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leen Kenyon, Digging Up Jericho,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7

Amnon Ben-Tor, Hazor: Canaanite Metropolis, Israelite City,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2016

William Dever, Who Were the Early Israelites and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Grand Rapids, Michigan: Eerdmans, 2003

《舊約》中《約書亞記》一卷書，記載了古代以色列人在迦南所進行的一系列征伐。約書亞對若干座迦南大城實施屠城，將城中所有人口，無論老幼，一律“殺絕凈盡”。這樣血腥的殺戮，現代可稱為“種族屠殺”，而古代有解經家曾采用不同方法為之回護。《圣經》中的“殺絕凈盡”，在歐洲歷史上開了不良的先例，無論是十字軍東征、還是西班牙人征服美洲，都有人援引以約書亞故事，為殺戮“異教徒”來張本。這是我前文所敘述的大意（見《〈圣經〉與暴力（上）：〈舊約〉中的“殺絕凈盡”》，《上海書評》2020年4月24日）。

對歷史學家來說，《圣經》的解經史和接受史，其重要性是無法與《圣經》敘事的歷史真實問題相提并論的。《約書亞記》所記載的這一連串殺戮，在歷史上真的發生過嗎？這才是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所面臨的迫切問題。特別是《約書亞記》對古代以色列起源這一問題，至關重要。依照《圣經》的敘述，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之后，在約書亞統帥下，在迦南一次又一次屠城，才打下一片江山，得以在迦南立足。若無軍事征服和屠城，這些逃離壓迫的上帝選民便不會擁有一寸國土，后世也不會涌現出大衛王這樣的雄主。所以，《圣經》所呈現的以色列起源，一方面來自上帝在西奈山頂向摩西顯現、授予十誡，給予這個民族在宗教和律法上的保證；另一方面，以色列的興起直接來自約書亞征服迦南、殺滅當地的民人，這樣的殺戮為以色列民族提供了國土和物質根基。所以在討論以色列起源時，《約書亞記》中的“殺絕凈盡”事關重大，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

關于以色列起源，傳統而且正統的說法，就是完全相信《圣經》記述。要探究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歷史，只需復述《約書亞記》基本情節即可。上世紀，持這種“武力征服說”的代表是當時最富盛名的美國考古學家奧爾布賴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奧爾布賴特從三十年代開始，一直堅持用“征服模式”來解釋以色列的興起。在其名著《從石器時代到基督教》一書中（1940年第一版），他認為約書亞的殺戮的確發生過，而且不可避免。在奧爾布賴特看來，以色列人有精良的精神裝備，因為上帝賦予了他們崇高的一神論和嚴格的倫理法則。加上他們本身擁有游牧部落的單純和質樸，帶有原始的活力和鋼鐵般的意志，所以這支軍隊簡直是無堅不摧。而反觀迦南人，他們的宗教只是低級、野蠻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注定要被受上帝眷顧的高等文明消滅、取代。因此，殺戮迦南人，就是高等文明對低等文明的無情打擊，保證了這兩支人無法結成任何形式的聯盟（可參見第一版241頁，或者流通更廣的第二版平裝本280-281頁）。奧爾布賴特的意思很清楚：為確保一神論宗教的建立和發展，一切皆可舍棄，任何代價都不足惜。占領迦南是歷史不可逆轉的走向，對迦南人“殺絕凈盡”是不得已而為之，但也是符合歷史潮流的必要措施。

這樣經典的“武力征服說”，很快就遭遇到考古學的阻擊。圣經考古學在二十世紀勃然興起，已成為《圣經》研究的利器。若《圣經》記載了某地發生過某事，后世學者單單憑文本考證，很難斷定經中的記載是否信實。更加直截了當的方式，就是確定某地的遺址之后，派考古人員前去挖掘，以發現的古代遺存來判定歷史的疑案。這便是《圣經》考古不同于書齋中學問之處。要判斷約書亞征服迦南是否確有其事，考古學家就直接去挖掘《舊約》記載發生過屠城的遺址。耶利哥（Jericho）是約書亞進入迦南之后攻下的第一座城，自然就成為考古學家的首選目標。

