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高危待遇又低，在日本打工半個月后，劉海洋從工地架子上摔了下來，在向中介公司申請回國被拒后，他不顧60萬元違約金，踏上了“跑黑”之路。

“跑黑”就是脫離勞務中介安排的崗位，去其他工地打黑工。劉海洋說，勞務公司安排的工作通常是高危工作并且收入偏低，“我們自己隨便找一份工作都比在那里掙得多。”

如此一來，許多出境務工勞工選擇了脫崗“跑黑”。但“跑黑”后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此前曾連續報道，為劉海洋在日本介紹工作的青島泰成對外經濟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泰成公司）曾在7年間以“脫崗違約”為由先后起訴了105名勞工，他們當中大部分被泰成公司索賠30到60萬元。

經過更進一步調查，澎湃新聞近日聯系上了更多被泰成公司起訴索賠的赴日勞工。他們稱，該中介公司所介紹的工作又臟又累薪水又少，“不‘跑黑’就沒錢賺，‘跑黑’又要被索賠數十萬，我覺得我們像是陷入了一個圈套里，掙脫不出來。”

一位在某跨國勞務輸出中介公司負責招工的業內人士稱，境外勞務中介行業在勞工出國前通常都會要求簽訂擔保合同，違約金額在10萬元左右，勞工脫崗賠付違約金的現象也確實存在，但如此大面積起訴勞工，賠償金額30到60萬的情況比較罕見。

有律師認為，對外勞務人員擔保人簽訂的擔保合同不能成立，故違約金條款無效，擔保人不應承擔高額違約金。

高空作業無防護，失足摔落后脫崗

決心出國務工時，劉海洋還從未出過省，更沒有坐過飛機。聽說出國務工更賺錢后，他萌生了“出國致富”的想法。

2015年，劉海洋聯系到泰成中介公司，交納4.2萬元手續費并簽訂了勞務派遣合同后，他同二十幾位懷揣“致富”夢想的勞工在泰成中介安排下開始學習技能。

“說是學習技能，一共就去山上練過兩三次搭架子。”劉海洋告訴澎湃新聞，泰成中介為他在日本工地安排了一個架子工的崗位，為使其順利通過日方審核，中介在劉海洋的戶口本“服務處所”一欄登記為“青島東方恒升集團有限公司”。

劉海洋說，此前沒有這方面經驗，在中介公司“包裝”下，他搖身一變，成為了青島東方恒生集團的熟練架子工。

除了學習搭架子外，其他時間勞工們被組織在一起學習日語。培訓期滿后，中介提出劉海洋必須提供一位公職擔保人才能順利出國。并稱如果不提供擔保，就不能去日本務工，也不退還4.2萬元中介費。

2015年8月3日，劉海洋遵從泰成公司安排，找到舅舅王成剛做擔保，簽訂《擔保責任確認書》。該確認書第八條約定，如劉海洋在日技能實習期間發生脫崗、或到期不回國，或非法滯留行為，王成剛作為擔保人應承擔違約金人民幣60萬元。

當年8月28日，抵達日本后，劉海洋被帶往日本愛知縣的一棟居民樓，同25名不同中介派遣的勞工繼續一個月的日語學習。但劉海洋對學習日語毫無興趣，他覺得做建筑學日語沒用，在工地上不需要和別人交流，“就算有需要用手比劃就行”。

雖然心有不滿，但劉海洋還是服從了安排。一個月的最終考核，滿分100分的卷子，劉海洋只考了20分就通過了考試。

前前后后學習了5個月日語，劉海洋才正式開始他的架子工生涯。但到了工地后他發現，這里一共只有十二個工人，工地規模很小，并不像泰成公司介紹的那樣，是因為人手不夠，必須要雇傭其他國家的勞工。

劉海洋回憶稱，剛到日本時，他每天早上5點左右起床干活，在三層樓高的腳手架上攀爬，包工頭沒有給劉海洋配備任何安全防護設施，而其他日本工人卻都有安全帶，這讓劉海洋非常不滿。

劉海洋說，除了要承擔安全風險外，工友們還經常用日語辱罵他。直到包工頭告訴他，只有搭架子才算工時，其他工作不計報酬之后，他徹底無法忍受了，“這部分工作每天不到8小時，一個月也只有四千人民幣，根本不是中介承諾的‘高薪’。”

半個月后，劉海洋從手腳架上失足摔落，他意識到再這么干下去“可能死在這里”。在跟中介溝通要求回國未果后，2015年10月10日，他拖著行李箱離開了工地住所。

劉海洋說，那時他早已將60萬元違約金忘得一干二凈。

崗前培訓長達半年，工資與承諾不符

脫離崗位后，劉海洋決定“跑黑”掙錢，他在農田收割過蔬菜、拆過房子，也在賓館做過保潔。晚上睡在田間地頭，住在空置的集裝箱里。那段時間他每天都在做噩夢，夢里被警察追捕，醒來一身冷汗。

打黑工近一年，一次下班途中，劉海洋被警察盤問，隨后被送進看守所。2016年12月28日劉海洋被遣返回國，中介公司的起訴也接踵而至，最終他身為擔保人的舅舅王成剛被法院判賠20萬元。

