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國家全方位啟動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程，相繼出臺了系列規劃綱要、法律法規，以及符合地方特點的各種類型的大運河文化建設行動方案。2020年開春以來，運河沿線的八個省（市）“趕集式”地出臺和頒布各自的規劃編制和實施方案。從新聞報道、領導講話和學者解讀中，我們可以管窺和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大運河文化建設”熱潮。作為大運河文化建設的“重大工程”，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正在試點建設階段，亟須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建構相應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

筆者認為，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旨在以“國家公園”體制的模式，保護大運河自然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以及人的活動留下與大運河相關的文化遺存和各類活態文化表現形式。它屬于“國家公園”性質，但有別于現有“國家公園”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也與“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存在區別。縱觀已經出臺和發布的相關編制方案及其建設行動計劃，在“文化與遺產”“國家與社會”“文化與航運”“理論與實踐”的認知上，尚需慎思、明辨后，才能篤行，否則可能造成 “欲速則不達”的后果。

文化與遺產：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里應該“有什么文化”？

文化公園里應該“有什么文化”是首先必須要回答的問題，否則就會造成“無文化”的公園和“同質文化”公園的窘況。

大運河文化的直接來源有兩個：一是源于京津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中原文化、淮揚文化、吳越文化等“六大文化高地”，二是源于運河本身所形成的的水利文化、漕運文化、船舶文化、商事文化、飲食文化等文化形態。

此外，更重要的是運河文化所承載的文化價值觀，包括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追求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執著信念，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態度，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思想智慧等，是大運河沿線人們在千年歷史中不斷去蕪存菁、激濁揚清形成的價值判斷體系，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泉。

可見，理解和闡釋大運河國家文化至少應該有兩個層面的面向：第一個是文化要素的有機融合。“六大文化高地”是歷史以來由生存于此的人群共同體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對環境的適應”而形成的結果，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拷問、挖掘和凝練六大文化高地的“運河性特征是什么”就變得尤為重要；同時，“流動的運河”把六大區域文化“勾連”起來，使大運河成為“流動的文化”，因此，大運河文化是六大區域文化之于運河形塑的結果，反之，大運河文化也是構成地方性區域文化的一部分。質言之，要以“站在中國看地方，站在地方看中國”的文化互換視角，來打造和理解運河文化。

第二個面向是文化價值的話語建構。這種精神文化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遺產話語”和“國家話語”的建構上。國家選擇“遺產話語”作為載體，建構大運河國家文化，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遺產話語”是策略不是目標。中文語境里“文化”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顯然比“遺產”要豐富得多。

《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的核心就是“突破”了遺產保護的“點/段”局限性（大運河文化遺產僅包含31個遺產區域內的85個遺產點/段），從國家文化建設的戰略高度，既把文化保護與社會、環境和經濟協同發展相結合，又超越了“屬地管理”的行政壁壘，保障大運河這類線性遺產保護的整體性和連貫性。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國家性”就在于其文化意義上的國家特征，而不是遺產意義上的“突出普遍價值”。因此，如果說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旨在建構“國家文化”話語的話，“大運河文化帶”則更多地體現和落地在沿線省、市、縣在其行政管轄區域內的“地方文化”建設上。

國家與社會：國家的公園還是地方的公園？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運河沿線城市的各級政府建設了不同類型的文化基礎設施。這些以運河為主題的博物館、文化公園等主要由省市一級的“地方負責”，在建設規劃、管理機制、立法保護、社會參與等方面已經積累和取得了明顯的成果，當下啟動的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重點在于如何基于當下已有的運河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再生產運河公園的“國家在場”文化形象。

在具體實踐中，“國家在場”應更多地體現在對規劃編制的審批、監督和指導的管理權和監督權。因此，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里的“國家與社會”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是國土規劃和管理機制的統一。一方面聚焦傳統的規劃科學之于具有線性文化遺產特征的大運河國家公園建設所面臨的實踐困境。空間規劃如何做到基于線性（跨越地域和行政隸屬的地理邊界）思維，把地方性的國土空間規劃統一在“多規合一”的框架里，把運河文化諸要素置入其中，探索“線中有園”“園中有點”“點中有異”的線性規劃模式；另一方面聚焦于國家公園的管理機制、體制建設和社會參與的比較研究和探索實踐，探究在現行制度下，國家公園的“在地化”管理如何與垂直的“國家管理”相結合。

第二是以“文化符號”的形式賦予地方公園的國家特性。縱觀各地市已經出臺和頒布的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編制規劃方案，重點在于凸顯各地運河文化的獨特性和差異性，并以此打造具有鮮明地方性的運河文化公園。其實，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核心在于打造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國家文化”標識，因此，需要在保持主色調、主標識和“文化品牌”等相對統一的前提下，再基于各運河城市和鄉村的文化特色進行發揮。譬如在荷蘭，除了我們熟知的“風車”“郁金香”之外，還有“運河船屋”。阿姆斯特丹城市運河上有超過2000艘百年以上的船屋，過去一個世紀以來，運河失去了運輸功能，舊船屋也喪失了居住功能，大多數被改造成了小型博物館、畫室、酒吧以及民宿，成為阿姆斯特丹新的城市文化符號。

文化與航運：大運河的“活態性”何以為繼？

作為“流動的文化”，運河的活態性主要體現在航運功能與生活方式兩個方面。

全球有超過500條人工開鑿的運河河道，截至2019年底，其中包括中國大運河在內的九條運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因運而河”是中國大運河比較全球其他運河的顯著特征。