耶利哥城的遺址，距離今天的杰里科約一公里。耶利哥的位置非常關鍵，它扼守約旦河渡口，從兩河流域西行的多條商道匯集于此，所以耶利哥是連接兩河流域和巴勒斯坦的要津。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此地已有零星的考古挖掘展開。真正大規模的挖掘，始自英國考古學家加斯湯（John Garstang）。他從1930年開始，在耶利哥連續挖掘了六年。加斯湯采用當時《圣經》年代學的主流意見，認為約書亞的征服發生在公元前十五世紀末。而他發現位于考古地層的第四座城市，年代基本符合。這座城市有明顯的毀滅痕跡。比如在靠近西城墻的房間里，遺留有大麥、燕麥和洋蔥等食物，還有未烘培的面團，都已被燒焦。加斯湯推測，當地的日常生活因某種災難而突然中斷。在城中央有王宮的廢墟，灰燼堆積到膝蓋的高度。這里明顯有縱火的跡象，因為被燒焦的木料多于正常量十倍，所以一定有人故意向火中投擲燃料。這些跡象都證明耶利哥最終被人故意燒毀，作為被焚燒的燔祭（holocaust）獻給神靈，這與《約書亞記》的描寫完全吻合（“眾人就用火將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燒了”，6:24）。城毀之后，五百年之內沒有復建，也對應《約書亞記》中“有興起重修這耶利哥城的人，當在耶和華面前受詛咒”（6:26）這一句。所以，加斯湯認定，他挖掘出的古代城墻，就是《約書亞記》中坍塌的城墻，考古證據證明《圣經》記述完全符合歷史真實。

加斯湯的理論，當然是公眾所樂于見到的結論。但不到二十年之后，又一位英國考古學家對耶利哥重新挖掘，否定了這位學術前輩的意見。這位重返耶利哥的學者是凱瑟琳·肯尼恩（Kathleen Kenyon, 1906-1977）。肯尼恩是她同代人中最杰出的考古學家，也是這個領域中最知名的女性學者。她生長于學術世家，是不折不扣的學二代。她從牛津畢業后，先后在非洲、中東和英國等多地持續參加考古挖掘。她長期主持第一線的田野考古，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實干家。

從1952年開始，六年期間，肯尼恩一直主持耶利哥的挖掘。這次挖掘的初衷，是為了驗證加斯湯的結論。但最激動人心的發現，卻是新石器時期的大量遺存，與約書亞征服一事無關。耶利哥的歷史被推到公元前六千年，在當時算是人類最早的聚落，所以世界各大報紙紛紛以“世界最古城鎮”為題，讓肯尼恩和她的發現登上頭版。而與《圣經》相關的挖掘，則令加斯湯和宗教界人士大為失望。肯尼恩采用了更科學的挖掘方法和更準確的斷代，發現加斯湯對被毀城市的斷代存在很大偏差。這座城市實際被焚毀的年代，要比加斯湯提出的時間還要早許多。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約書亞征服發生在公元前1250至1230年期間，也就是公元前十三世紀后期。而肯尼恩發現，耶利哥從公元前十四世紀開始，就已經被毀，此后便無人在此定居。簡要總結一下，肯尼恩發現，與約書亞時代最為接近的一次毀滅，實際發生在公元前十四世紀，此后耶利哥就被遺棄。也就是說，就算約書亞真地率軍來到耶利哥，他會發現這里沒有巍峨的城墻和堅固的城防，而只是一片廢墟。