劉海洋覺得很冤，他說自己在日本打工那么久，最終只掙到了回國的機票錢，還連累舅舅背上巨額債務。

實際上，劉海洋的遭遇并非個案。陳婷在2016年底也曾與泰成中介公司簽訂勞務派遣合同。她告訴澎湃新聞，培訓期間她被組織到山上義務采茶。中介曾告訴她，采茶表現會匯報給日本單位，這與之后的工作掛鉤。

在日本工作九個月后，因為中介派遣的工廠工資低，陳婷向中介提出想在休息時間再打一份零工，但這引起中介的不滿，“他們把我帶到辦公室盤問，要求我供出其他打零工的工友。”

陳婷告訴澎湃新聞，中介不允許勞工做除派遣單位之外的任何工作，當天中介就要求陳婷簽訂一份自愿回國協議，要求她限期離開日本。但陳婷當時并不愿離開日本，她說自己交納了3萬元手續費，又培訓5個月后才被派遣到日本，最終只換來一份月薪4000人民幣的工作，當時連手續費的一半都沒賺回來，“沒掙到錢我怎么回家？”

2018年3月1日，在中介安排陳婷離開日本的前一天，她獨自離開工廠，找到一家垃圾處理廠做回收垃圾工作。陳婷說，同樣強度的工作在其他工廠每個月能拿到一萬元左右，泰成公司安排的工作對勞工而言不合算，也不符合他們最初的“高薪”承諾。

2020年2月，陳婷被泰成公司起訴，青島市黃島區人民法院判決作為擔保人的陳婷父母賠償泰成公司60萬元違約金。背負上60萬元債務之后，現在，陳婷已經不敢回國了。

李峰在脫崗后同樣遭到泰成公司起訴，被法院判決賠償25萬元違約金。他說自己在去日本務工之前，泰成公司曾口頭承諾月薪不低于一萬元，但到日本后實際月薪折合人民幣只有6000元，而且在當地受到日本工友歧視，溝通未果之下，工作八個月后他選擇脫崗回國。

另有一位勞工張建國向澎湃新聞提供了一份指導計劃書，表格中列明集中培訓指導項目有6項課程，分別是日本語、三力、技能實習制度、規則與誠信意識、人際關系生活習慣、注意事項指導，制表人落款為青島黃島區東方勞務培訓學校。

張建國說，在出國前僅培訓就要持續5個月之久，手續費有4萬元左右，中介安排的工作實際月薪只有4000到6000元，“不‘跑黑’就沒錢賺，跑黑’又要被索賠數十萬，我覺得我們像是陷入了一個圈套里，掙脫不出來。

違約金過高，擔保合同不成立

據澎湃新聞此前報道，從2013年開始，泰成公司先后以“脫崗違約”為由起訴了105名勞工，索賠的金額大多在30到60萬元之間，盡管最終的判賠金額有所減低，但所有勞工在這場“對弈”中全部敗訴，70余人在案件開庭時缺席庭審，他們當中部分人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認為自己的“脫崗”與泰成公司存在一定關系。

針對這一情況，澎湃新聞此前曾致電泰成公司進行求證，但電話始終無人接聽，該公司一名人事部部長在微信中明確記者身份后也不再回復消息。

4月22日，一位對外勞務派遣業內人士告訴澎湃新聞，為防止勞工在外打工期間脫崗離崗，中介公司一般會要求勞工提供擔保人并簽訂擔保合同，違約金金額在十萬元左右，“因勞工脫崗對中介造成的損失當然需要賠償，但高達60萬元的違約金實在離譜，如此大面積起訴勞工的現象也比較罕見。”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泰成公司的索賠官司一樁樁勝訴之后，有律師對此提出相左意見，他們認為泰成公司與勞工之間的擔保合同不能成立。

湖南金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邢鑫認為，企業不得向外派勞務人員收取履約保證金，也不得由此向外派勞務人員加收管理費及其他費用或要求外派勞務人員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擔保、抵押。因此，勞工的擔保合同不能成立，違約金條款無效。

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丁金坤律師則表示，泰成中介公司作為勞務派遣方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擔保費用。從2004年起，國家政策和法律禁止對外合作企業要求外派勞務人員提供擔保。

丁金坤說，泰成中介公司雖然沒有讓外派勞務人員自身提供擔保，但卻讓他的家人簽訂《擔保責任確認書》、《家人同意兼擔保書》等為其提供擔保，屬于其他形式擔保的情形，違反財政部、原外經貿部《關于印發〈對外經濟合作企業外派人員工資管理辦法的補充規定〉的通知》的規定。

此外，丁金坤還認為，《勞動合同法》第九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不得要求勞動者提供擔保或者以其他名義向勞動者收取財物。他說，被上訴人沒有證據證明勞工的行為給被上訴人造成的實際損失，對外勞工在赴日勞務工作期間的實際勞務報酬都無法達到60萬元人民幣，擔保合同約定60萬元違約金極不合理。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約定，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

湖南湘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張躍勝也提出相同看法，他說，財政部、商務部早在2003年10月29日就發出了《關于取消對外經濟合作企業向外派勞務人員收取履約保證金的通知》，其中第二條明確規定“自本通知生效之日起，企業不得再向外派勞務人員收取履約保證金，也不得由此向外派勞務人員加收管理費及其他費用或要求外派勞務人員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擔保、抵押”，泰成公司的行為違反了該通知的規定。

（為保護隱私，文中劉海洋、王成剛、陳婷、李峰、張建國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