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晚間，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日”活動結束后，以色列媒體突發消息，報道稱面對當下嚴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以色列國會最大的兩個對立黨派的領導人——右翼利庫德黨領導人內塔尼亞胡與左翼藍白黨黨魁甘茨簽署協議同意擱置左右黨爭共同組建聯合政府。協議指出組建后的聯合政府首要任務是應對以色列當下的新冠疫情，本屆政府組成后將先由內塔尼亞胡擔任總理至2021年10月，到期后由甘茨接任總理。

這一協議打破了以色列自2019年4月以來的政治僵局，使得一年之中歷經三次大選的以色列終于看到了組建正式政府的希望，也成功阻止了以色列走向誰也不愿看到的第四次大選。

第四次大選的夢魘

自2019年4月與9月兩次大選均未能順利組閣后，以色列在今年3月本國新冠疫情暴發前夜進行了第三次大選，但與前兩次結果相同，大選開票結束后左右兩大集團誰也不能在120席的議會中占據過半席次，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領軍的右翼政治集團獲得58席，藍白黨領銜的左翼集團在獲得阿拉伯政黨支持后占據55席，使得這次大選再次面臨政府“難產”的局面。也因此，在此次大選開票剛結束后以色列國內便有不少人迅速開始展望第四次大選。與此同時，以色列國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開始飆升，面對這樣的危機，以色列政壇出現了呼吁利庫德與藍白黨擱置爭議共同組閣以拯救以色列人民生命健康的呼聲。

甘茨在得到多數議員背書之后，被總統里夫林授權組閣。看到左翼難以爭取到過半席次，以及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力量極力反對甘茨和阿拉伯政黨組建政府的困境后，甘茨順勢響應呼吁，主動與內塔尼亞胡接觸，謀求與其共同組建聯合政府。然而雙方的談判一直進展不順，難以達成共識，這又使得以色列隨時有在疫情的陰影下走向第四次大選的可能。

但真正使以色列選民感到沮喪的與害怕的則是4月17日長達兩周的逾越節假期剛結束，總統里夫林便宣布甘茨未能在規定期限內成功組閣，并拒絕了甘茨延期的請求，直接將組閣權交還議會，要求全體議員推選總理。這樣一來，根據以色列法律，如果議會在三周內未能成功推選出總理，本屆議會將自動解散，準備第四次大選。

疫情“助攻”與總統“越位”

熟悉議會制政治運作模式的人很快會察覺到總統里夫林這一做法并不能對議會的政治運作產生決定性作用，總統也并非有意要將身處疫情中的以色列推向第四次大選。恰恰相反，總統的這一做法可謂殫精竭慮。

一般而言，代議制政體中的君主或總統并不掌握實際政治權力。在以色列的政治運作中，總統并無權干涉議會與內閣的政治運作，更無權決定選舉事宜。總統的作用更多在于代表國家和維持程序正當。比如在選舉之后總理和內閣的產生過程中，總統的權力僅限于根據議員的背書情況提名最佳總理候選人進行組閣這樣程序上的事務。

一般情況下，由于自身權力所限，總統都是按部就班進行著各種儀式性和程序上的工作，并不會做超出自身權力范圍的“出格”行為。然而，面對長達一年的政治危機，以色列總統這次在程序上可以說是進行了一次“越位”動作，而這次“越位”是里夫林這位老人在自己職權范圍內為挽救以色列政治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按照程序，當第一總理候選人組閣失敗后，總統可酌情寬限組閣期限，若第一總理候選人實在無法組成內閣，除非議會中多數議員反對，總統將按慣例將組閣權交與第二總理候選人，2019年9月份的選舉之后便是如此進行。在兩名候選人均無法成功組閣后，議會解散進入第三次大選。而這一次，甘茨組閣失敗后，總統不但拒絕延期，也沒有給第二總理候選人內塔尼亞胡任何機會，而是以一種“撂挑子”的態度破罐破摔，要么你們議會全體議員自己解決，要么大家再來一次大選。

里夫林此舉是把準了以色列當前政局的脈搏。面對新冠肺炎的肆虐，以色列社會共同關心的是如何遏制疫情，然后恢復經濟，使人民生活恢復正常，一旦進入第四次大選，在疫情沒有被完全消滅的情況下，大選中投票拉票這種大規模聚集性活動是十分危險的，再加上一年中經歷了三次選舉的以色列選民已經身心疲憊，對選舉心生厭煩，因而沒有人愿意進入第四次大選。哪位政客在非常時期耍“任性”，把以色列拖入第四次大選的最壞結果，就將會是以色列歷史的罪人。因此總統里夫林的這次“越位”動作，其實是鞠躬盡瘁，利用自身在程序當中僅有的一點點權力，來逼迫甘茨與內塔尼亞胡盡快達成協議，達到撬動政治僵局的效果。

