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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西安為何各有一所交通大學？那還要從60多年前的“西遷”說起

2020-04-24 10:0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邵傳芬檔案春秋

交通大學從上海西遷古都西安，是新中國高等教育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回望這段歷史，如果當年沒有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和支持，遷校的歷程不會進展得那么順利，或許也就不會有現在這兩所分別位于中國的東部和西部、同樣蜚聲海內外的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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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來自北京的特殊電話

1955年4月6日晚上，上海徐匯，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彭康接到了一通來自北京的特殊電話。這次北京來電中所談的內容，也直接影響了彭康校長以及許多交大師生此后的人生走向。

在彭康校長接到電話之前的一個星期，也就是3月30日，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據中央方針，提出并上報國務院《關于沿海城市高等學校1955年基本建設任務處理方案的報告》。

該報告中寫道：“減少沿海城市高等學校招生任務，相應地擴建內地學校，提前在內地增建新校等措施，…… 將交通大學機械、電機等專業遷至西北設交通大學分校，準備在兩三年內全部遷出。”

1950年代，位于上海徐家匯的交通大學正門

3月31日，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向陳毅、陳云、劉少奇、朱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等7位中央領導人報告，并得到圈閱同意。1955年4月初，高教部部務會議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及新建學校計劃（草案）》明確提出：“將交通大學內遷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開始基本建設，自1956年起分批內遷，最大發展規模為12000人。”

4月6日晚，高教部將這一精神，以電話告知的形式通知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彭康同志。其后，高教部于7月21日正式發文通知交通大學：“經我部研究并經國務院批準，決定你校自1956年開始內遷西安，并提前于1955年開始進行基本建設工作。”

數千名教職員工和家屬陸續遷往西安

1955年4月9日，彭康校長根據高教部的電話通知，迅速召開黨委會、校務委員會，傳達中央指示精神和遷校西安的決定，部署相關工作，并指派總務長任夢林等人去北京高教部接受新校址的籌建任務。

５月，彭康帶領朱物華、程孝剛、周志宏、鐘兆琳、朱麟五幾位系主任和老教授奔赴西安，共同察看和商議校址，最后選擇了西安市和平門外、東南近郊、離市區1.5公里的皇甫莊一片黃土地作為新校址。新校址的對面是唐代興慶宮和龍池遺址。

踏勘新址

9月，正式成立交通大學遷校委員會，由副校長陳石英任主任委員，教務長陳大燮、總務長任夢林任副主任委員。黨內成立蘇莊、鄧旭初和任夢林組成的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全校的搬遷工作。遷校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設備裝箱

在全校師生員工共同努力下，圖書、實驗儀器、教學用品等陸續運往西安。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完成了10萬平方米的基建任務，建成了教學中心大樓、行政樓、學生宿舍、食堂等教學和生活用房。

1956年7月20日，在副教務長張鴻帶領下，第一批教職員工和家屬遷往西安。8月10日，副校長蘇莊率領600余名學生和400余名教職工和家屬乘火車到西安。9月初，2133名新生直接到西安校址報到。這樣一二年級學生共3906人，教師243人，員工572人，已可以正常開展教學活動了。

首批交大遷校教職員工踏上西遷旅途，

圖為當時在上海徐家匯火車站歡送的情景

遷校起了風波，周總理提出三個方案

本來按照已定遷校方案可操作下去，但隨著1957年前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及一部分教師對西遷存在的不同想法，遷校起了風波。

當時國際上中美大使級會談趨于緩和，毛澤東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要更多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大環境有所變化，交大校園內對于是否繼續遷校也有了幾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遷校是中央的決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應該遷。但是，另一種意見占了上風：遷到西安是不正確的。此外還有第三種意見：不要全遷，或緩遷、或在西安設分校。交大黨委及時向高教部匯報了不同意見，原本進行中的各項搬運工作及西安的基建工作由此被暫停。

建設校園

黨中央、國務院、高教部都非常關心交大的西遷，周恩來總理對此更是非常重視，他決定親自過問并處理這一問題。1957年5月23日至25日，周總理在百忙中抽出時間，連續3天與交大教工代表和領導談話。5月28日，周總理在北京中南海邀請彭康校長和著名教授陳大燮、程孝剛等座談，會議從晚上7點開到次日凌晨2點，周總理也在座談會上作了長篇講話。