肯尼恩的挖掘帶來了反轉。如果公元前1230年前后耶利哥根本就沒有城池和居民，那么又何談約書亞的“殺絕凈盡”呢？事實上，二十世紀在巴勒斯坦多地的考古活動，已經可以讓我們更加客觀地看待正統的“武力征服說”。這里必須提一下美國考古學家威廉·迪佛（William Dever）。迪佛在巴勒斯坦從事田野考古長達四十多年，總是憑借最新的材料做最一線的研究。他退休之前主要發表專業論文，退休之后，開始系統著述，將考古最新的成果向公眾做清晰、系統的梳理和介紹。由于他長期在第一線，所以對考古材料爛熟于胸，講述起來底氣十足。他在2003年出版《早期以色列人是誰？從何而來？》（Who Were the Early Israelites and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一書，基于最新的發現，對古代以色列人所摧毀的迦南城市的遺址，做了一番盤點。在《圣經》記載曾發生過征戰的四十余處地點，迪佛發現，竟然只有兩三處遺址出現公元前十三世紀后期的毀滅跡象（見71頁）。

在他最新的著作《超越文本：考古學對古以色列和猶大的描述》（Beyond the Texts : An Archaeological Portrait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迪佛再度列表，將《約書亞記》中曾經發生征戰的地點全部列出，然后一一注明是否進行過現代考古挖掘、是否出現被毀的痕跡、以及根據考古研究所確定的被毀年代（184-185頁）。根據這最新一輪的清點，《約書亞記》一卷中，共有三十四個地點曾被攻克或毀滅，但只有三四處有明顯被破壞的痕跡，有可能被以色列人攻占。前面已經說過，耶利哥在公元前十三世紀后期，乃是一片廢墟，無人居住。而也曾發生過屠城的艾城（Ai），根據考古研究，發現在公元前2300至1200年之間，完全被廢棄，無城可屠。總之，在百分之九十的迦南城邑遺址中，沒有任何毀滅和屠城的跡象。所有考古證據都指向一個結論：“武力征服說”沒有證據，考古挖掘與《圣經》記述完全不能吻合。

在為數不多的幾個例外中，夏瑣（Hazor）一地最為耀眼。《約書亞記》前一半寫攻伐，大量筆墨傾注在中部地區的耶利哥和艾城。第十一章開始寫北方的戰事。夏瑣王耶賓（Jabin）風聞約書亞已攻陷迦南多地，于是聯合北方諸國，組成聯軍，與以色列軍鏖戰。結果，按照圣經的固定說法，上帝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約書亞順利擊潰北方聯軍，擊殺耶賓，攻克夏瑣，將城中所有人“盡行殺滅”，放火將此城徹底焚毀。

夏瑣位于古代以色列北境，在加利利湖以北十五公里。此地和耶利哥一樣，也是古代的戰略要沖。由此向北，可達大馬士革，折向東南，即可抵達兩河流域。夏瑣一地，在青銅時代中、晚期，是迦南舉足輕重的城邑。比《圣經》更早的埃及文獻中，就已提到這個地名。埃及曾出土一組祝詛文（the Excretion Texts），乃是公元前第二千年初期埃及人對迦南多地以及當地首領的詛咒語。這些咒語或書于泥碗之上，或刻寫在泥人身上，然后埃及人再將泥碗和泥人砸碎，以交感巫術的方式，祝禱敵人的潰敗。在這些祝詛文中已出現夏瑣的名字，說明早在公元前第二千年初期，夏瑣在埃及人眼中地位頗為重要，已夠得上“被詛咒”的資格。

現代對夏瑣遺址大規模的挖掘，始自以色列考古學家伊加爾·雅丁（Yigael Yadin，1917-1984）。雅丁是近代一位奇人，能文能武，曾擔任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而后來以考古聞名于世。他最輝煌的業績是挖掘了馬薩達堡壘（Masada），后來這里變成以色列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雅丁從1955年開始，就在夏瑣的遺址領導挖掘，歷時六年。雅丁去世時，將夏瑣考古的重任交托給本-托爾（Amnon Ben-Tor）。新一輪的夏瑣考古于1990年啟動，一直持續至今。

