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瓊芳醫生。  受訪者供圖

在武漢抗疫一線，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醫療隊員、上海仁濟醫院呼吸科醫生查瓊芳用了67個日夜，寫下了67篇抗疫日記，最終編撰成《查醫生援鄂日記》一書，于4月20日首發200本之后，并于4月26日正式出版。

查瓊芳醫生近日做客澎湃新聞演播室，分享新書《查醫生援鄂日記》背后的“抗疫”故事。

《查醫生援鄂日記》。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當時有沒有想過這本書會那么受歡迎？每天寫日記的動力來自哪里？

查瓊芳：一開始我也沒有想到會有那么多人關注，我也不是作家，只是普普通通的醫生，首發200套之后，很多人來問要這本書，現在差不多沒有了，需要等之后繼續印刷。

起初，每天寫日記只是作為一項工作匯報，那時醫院里領導和同事們都對武漢的疫情并不了解，大家都很關心我們。

到達武漢后，不停有同事、家人等給我電話，關心我，為了讓他們放心，我每天寫一點東西，或者錄一些感想，發給醫院黨委宣傳處，整理后發布在仁濟醫院官方微信公眾號上，讓他們知道前線情況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工作也在逐步有序地開展。

再到后面，我身邊有很多讓我很感動的社會各界愛心人士和志愿者們，包括出租車司機、酒店服務員、餐廳大廚等等，他們也在幫助我們，這也是我堅持寫下去的一個很大的動力。

澎湃新聞：您作為上海最早一批援馳武漢的醫療隊員之一，當時出征時的感受如何？抵達武漢又面臨了什么樣的情況？

查瓊芳：我們從除夕夜出發，到了那里其實已經是大年初一凌晨。剛到那里，我們的壓力確實存在，畢竟當時對病毒并沒有很多的了解，手里僅有的就是國家衛健委當時發布的一份指南，還有就是我們有關于SARS、禽流感、流感等臨床救治經驗。

我們醫療隊出發得也很匆忙，除夕夜吃年夜飯的時候就被通知當晚出發。當時我們科室里的口罩等防護物資都被我清空了，我收拾了一些外科口罩、消毒液、手套，還有我的一些換洗衣物，一共也就裝了一個箱子，再背了一個電腦包就出發了。到了機場，醫院領導又給我們拿來了兩個急救包，里面還裝了外科口罩等。

剛到武漢第一天，我們就進行了防護培訓，（金銀潭）醫院張定宇院長也來了，他說“我們已經堅持了一個多月了”，還介紹了醫院里的一些情況，我們那時候也有壓力，畢竟金銀潭醫院是武漢的一家傳染病醫院，也是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他們醫院最早開始收治“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當時前期的醫療設備和防護物資還是緊缺的，那里的醫護人員也都很不容易，他們都已經堅持了一個多月。

查瓊芳醫生工作照。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您在金銀潭醫院入駐的是重癥病區，主要為重癥患者開展治療，當時總體情況如何？是否經歷過壓抑的階段？

查瓊芳：一開始我也很緊張，但我們領隊鄭軍華隊長明確：防護不到位，不進隔離病房。

我們所在的那個樓層收治了30個病人，我們組6個醫生負責其中10個病人。10個病人中的9個上了無創呼吸機，剩下一個需要高流量吸氧，那時大家的壓力很大。但隨著氣管鏡、可視喉鏡等醫療設備陸續到位，我們的搶救成功率越來越高，壓力小很多了。

防護措施到位也給醫護人員增強了救治的信心。一開始，我們每次都是2-3名醫生一起進入隔離病房，進去時我們互相監督，也有專門負責院感的老師指導我們，看我們防護服穿的是否到位，檢查合格后才允許進入隔離病房。走出隔離病房，我們也是兩人一組互相監督、互相幫忙。

工作的時候，為了減少大家在醫院的時間，減少暴露的機會，我們醫生的班時間都比較長，白班10個小時，夜班14個小時，還有一個查房班，是4個小時。夜班上完，加上1個小時的交班、病情討論，基本需要15個小時才能下班。

相比醫生，護士的工作更辛苦，醫生不需要24小時在隔離病房，護士需要長時間在隔離病房照顧病人。我們的護士一開始排班是6-8小時一班，后續隨著醫護力量的增加，減少到4小時一班，他們一旦穿上防護服就需要不吃不喝，也沒辦法上廁所。

一個病人如果能被救回來，對于我們醫護人員來說有很大的幸福感，如果病人走了，我們也會有很大的悲傷。也許大家看起來會表現得很冷靜，但其實我們也需要時間，慢慢去化解這種內心的壓力。

澎湃新聞：您的日記里面反復提及領隊鄭軍華和周新教授，他們是不是給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查瓊芳：他們兩位都來自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我們領隊鄭隊一直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鼓勵我們，我們出發時，他告訴我們社會各界人士都把我們當做英雄，我們就是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情，這就是我們醫護人員的職責，讓我們的頭腦清醒下來。

