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2020年是自然教育行業的寒冬。

今年2月底，全國自然教育網絡面向249個自然教育機構和個人開展調查并發布《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自然教育行業影響》報告顯示，受疫情影響，取消或推遲的活動/課程數量達5080場，八成以上機構今年上半年營業收入將下降，且若市場沒有起色，將有七成機構在暑期結束前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這或許是自然給予自然教育行業一個反思的契機，我們的內功修煉得如何？我們真的準備好了么？

自2014年以來，中國的自然教育行業蓬勃發展，最直觀的表象是大量的自然教育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孕育而生，這在我參與的阿拉善SEE創綠家計劃評審入圍名單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尤其是2015年-2018年，入圍創綠家計劃的新自然教育機構出現“井噴”。在這個過程中，自發成立的全國自然教育網絡發揮了重要的平臺支持、人才培養、行業研究等作用。但是，不少問題也隨之顯現。比如或多或少會有一些資源導向型的自然教育機構，他們跟隨社會熱點而開展項目，當一波熱度過去資源耗盡后，這些機構很可能也跟著消失了；還有一些新興的自然教育機構缺乏課程開發的能力，又疏于自身的積累，只能輸出在行業培訓過程中學到的知識和方法，或者干脆直接抄襲。其實這個行業自身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從2001年加入廈門大學學生綠野協會，并在協會創辦紅樹林項目組，這便是中國紅樹林保育聯盟的前身。從創立之初至今的19年時間里，一直在開展自然教育。自然教育是最近十年內產生的一個名詞，在2005年之前，只有環境教育一說。2005年聯合國啟動“可持續發展教育十年（2005-2014）計劃”后，國內也逐步開始使用可持續發展教育這個詞。但無論是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還是自然教育，對于我而言都一樣，雖然叫法變了，但做的事一直都沒變，那就是開展公眾參與和教育，建立人與自然的連接，推動公眾保育意識的提升和身體力行的行動。

如果要說這十九年來我參與自然教育有什么收獲和經驗，可以總結為恪守四個原則：基于科學、立足本土、給其所需、可持續性。

第一，基于科學。自然教育有各種模式、方法，但本質上還是一個教育的行為，而最基本的準則是傳遞正確的知識，避免誤人子弟。以紅樹林保育聯盟所專注的濱海濕地為例，我常看到各個機構發布的五花八門的宣教資料和科普知識，其中的一部分總存在科學性錯誤，甚至是直接復制、黏貼，自己還沒有消化，辨識不了真假，就拿去傳授。信息化時代，獲取“知識”愈發簡單，網絡上的信息比比皆是，但這些信息很可能本身就存在錯誤，這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更正并更新，一部分的錯誤被原封不動的保留，而另一部分則錯上加錯。因此，我和我的同事在從事自然教育中總是告誡自己要注重科學性，在輸出理念和知識前會由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校正，并在未來不斷更新和迭代。

其二，立足本土。自然教育首先是立足于本土，鼓勵受眾從認識身邊的大自然做起，建立與自然的連接。這個過程覆蓋人群最廣，也是自然教育最本源的屬性。其實只要認真觀察，在我們身邊就有大自然。臺灣金鼎獎作家黃一峰的新書《怪咖動物偵探》講的就是臺北這樣的大城市中常見的野生動物朋友們的故事。當這個基礎打得足夠牢、基數足夠大的時候，以深度的自然體驗為目的的長途旅行等活動就會自然而然發生，而不是本末倒置，舍近求遠。紅樹林保育聯盟一直立足于本土，從初創期選擇關注本土的紅樹林議題，一直到現在通過開發在地的校本課程，和受眾一起從認識身邊的大自然做起。

其三，給其所需。自然教育應注重受眾的需要和特點，給其所需，相互學習和成長，而不是“自以為是”，一味的填鴨式灌輸。

2001年，我代表綠野協會去參加廣西大學生綠色營，前往百色革命老區給當地的孩子們開展環境教育。營期前，營員們認真準備了一系列的環境教育教案，恨不得在短短的幾天時間里讓孩子們能夠系統的認識當時國內外面臨的各種環境問題，包括臭氧層空洞、白色污染、含汞廢舊電池污染等。

可當我們到了被喀斯特大山包圍著的幾乎與世隔絕的屯（小村子）里的希望小學時，瞬間領悟到“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當時屯里還未完全通電，除了用電池的收音機和手電外，孩子們家里幾乎沒有其他的電器，村長家倒是有一臺老舊的黑白電視機，旁邊放著由自行車帶動的簡易發電機，如果要看電視，只能邊騎邊發電邊看，騎車的節奏還要控制好才行。屯里幾乎沒有塑料袋，買菜用菜籃，肉和豆腐用植物的葉片包裹。在這里的地方，談白色污染的危害，甚至談遠在天邊的臭氧層空洞，有意義嗎？

在那一刻，準備好的環境教育計劃幾乎被全盤推翻。營員們重新討論，分頭了解孩子們的實際需求。比如我們了解到這個希望小學并非“完小”，只開設了一到四年級，五年級就需要到鎮上去上，由于屯里的學校沒有開設英語課，許多三四年級的孩子擔心未來到鎮上跟不上，于是，我們的營員為孩子們開設英語基礎課，在教學互動的過程中，將一些當地常見的環境問題通過單詞、圖片等形式穿插進去，融會貫通。