中國大運河的“原始功能”可以概括為“五運”，即：“運兵”“運糧”“運水”“運人”“運國”。如今，“運兵”和“運人”的功能已喪失；灌溉排澇的“運水”功能之重要性在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區域性地承擔“南水北調”的新任務；至于漕運，早在19世紀中葉就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不過，在山東濟寧到浙江寧波仍然通航的1000余公里的運河河道上，大運河至今仍然承擔煤、鋼材、砂石等大宗物資的輸運，它們經由運河的輸運，進入中小城市的工廠、電廠、建筑工地等，運河因而成為支點城市和城鄉村鎮輻射聯動的紐帶，發揮了河、海接駁及其對沿線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覆蓋價值。

流動的運河承載著“流動的文化”。運河的活態文化表現在“人在運河中，運河在人中”的人居生活方式。居于運河沿岸的“運河人家”，“以船為家、靠船謀生”的運河船民既是大運河的主人，也是大運河“活態文化”的持有者和傳承者。大運河流淌伴生的文化既包含與大運河相關的物質遺產，也包含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傳統習俗等為代表的文化，其載體是大運河沿線的手工技藝、工程技術、戲曲文藝、生活習俗、傳統節日、餐飲習慣、禮儀規制等。隨著歲月的流逝，有些船民文化形式逐漸消失，成為歷史記憶，有些仍以特有的方式傳承并延續下來，并呈現在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千年運河的生態空間和水環境是大運河保護的重中之重。大運河沿線省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資源環境壓力大。由于區域內水資源相對比較匱乏，一些河段自20世紀70年代末就斷流，一些通水河段存在季節性“梗阻”現象，更有甚者，有的河段沿岸的企業向運河無序排污和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等問題突出，使得部分運河河段的水質長期處于劣五類狀態。

不僅如此，運河沿岸的城鄉建設活動直接擠占運河生態空間，出現齊堤建設、垃圾填埋、農田蠶食、淤泥堆積、河床濕地退化，以及部分河段水土流失嚴重等生態危機風險。運河脆弱的生態環境無法承擔起文化帶建設的實體支撐。因此，如果不對運河航運和生態功能進行修復和維護，運河文化的活態保護不但無以為繼，更將直接影響到運河沿線的社會經濟發展。

理論與實踐：該如何“摸著石頭過河”？

造成上述文化與遺產、國家與社會、文化與環境“脫嵌”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基礎理論研究。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需要關注的理論原點和實踐探索問題涵蓋已有的“國家公園”“文化生態保護區”“文化遺產研究”以及“城市景觀規劃”等相關領域的基礎理論研究。

首先是“國家公園”建設的生態學理論。1872年，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黃石公園——在美國得到聯邦政府的確認，此后全球多個國家相繼引入和改造“國家公園”管理體制和保護模式。“國家公園”建設的理論基礎源于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恢復和生態景觀“可資源化”等自然地理視角，但對“國家公園”內文化資源的保護要么“視而不見”，要么“付之闕如”。

其次是“文化生態保護區”理論的探索和實踐。中國于2008年提出“文化生態保護區”理念，旨在保護境內具有鮮明地方和民族文化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在一定范圍的地理空間中，把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并置保護的方式，卻在具體實踐探索中遭遇到“跨界”管理主體的“無為而治”和“多元”管理機制的“過度治理”，直接導致文化生態保護區面臨從實踐到理論反思的窘境。

再次是文化遺產研究的“權威化遺產話語”的理論思想及其羈絆。當代遺產理論研究的“權威化遺產話語”理論思想聚焦于遺產的物質形態，客觀上回避了從人本和文化角度探討超越歷史、藝術、科學三大價值的文化價值。遺產不僅是需要呵護的物質載體，更是與國家認同、地方情感培養、文化與記憶傳承、民眾身份建構等主題息息相關的文化現象，因此，遺產研究應拓展到更為寬廣的跨學科領域。

最后是“場景理論”給予運河城市規劃帶來的觀念革命。隨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城市形態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城市場景的構成是“生活娛樂設施”的組合，傳遞著文化和價值觀，它是以文化實踐而不是以生產為基礎的功能導向。因此必須要逐步實現城市形態規劃從“生產性導向”向“文化消費”的轉型，否則將會可能直接影響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規劃的整體設計和建設實踐。

盡管上述理論原點和實踐基礎為我們進一步探索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供了討論和批判的基石，但當下更迫切的問題是，在中國語境下如何建構和創新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應用理論架構和實踐原則。應用理論研究應該：1）聚焦于“國家文化”建設，反思和檢討“文化親密性”理論之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理論貢獻和不足；2）聚焦于線性遺產之“地域性”“線路性”“整體性”等關鍵概念，闡釋“文化涵化”（cultural acculturation）理論之于大運河文化形成的演化機制；3）基于“場景理論”（theory of scenes），從“文化場景”的視角，分析和闡釋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觀對于驅動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動力；4）基于“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的理論視角，提出和建構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應用理論體系和實踐原則，踐行“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合一的文化可持續發展模式。

流淌千年的中國大運河是一種生產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時至今日，更需要把大運河視為一種“思維方式”。我們應該秉承“因運而河，因文化河”的原則，穩步、持續推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的落實，踐行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四大目標和具體要求，一方面堅持繼續發揮運河航運的城鄉接駁價值，服務于地方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協同發展目標，打造“綠色通航”；另一方面立足于運河文化“活態”保護，在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里，使物質文化得以保全，非物質文化得以“活化”，以文旅融合的方式，打開“旅游通航”的新圖景。

（作者劉朝暉系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