如今的夏瑣遺址，分為上城和下城兩部分。所謂“上城”，建筑在高出地面四十米的小丘之上，建有宮室和神廟，是行政和祭祀中心。而“下城”，則指山丘下的居住區。考古學者發現，公元前1700年左右，夏瑣上城已建有廟宇，發現動物骨骼以及小型祭器。與我們相關的是，在青銅時代晚期，這座城防異常堅固的城池確曾遭遇滅頂之災。夏瑣的宮殿被烈火焚毀，火勢兇猛，溫度估計可高達一千度，以至于將磚和陶器燒化。在被毀壞的考古地層，有兩三米厚的沉積，包括灰燼、燒毀的磚塊和木料，說明該城被徹底摧毀。在廢墟中，發現十余座埃及雕像被搗毀。其中一座塑像，頭部被利器砍掉，其他塑像的肢體都被故意損毀，而且身上有砍擊的痕跡。古代的戰勝者經常搗毀戰敗一方的神像，而夏瑣的遺存顯示該城經歷過洗劫和充滿仇恨的破壞，考古學家大都認為這很有可能是古代以色列人所為，時間在公元前1250至1230年之間。

夏瑣的毀滅，迄今仍然有爭議。其中比較重要的問題是，我們雖知道此城在約書亞時代被徹底焚毀，但是卻不能確定進攻者的身份。有些學者采用排除法，將不可能進攻夏瑣的軍事力量清除，從而認為只有以色列人是最佳人選。但這離板上釘釘，還相距甚遠。但是，令很多人略感欣慰的是，《約書亞記》至少沒有完全杜撰夏瑣的故事，至少證明夏瑣一地所遭受的兵燹之禍，多多少少有一定歷史依據。盡管如此，僅依靠夏瑣和其他兩三處的例外，無論如何也不足以改變整體的圖景。按照迪佛的最新統計，在《約書亞記》中提到的所有被攻克的迦南城邑中，有高達百分之九十的遺址在公元前1250年之后的五十年中，沒有任何毀于戰火的痕跡。如果我們相信考古學的證據，則絕大多數的“殺絕凈盡”在《約書亞記》宣稱所描繪的那個時代中，根本未曾發生過。

其實，即使不看考古證據，如此大規模的“殺絕凈盡”也很值得懷疑。在《約書亞記》后面的《士師記》中，我們在第一章就讀到，約書亞死后，以色列人還在不斷和迦南人交戰。即使以色列后來愈發強盛，迦南人仍執意住在原來的村莊和城鎮，沒有被全部驅趕。這至少證明迦南人并沒有被殺盡。將最少二萬多平方公里之內的原住民斬盡殺絕，將迦南變成無人區，然后以色列人重建定居點，這實在有悖常理。事實上，很早就有學者認為，《約書亞記》和《士師記》分別保留了兩個傳統，一個是殺光本土的住民，一個則是新來民族與原住民共存，中間沖突不斷。對《約書亞記》的懷疑，不必等到考古發現才能提出，對圣經的文本考證已經讓我們無法完全相信這卷書的史料價值。而如今，考古證據更加干凈利落地擊破了“武力征服說”，因為我們完全看不到以色列人大規模協同作戰、在迦南全境戰無不勝的場景。雖然局部地區確曾出現毀滅的跡象，但像夏瑣這樣的例外，數量少之又少，不足以翻案。

二十世紀的考古發掘，基本證實《約書亞記》的記述不符合歷史真實，這也導致絕大多數學者已經棄用“征服模式”。要探索古代以色列的起源，就必須另立新說。篇幅所限，這里只簡要提一下兩種理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有德國學者認為，早期以色列人并非武力入侵，而是“和平滲透”。以色列人的先祖本是游牧民族，四處遷徙，居無定所。他們最初在約旦河東岸活動，每年定期渡河尋找草場和水源，后來才逐漸移居西岸。以色列人作為外來移民，先占據高地，然后再以和平方式逐漸滲透進平原地區。此說的優點，在于與《創世記》中很多有關游牧和部落制的記載吻合，而且也避開了殺氣騰騰的描寫。另一個二十世紀曾流行的理論，是所謂“農民暴動說”。逃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原本不是一個單獨的民族，而是由逃亡者組建的團體，由于共同崇拜給他們帶來解放的亞威神（舊譯為“耶和華”），從而結成一體。他們又與當地不滿現實的底層迦南民眾聯合，出于社會政治原因，掀起暴動，反抗迦南城邦的體制。這兩種假說側重點不同，但共同之處在于否定《約書亞記》所記的大規模殺戮為真實歷史事件。