他強調：“1955年決定交大內遷，是根據西北工業建設的要求和離開國防前線的條件下提出來的，是必要的。1956年從十大關系、新形勢新安排，是可搬可不搬，但西安已經招收兩千多名新生，西安校舍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是‘騎虎難下’，……交大問題如何解決？著眼點還是從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一切為了更好地動員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對于遷校，周總理提了幾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堅持搬西安，少數不能去的不勉強；要有多數人去，交大的老底子還保存……

第二個方案，新的形勢，沿海與內地兼顧，上海還有需要。

第三個方案是折中方案，向師生進行動員，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對支援西北人民有好處，對全國人民的團結有利，對交大也有利……

周總理最后說：交大的一舉一動，都會有很大的影響，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須照顧大局，總的原則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針不能變。交大自己討論，決定后再上報高等教育部批準。

廣大師生聽取了彭康校長傳達的周總理講話，經過兩個多星期的反復討論，一致認為周總理的講話親切、中肯、全面、客觀，信任交大師生，把交通大學的問題交由交大師生自己決定，尊重交大師生。于是，交大黨委根據廣大師生的意見，在1957年6月23日向高教部上報：“交通大學分設西安、上海兩地，兩部分為一個學校，統一領導。”

從交大的兩個部分到各自獨立的兩所高校

1957年9月5日，周恩來總理親筆致函楊秀峰，通知國務院批準交通大學分設兩地的新方案。全文如下：

楊秀峰部長：

八月四日高教部報告和九月四日你的來信均閱。關于交通大學解決遷校問題及上海、西安有關學校的調整方案，前已口頭同意，現再正式函告批準，請即命令公布，以利進行。

周恩來

一九五七.九.五.

1957年9月12日，國務院下發《關于交通大學遷校問題的批復》，正式批準交通大學遷校及上海、西安有關學校的調整方案。自此之后的1957年9月到1959年7月，差不多近兩年間，交通大學作為一個整體，分為西安、上海兩個部分。

建設校園

時間到了1959年，由于考慮到交通大學上海、西安兩個部分規模都比較大，距離又遠，行政上要實現統一管理，有許多不便之處。1959年7月31日，經國務院批準：交通大學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別獨立為兩所學校，定名為“上海交通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兩所學校都為全國重點大學。彭康同志任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謝邦治同志任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至此，遷校歷程圓滿告一段落。

學生們在西遷后的交大圖書館閱覽室

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個“上海新村”

回顧交大西遷歷程，很多事情不是一紙命令就能做成的。而當時，在師生員工對西遷有許多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的情況下，彭康校長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做了深入細致的說服動員工作。

他鏗鏘有力地說：“我們這個多科性工業大學如何發揮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因此考慮我們學校的問題必須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合理部署來考慮。”

交通大學西遷之時，彭康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帶頭舉家西遷，在西北扎下根。

彭康校長

處理遷校過程中，彭康校長通過上海的有關部門，動員一批理發、修鞋師傅配套西遷，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個“上海新村”，使師生員工很快適應西安的生活。

一對教授夫婦動情地在“西遷”回憶錄中寫道：“在搬遷前十幾日，總務處就派人到各家，幫助教師把所有家具用麻袋、草繩仔細地捆扎好，甚至把煤球爐也捆得好好的，使我們一到西安就能生火做飯。列車一到西安，學校立刻派車把我們接到教工宿舍。到宿舍一看，都驚喜絕了：一切家具都已安排妥當，房間也打掃得干干凈凈，甚至碗筷、碗勺都放在原先的包裹里，我們只要打開鋪蓋就能休息了。這一切都是彭康校長安排的。”

1956年9月，彭康在西安主持興辦了數理力學系、無線電系、工程物理系等7個尖端新專業，連同遷來的電機、動力、機械各系，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多科性工業大學學科格局。

西安教工宿舍外景

他們把校風、教風、學風扎根在黃土地上

在彭康的號召下，17位交大黨委委員中的16位遷到西安，西遷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占到交大教師總數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強的學術骨干更是舍棄上海優越的生活，義無反顧地成為黃土地的高教拓荒者。

“中國電機之父”鐘兆琳教授，西遷時已57歲，接近花甲之年。而且身患多種慢性病，妻子也臥病在床，并且周恩來總理也提出“鐘先生以留在上海為好”，但他毅然決然，安頓好夫人后，只身一人投入到首批西遷隊伍之中。