同時，鄭隊說的“防護不到位，不進病房”，這句話讓大家放下了一顆忐忑的心。后來，他每次都會規范一系列工作流程，反復告誡醫護人員，一定要注意防護。

鄭隊在我們疲倦的時候對我們說“努力努力再努力，堅持堅持再堅持”，讓我們堅持到了最后，還向我們重申了“英雄”的定義，讓我明白越到關鍵時刻，越要一鼓作氣，堅持到底。

而周新教授是我們醫療組組長，他今年已經66歲了，我們在病房有風險的操作，他都搶在前面。一開始大家對氣管插管有顧慮，擔憂感染的風險，那時候他說“第一例氣管插管我來”，后面他也搶著做，我們都非常感動，他以身作則，來鼓勵我們。

還有在工作中，他們兩位強調醫療過程中一定要給予人文關懷，讓我們很受益。人文關懷很重要，病人首先是人，除了身體上的治療之外，一定也要關注病人的心理變化，因為病人一旦住院治療久了，或多或少都會存在一些心理問題，除了精神科醫生的心理疏導外，醫護人員也要跟病人聊聊天，去開導下他們。

他們兩位都讓我很佩服，他們也都是中國共產黨員，我在日記里也寫了，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是一面旗幟。

澎湃新聞：您還記得當時參與氣管插管病人救治時的情況嗎？當時你的心情是怎么樣的？

查瓊芳：原本我們在醫院呼吸科要做氣管插管，呼吸科醫生往往會喊麻醉科醫生過來做，但在這里我們都必須自己完成。周新教授做的是氣管鏡引導下的氣管插管，瑞金醫院陳德昌教授做的是可視喉鏡引導下的氣管插管。

我還記得當時，一名30多歲的女病人心跳很快、呼吸很急促，氧合情況也很不好，需要進行氣管插管。那天，我跟著陳德昌教授一同進入隔離病房，我的心情很緊張，也沒有經驗，我在旁邊捏皮球，進行球囊輔助通氣。

當時我也會有些害怕，但看著陳教授湊得很近，很認真淡定地在進行氣管插管操作，我也沉下心來，該做的事還是要做。

讓我感動的是，那里的病人對上海醫療隊充滿了信心，其實不僅僅是上海，全國各地的醫療隊陸續趕赴武漢支援，這些醫護人員都具備一定的臨床救治經驗。

我還記得當時第一天進入隔離病房查房，就有這么一位戴著呼吸面罩的病人，一聽到是上海醫療隊來了，還摘下了面罩，告訴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救救他”，我們趕緊讓他戴上面罩，安慰他要對疾病有信心。

澎湃新聞：在日記里，除了寫醫護人員外，您還寫了很多社會各界的愛心人士、志愿者們，為什么會想到也把他們寫進抗疫日記？

查瓊芳：那時候社會各界都在關注醫護人員的救治工作，但救死扶傷其實就是我們的本職工作。到了那里，我發現光有醫護人員是無法運轉的，就是因為有很多人在幫助我們，就是他們，我們才能心無旁騖，該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們剛去金銀潭醫院，護工緊缺，垃圾清掃工作沒有人做，醫院就招募了志愿者，有天我遇到了一名中年男性打掃辦公室，我以為他是院感老師，沒想到他說他是志愿者。他的工作除了打掃衛生，同時還進去隔離病房收垃圾，當時我問他“你怕不怕”，他很靦腆地告訴我“一開始也怕，到后面真的進去也就這樣了。”后來我知道，他每天都不能回家，住在醫院對面的酒店，每天都吃的是盒飯，但都會準時來做志愿者工作。

還有諸多TONY老師，他們負責幫醫護人員理發，減少我們進入隔離病房感染的風險，最多的時候他們一天要給六七十人理發，真不容易。

還有一位農民讓我特別感動，那時因為武漢封城，我們很難吃到綠色蔬菜。這位農民自己種的蔬菜也不多，花了1000元跟村民買了很多蔬菜，騎著三輪車送來我們酒店，因為不認得路，也不會導航，他就一大早出發，騎了40公里，直到下午才趕到，酒店后廚想給他錢，他回絕了，又一路騎三輪車回家，到家都已經是晚上8點了。

這些人都在幫助我們，希望我們在這里生活得更好，他們都是無名英雄，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

澎湃新聞：這本書的最后收錄了您的學生、仁濟醫院風濕免疫科主治醫師李佳創作的兩首歌曲《等你》和《勇氣》，當時創作的背景是什么？

查瓊芳：李佳是一名很好學的姑娘，也很有才。《等你》這首歌寫于1月30日，這是我們第一批上海支援湖北醫療隊抵達武漢后的第7天。

當時我們醫院包含我在內共有4人來武漢支援時，很多領導、同事包括李佳，都在關心我們在抗疫一線的情況，每天會通過我的日記來了解武漢情況，他們都很關心我們在這里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工作順不順利，都在等著我們能及時傳遞消息過去。

另外一首歌曲《勇氣》，李佳還請了專職音樂人譜曲，但還沒得及錄制，她就作為上海第八批支援湖北醫療隊員，于2月19日踏上了奔赴武漢抗疫前線的征途。這首歌當時邀請到上海音樂學院院長廖昌永來演唱，還制作成了MV，我也感到很意外和感動。

當時《勇氣》這首歌發布時，我一直反復回聽這首歌，當時就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是平凡的，但每個人都有勇氣去抗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