果不其然，17日還聲稱雙方難以就談判達成共識的甘茨和內塔尼亞胡在三天之后便迅速簽署了協議，之前雙方看似難以調和的矛盾也暫時擱置，決定先成立聯合政府抗擊疫情。而且兩人也十分巧妙地選擇利用20日晚間“猶太大屠殺”紀念日的這一契機對外公布，以向世人展示作為以色列的領導人物他們最大的共同目標便是維護猶太民族和猶太人國家免遭生命和安全威脅。總理職位“輪流坐莊”的協議，也向外界展示他們二人繼承了以色列老一輩政治家妥協的優良傳統，求同存異，共克時艱。因為組建聯合政府輪流擔任總理，這種模式在以色列歷史上并非第一次發生，上世紀八十年代，時任工黨領袖的佩雷斯與利庫德集團的沙米爾曾經就以這種方式完成了政權的平穩過渡。

“國王”的勝利

自2009年第二次當選總理至今，內塔尼亞胡已經連續11年掌權以色列，在實行議會制的國家中，其個人權力之穩固實屬罕見，也因此以色列民眾對他冠以“國王Bibi”的綽號（Bibi為內塔尼亞胡的小名），再加上1996-1999年第一次當選總理，與接下來計劃中的18個月新任期，內塔尼亞胡前后擔任總理的時間將達15年之久。

在如此長的任期里，內塔尼亞胡無疑開創了一個屬于他自己的時代。在他任內，內塔尼亞胡以其出眾的口才、流利的英語、鮮明的個性、在巴以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以及對社交媒體的嫻熟應用掀起一股“個人政治”的旋風，成為許多以色列人心中的偶像。眾多以色列選民儼然只知Bibi，而不懂政黨為何物。

然而，以色列采用的“封閉式候選名單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則是以政黨為核心，選民在投票中只能投政黨，而不能投特定候選人。這就造成一種情況，在很多選民心目中，內塔尼亞胡就是利庫德。另一方面，在利庫德黨內，內塔尼亞胡又采取威逼利誘，恩威并施，分而治之的政治手腕，肅清黨內政敵，使得利庫德內部不存在任何可以挑戰其個人權威的反對勢力，把利庫德實際上也打造成了其個人的政黨。在黨外，內塔尼亞胡也利用其總理的職權便利竭盡所能地打壓其他黨派，培植附庸小黨。內塔尼亞胡“個人政治”的膨脹，自然也造成了國內反對勢力對他的厭煩與撻伐，同樣，也誘使他自己走向了腐敗。

縱觀這幾次大選，左右兩派爭執的焦點歸根到底是內塔尼亞胡個人的問題。左派能夠聯合起來，是因為他們有一個“打倒Bibi”的共同目的，而且他們堅持只反對Bibi，不反對右派政黨，只是不能接受與內塔尼亞胡這個“個人”合作，堅持要把被控貪污的“戴罪”總理繩之以法。而右派大黨利庫德除了“國王Bibi”推舉不出任何其他候選人可以取而代之。因此，與其說是以色列的左右之爭使得以色列陷入長達一年多的政治僵局，不如說是內塔尼亞胡的“個人政治”玩弄了以色列的政治現狀。

這次與甘茨達成協議之前，雙方最爭執不下的仍然是內塔尼亞胡個人的身后問題。由于身背數樁貪污案，內塔尼亞胡如果輕易交權，沒有了總理的特殊身份保護，很可能面臨被清算的下場，最后鋃鐺入獄。而甘茨堅持只有內塔尼亞胡完全交權，才有可能在政權交接后實現獨立自主，不受內塔尼亞胡掣肘。

于是，此次談判談判的焦點則放在了司法系統的人事安排上，因為只有掌握了司法系統，“國王”才可能在之后的審判中全身而退。而從這一次雙方最后達成的協議來看，甘茨在這個問題上最后做出了較大的妥協，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事提名大部分交給了內塔尼亞胡。而內塔尼亞胡則憑借其“個人政治”在談判中獲取了更多的利益。換言之，這次談判中“國王”并沒有交出所有的權力，這是內塔尼亞胡“個人政治”的勝利。這不禁讓人擔憂，內塔尼亞胡是否會在協議規定的任期結束后再次玩弄權謀，掀起另一個政治波瀾？

即便內塔尼亞胡最后順利將權力交給甘茨，人們也需要認真思考的是，以色列在歷經了十幾年的“個人政治”之后，突然沒有了內塔尼亞胡，甘茨是否有能力填補他所留下的真空地帶。更加值得關注的是，在內塔尼亞胡時代，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高壓政策，以及在國安和領土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已經深入以色列社會，且因此巴以之間形成了一種高壓之下相對的“平靜”，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鄰國也維持了相對較長時間的“和平”。而這一切在后內塔尼亞胡時代能否繼續保持，還是會迅速翻轉呢？

因此對于關注國際局勢尤其是中東問題的人，我們應當看到這次疫情在當下確實幫助以色列化解了政治僵局，但我們也應當深入思考它對以色列未來政局、巴以問題以及中東局勢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

（作者現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