既然“殺絕凈盡”不曾發生過，那么《約書亞記》的編者為何要虛構出這樣大規模的屠殺情景？將摩西的繼任者、踏上應許之地的以色列領袖，描畫成冷酷、嗜血的將領，將不曾發生過的殺戮作為赫赫戰功寫入以色列古史，有何意義？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圣經》編輯者將后世的歷史情境或者民族情緒，經過鋪陳和想象，投射到更早的歷史階段。有不少學者認為猶大國王約西亞（Josiah）在公元前621年開啟的宗教改革，很可能是屠城觀念興起的契機。根據《列王記下》的記載，約西亞在位第十八年，在圣殿中發現佚失已久的律法書，于是決意毀棄亞威崇拜之外的所有傳統宗教祭祀。將亞威宗教與迦南傳統宗教之間的沖突，構想成不可調和的殊死決戰，這樣的心態很可能加劇了以色列人對迦南人的極端仇視，為構建文本中的殺戮提供了靈感。另有學者持更加極端的看法，比如以色列著名考古學家芬克斯坦（Israel Finkelstein），他將“殺絕凈盡”一事的起源定在更晚的時代。公元前586年，猶大國被新巴比倫王國滅掉，以色列大批精英被強制遷到巴比倫，史稱“流散時期”。亡國的屈辱，背井離鄉的凄楚，混合著沮喪、失意、憤恨，便形成對外族的極度仇視，而此種仇外情緒又以想象的方式被寫進民族更早的歷史階段。在想象中，以色列的先民曾經對自己的仇敵大殺大砍、斬盡殺絕，這或許給公元前六世紀的遺民帶來心理上的慰藉和補償。總之，這些解釋都試圖找到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在這個時刻，以色列人需要培植和宣揚一種殘酷無情的戰爭觀。然后，《圣經》編纂者就將公元前七世紀或六世紀的憤懣，傾瀉進記載公元前十三世紀戰爭的早期史中。

《舊約》中“殺絕凈盡”一事，既關乎《圣經》解釋史和接受史，也關乎歷史學和考古學。正是依賴考古學，我們才可能對《約書亞記》所記事件之真偽做出評判。而得出的結論，會讓很多人感到悲喜交集。對力主《圣經》記述無謬誤的人來說，可悲之處在于：歷史上并不存在大規模的軍事征服，《約書亞記》的記述被證偽，《圣經》或者夸大了局部的沖突，或者將后世的歷史和情懷投射到更古的時代。而可喜的是，曾讓廷德爾、潘恩怒火中燒的那些殘酷殺戮，讓奧利金以寓意解經法來稀釋和虛擬化的那些“殺絕凈盡”，竟然根本沒有發生過。拜考古學之賜，上帝和《圣經》人物都不必再背負殘忍好殺的罪名，基督教歷代的護法也終于可以含笑九泉。只是我們不要忘了，即使考古學以最直觀、最簡潔的方式剝奪了《圣經》部分內容的歷史真實，但“殺絕凈盡”所樹立的先例和圣戰模式，卻已然在歷史上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考古學可以證明在《舊約》歷史上，約旦河西岸無戰事，但后續歷史中已經發生過的那些殘殺，恰恰就是從這些虛構的屠城中得到了啟示和榜樣。這時，我們能做的就是兩件事：接受考古學的結論，不再堅持《約書亞記》中的屠殺為歷史真實，同時也需繼續檢討《圣經》文本中想象出的屠城，又是如何導致后世出現了真實的、血淋淋的“殺絕凈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