并稱南北兩大詩宗。精于金石，為清初著名藏書家之一。自稱“擁書8萬卷”。藏書印有“購此書，頗不易，愿子孫，勿輕棄”，藏書處名“曝書亭”“古藤書屋”“潛采堂”）的墓地。到了一看，已經連碑都沒有了，但還殘留一點墓前石獸。我說：能不能我出錢給他立一塊碑？事實上也行不通。有時，尋訪著尋訪著，眼看著一些遺跡在我們這個時代消失了，我很痛心。

再比如，清代藏書家黃丕烈（注：1763年—1825年，所藏古今善本、秘本、珍本極為豐富，因獨嗜宋本書，藏宋版書達百余種，自號為“佞宋主人”。有藏書室士禮居、百宋一廛、陶陶室等）在我心里是一位特別重要的人物。他是一個劃時代的藏書家。幾年前，我特意拜托蘇州當地的朋友，找到了黃丕烈的故居，是在一個絲綢廠里。過了幾年再去，發現絲綢廠被拆掉了，我當場就發火了。后來，那里又變成了酒店會所。至于黃丕烈的墓，我也去看了，完全沒有了墳墓的痕跡，只有遺址在。我之所以確認那里是他的墓，是因為有記載，他的墓邊上是金圣嘆的墓?，F在，黃丕烈的墓址已經是一個水塘了，看不出任何別的痕跡了。

這么多年下來，我尋訪了2000多處古代文人故居、遺跡、墓地，并不是為了考據——我不是專業學者。當然，也不是為了開發旅游資源。我去尋找，就是因為他們存在過。他們是我們歷史上的偉大前輩，他們保護了我們所有人的記憶。我能有機會走到他們的墓前，鞠上一躬，讓我成為一個有所敬畏的人，這已經是我的福分。

解放周末：那對公眾而言呢？梳理這些記憶對大家意味著什么？

韋力:社會變革的速度很快，也許太快了?，F在許多地方，看上去好像重視歷史了，重視文脈了，開始挖掘城市記憶了，還會為了爭奪名人故里的頭銜發生沖突。但本質上，有不少人不是爭論歷史的文化價值，而是爭奪名人的經濟效益，所爭奪的也不是真的文化名人，而是爭奪具有社會關注度的人物。比如，有些地方去爭一個潘金蓮故里或者孫悟空故居，或者傳說中的牛郎織女故里，意義何在呢？就是爭奪經濟利益罷了，和文化毫無關系。

我感慨的是，現在整個社會高速發展，人們對物質的重視前所未有。紅塵萬丈下，去做一件沒有功利的事情，可能我的行為的確是滅絕動物才會做的吧。

在我自己尋訪的過程中，一路上固然有很多朋友給了我很多幫助，讓我非常感恩，但也沒有遇到一個像自己這樣的人，沒有遇到過真正的同道來系統做這件事，所以我還是覺得孤獨。

我能去拍照、走訪、寫書、出書，稍微呼吁一下公眾來關注，也希望公眾能記住。即便一個赫赫有名的藏書人的墓地最后變成了水塘，即便一座保護書籍的藏書樓最后變成了酒店會所，但起碼還要有記憶留著，古人的精神追求也就不滅。

解放周末：為什么“被記住”這么重要？

韋力：站在生物學角度，每個人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活著，如果就是為了死，人類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呢？我想，活著的意義，是在于一個人在世時創造的價值。如果他死后，他留下的財富、資源，大于他生前消耗的財富、資源，那么這份剩余的價值累積起來，最終就是人類進步的基石。

我們古人說“三立”。一個人一生，要追求有所建樹，要立德、立言、立功。這就是說，要相信自己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自己具有一個分子的價值。從社會學角度來談，人類的進步，基于人類的記憶。任何革新，都是在前人的記載基礎上才能完成的。

書籍的意義，就是幫助大家記住。即便一時不被人看到，但只要保留下來，在需要看的時候還能看到，那么這份記憶，就有了價值。

活著就是一個經歷的過程

解放周末：7年前，您曾經在河南安陽靈泉寺尋訪古跡的過程中受傷。那次事故對您現在的尋覓之旅有影響嗎？

韋力：我原來是個身體特別好的人，現在左腳裝了假肢，走路還行，去尋訪古跡時，遇到要爬山爬坡時還是會受到影響的。

7年前在靈泉寺，當石碑忽然砸下來時，我身邊一個人也沒有，沒有人可以求助。我看到左腳流血不止，在地上找到一張塑料布扎住傷口止血，被路過的司機送到山下的醫院。后來，就是因為這塊塑料布太臟，所以導致傷口感染潰爛。等我被送到北京，去了積水潭醫院接受治療的那段時間，真是疼得晝夜睡不著。我前后經歷了5次手術，看著我的左腳一次比一次截得短。

后來我好些了，到了康復醫院，也沒有辦法看書，就讓家人拿了藏書家潘景鄭（注：1907年—2003年，藏書家，版本鑒定家。藏書樓寶山樓的擁有者之一。潘家私家藏書遞傳六代，藏書至30萬卷）的手札來，一邊做復健，一邊點校了書。

解放周末：后來還去過河南嗎？

韋力：我沒有再去過事發地。大概在截肢兩年后，我到開封去做了一個講座，那是出事后我第一次到河南。實話說，當我重新站在河南時，心里還是非常感慨。人生的可悲之處，在于不能改變現實。既然這樣，為什么要靠心理折磨度過一生呢？有時，人最大的問題不是遇到難事，而是恐慌。既然把最大的恐慌的源頭——死亡這個事也想清楚了，還有什么別的能擾亂心緒？

我所經歷的意外，不禁讓我想到，生命是多么脆弱。古人說，死生有命。但既然死是那么容易的事，我決定就不去管它了?，F在我到處走訪尋覓的頻率，比我出事前反而更高了。我要趕緊在活著的時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這次疫情來襲，更加深了我的判斷。

2016年，在第七期上觀讀書會上，藏書家韋力和復旦大學出版社學術總監陳麥青對談。

解放周末：現在您的芷蘭齋藏書規模如何？如果可以邀請，您會邀請哪位藏書家，到您家的書齋看看？

韋力：我現在收藏的古籍，有10萬多冊。另外還有些新近出版的書，我作為工具書，放在我住處的書房。

我們國家的藏書歷史，經歷了一個從私藏到公藏的變化。古代是沒有公共圖書館的概念的。書籍的保存，全靠私人藏書家的守護。近代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大量過去藏書樓的書都進入公共圖書館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沒有像古代這么大規模的私人藏書了，也沒有能和古代藏書家相提并論的藏書人了。

我的藏書的質和量，放在古代都不算什么。如果要邀請古代的藏書家到我家里來看，我會深感慚愧。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去看看全盛時代的錢謙益（1582年—1664年）的藏書樓絳云樓（1650年毀于大火），也希望能邀請黃丕烈來我家看看，我想聽聽他對藏書的見解。

我還會繼續覓書，尋訪古人遺跡，也不一定要找到什么，而是給后人寫下一點故事。活著，就是一個經歷的過程，也是一個講述的過程，即便其中有些人的功績和貢獻會被遺忘。而我們活著，通過找書、讀書、寫書，就是為了記住他們。

原標題：《“中國藏書第一人”韋力：書籍究竟承載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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