后來，當孩子們在課程中知道了含汞廢舊電池隨意丟棄會污染環境時，他們開始自發在村子周圍收集舊電池，再交到我們手上。當我們充分了解了受眾的需求，用受眾喜歡的方式去分享，并相互學習、共同成長，其實我們已經走在了正確的自然教育的路上。

紅樹林保育聯盟一直堅持“給其所需”的教育原則。2004年，我在海南東寨港開展校園的紅樹林宣傳教育，扛著展板走了不少學校。當時不少學校的校長和任課老師拉著我問：“小劉，你那邊有沒有校本教材的相關資料？”

校本教材在當時是一個新名詞，教育部門要求各學校要結合自身優勢，基于周圍文化、風俗和自然資源等特點開發學校自己的校本教材，并且每周用校本教材上一節課。對于分布于偏遠鄉村和海島的紅樹林周邊的小學而言，師資力量本身就不足，類似校本教材這樣的新鮮事物更無從下手，但又是必須完成的工作，于是我看到了學校的需求。

我們的校本教材主要的受眾群體是小學低年級的孩子們。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對事物充滿了好奇，喜歡看童話故事，動手做實驗，玩游戲，因此在校本教材充分考慮了目標受眾的特點和需求，以童話故事來編寫，用艷麗的繪本插畫來配圖，并增加動手實驗和互動游戲等課后延伸環節，讓孩子們潛移默化地學習，而不是填鴨式或死記硬背式的灌輸。至今，我們的濕地系列校本教材已經開發了8套，其中6套為正式出版物。 

由中國紅樹林保育聯盟編制的校本教材的插畫。（圖片均由中國紅樹林保育聯盟提供）

其四，可持續性。自然教育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甚至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并不是一兩次課程或體驗活動就能夠見效的。我們一直倡導自然教育的可持續性，提供的是接觸和認識自然的機會，在過程中進行適當的引導，從而按動每個人心中與生俱來的但可能被埋沒的熱愛自然的“啟動鍵”，后續再通過持續的、有效的、科學的知識輸出來共同成長，但更多的事情其實還是要靠被按動“啟動鍵”的受眾們自主的學習。

事實上，外部環境和事物在不斷變化，無論是機構還是自然教育工作本身都應該與時俱進，而不是等到像疫情這種大的環境變故時才驚覺和措手不及。紅樹林保育聯盟每隔3、4年都要停一停，做一次階段性的總結和復盤，必要的話還會做戰略規劃。

自2018年起，我們發現雖然自然教育的機構越來越多，但是開展低門檻甚至無門檻的“普惠型自然教育”的機構比例并沒有增加，甚至呈現減少的趨勢。大量的機構和資源轉向收費較貴的、深度體驗的、長途跋涉的高門檻甚至精英型自然教育活動。于是，我們將機構在公眾參與和教育理念更新為“普惠型自然教育”，在精力和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希望使用有效的方法和途徑，撬動更多的資源，惠及盡可能多的普通公眾，尤其是中小學生。 

由中國紅樹林保育聯盟舉辦的生物多樣性嘉年華活動。

伴隨著自然教育而迅速被大眾所熟知的一個詞是“自然缺失癥”。“自然缺失癥”本質上描述的還是人與自然缺乏連接、逐步疏遠，甚至割裂。我認同其描述的現象和本質，但將其描述為一種病癥，我覺得并不合適，而翻譯為“自然缺失現象”也許更為合適。其實人與自然的關系與生俱來，深植內心。很多人因為長期沒有機會與自然產生連接，于是便暫時性喪失了這個技能。自然教育就是按下啟動鍵，創造場域或機會，正確引導，重新建立人與自然連接的過程。另一個層面，既然自然教育的目的是讓盡可能多的公眾與自然建立連接，消除“自然缺失現象”，那么將更多資源和人力投入到“普惠型自然教育”，惠及更多的人，這才是自然教育機構更應該做的事。

從長遠看，自然教育的前景一片光明。2019年4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頒發了《國家林業和草原局關于充分發揮各類自然保護地社會功能大力開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了中國自然保護地的概況、自然教育的重要性和現狀及工作指導方針；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其中有兩個相關的基本原則，即“堅持生態為民，科學利用”和“堅持政府主導，多方參與”，并探索全民共享機制。可見國家越來越重視自然保護地的社會功能和自然教育的重要性。

此外，2019年4月，中國林學會組織召開全國自然教育工作會議，305家單位和社會團體發出倡議，依托中國林學會成立自然教育委員會（自然教育總校），這是中國首個以自然教育為內容、范圍最廣泛的跨界聯盟，為自然教育事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實踐平臺。

中國的自然教育行業還很年輕，要走的路還很長。在可預見的未來，社會對自然教育的需求必將越來越大，而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機遇和挑戰。

我們真的準備好了么？

（作者劉毅系中國紅樹林保育聯盟理事長兼總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