授課中的鐘兆琳教授

到西安后，鐘兆琳沒有以教授自居，和廣大師生一起，天天吃食堂。他是第一個到教室給學生上課的教授。年近花甲的鐘兆琳，不辭辛勞，事必躬親，在一片荒涼的黃土地上將西安交大電機系扶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此后又建立了全國高校第一個電機制造實驗室。鐘教授直到80歲高齡，仍不辭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肅等地考察，還學習維吾爾語，為新疆人民服務。

在當時西遷的25名教授中，時年38歲的陳學俊是最年輕的一位，他也是中國鍋爐專業、熱能工程學科的創始人。1957年臨行前，他與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慶（作家冰心的外甥女）決定，將自己位于牯嶺路（上海國際飯店后面）的房子，無償交給上海市房管部門，帶著4個孩子隨校西遷。至今有人說起此事，認為他們太吃虧了，房子保留到現在，那兩間在國際飯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錢嗎？但陳學俊這樣解釋道：“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黃土地，就不要再對房子有所牽掛，錢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計較了。”

陳學俊教授和家人

陳學俊來到西安后，開始指導研究生研究兩相流與傳熱課題，他在國內外首先提出 “液膜倒置”現象。夫人袁旦慶則帶著40多位教員，在果園、荒地上，建起了實驗室，編寫教程，培養年輕教師。兩人將大半生的心血都奉獻給了西安交大。離休后，陳學俊和袁旦慶拿出積蓄，資助了數十位陜南農村的貧困孩子上學。2017年7月4日，98歲高齡的陳學俊教授離世，他也是西遷教授中最后離世的一位。

作為遷校帶頭人之一的陳大燮教授是我國熱力工程學界的先驅。他賣掉了在上海的房產，義無反顧偕夫人一起，首批赴西安參加建校工作。1957年,在西安部分新生入學典禮上,陳大燮說:“我是交通大學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務長,但我首先要為西安部分的學生上好課。”一席話，堅定了大家獻身大西北的決心。

作為我國熱力工程教育的開拓者，陳大燮教授同楊世銘教授一起，將熱工教研室完整地搬到了西安，也把交通大學的優良校風、教風、學風牢牢扎根在西北黃土地上。他在生前立下遺囑，自己的遺產不留給后代，這樣對后代有益。去世后家屬遵其遺言，將留下的3萬元儲蓄捐贈給西安交通大學。1982年夫人去世，女兒又將其留給夫人的一萬元生活費悉數捐獻。西安交大以此4萬元為基金，設立“陳大燮獎學金”。

陳大燮教授在指導學生

沒有晚開一天學、遲開一門課、少做一個實驗

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學在西安人民大廈禮堂舉行了開學典禮。學校沒有因為遷校而晚開一天學、遲開一門課、少做一個實驗。

當時到西安的學生徐通模（后任西安交大校長）回憶說：“那時西安他們是這樣形容的——馬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西安的生活條件和上海根本不能比，十分艱苦。一群熱血青年學生對學校西遷充滿信心和熱情，電制53班學生在1956年3月，提出了“跑西安”的倡議，建議用“上海到西安”的象征性長跑祝賀學校西遷。據交大校刊記載，從1956年3月4日到6月6日，有41個班級在“西安”勝利會師，全體同學實際跑步路程累計8萬多公里。

開學典禮

西遷中不僅有著名的教授，也有講師、助教、職員、技術員，還有炊事員、理發師、花工等后勤服務人員，甚至包括醬菜廠、煤球廠的工人。他們從繁華的大上海來到貧瘠的黃土地，交大人自豪地說：“哪里有事業，哪里有愛，哪里就有我的家。”

當時西遷的教工中，年齡最小的趙保林16歲，年齡最大的是校醫沈云扉，當年已66歲。沈云扉再三婉拒學校領導的照顧，和侄兒沈伯參一同舉家隨校西遷。身為衛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參不僅自己帶頭西遷，還將在上海的私宅無償提供給學校，作為學校的駐滬辦事處。

有一位“老花工”胡全貴師傅，從上海到西安，他為交大的綠化事業奉獻了一生。六十多年前從上海同時遷來的梧桐樹，如今根深葉茂、郁郁蔥蔥。當他退休要回老家時，卻有人看到他在校園里轉了一圈又一圈，抱著他培育長成的梧桐樹失聲痛哭。

西遷后的交大校園

六十多年過去了，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這兩所同宗同源的高校，在各自走過了多年的發展歷程之后，都成為國家“211”“985”工程建設的高校，取得了輝煌成績。2017年9月，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公布的“雙一流”建設（爭創世界一流大學和爭創世界一流學科），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雙雙榮列“雙一流”建設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