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將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置于人人皆知的未知領域（known unknowns）中，引發了關于疫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以及應當采取哪些危機應對措施等等亟待解決的一系列問題。

比如，盡早防控疫情，是否有利于經濟與生產盡快復蘇？對經濟真正的影響是暫時性的還是長期性的？不同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如何影響疫情的嚴重程度？如何權衡限制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等非藥物干預（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NPI）行為的經濟成本？

分別來自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和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三位經濟學家Sergio Correia、Stephan Luck和Emil Verner，在一篇3月底提交的一篇工作論文（見于在線預印社區網站SSRN即社會科學研究網）中，利用43個美國城市應對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歷史資料，嘗試探尋重視公共衛生、限制社交距離與城市經濟如何從疫情中復蘇之間的關系。

1918年1月爆發，至1920年12月結束的1918年大流感（1918 Flu Pandemic），是美國也是現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流感疫情。據估計，這場流感感染了當時世界人口的約三分之一，即5億人，并導致至少5000萬人死亡。在美國，疫情造成全美共55萬至67.5萬人死亡，使美國人口減少了0.66%，健康群體和18歲至44歲的中青年年齡組別中死亡率尤高。

本研究的三位作者發現，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非藥物干預行為來限制社交距離和民眾互動的城市，在疫情結束后有可能取得更為強勁的制造業增長。與面對新冠病毒疫情的今日世界各地采取的措施類似，1918年大流感中實施的非藥物干預式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包括關閉學校、劇院和教堂等公共場所，禁止公共聚會，隔離疑似案例，以及限制商業場所營業時間，等。

當年，加州的奧克蘭（Oakland）、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Omaha）、俄勒岡州的波特蘭（Portland）和華盛頓州的西雅圖等在公共衛生政策方面表現最好的城市，都在疫情中規定了120天以上的限制社交距離措施，因此死亡率更低，疫情后經濟復蘇表現更好。具體而言，每提早10天采取防控措施，就能在疫情后讓自己的制造業雇傭水平提升5%；每延長50天防控措施，制造業的就業機會將增加6.5％。這些“優等生”城市甚至在1919年就開始進入經濟復蘇初期，就業、制造業產出和銀行資產等各方面均有增長。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紐約州的奧爾巴尼（Albany）、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和明尼蘇達州的圣保羅（Saint Paul）等城市只規定了少于60天的限制社交距離措施，因這些城市的此就業、制造業、銀行業等方面的許多經濟指標在疫情中遭受重創，制造業產出水平下降了18％。（參見下圖1）

那么，限制社交距離和民眾互動所產生的經濟成本會不會讓防控措施得不償失？本文用不同城市的數據進行了解釋：“在這場大流感中，如果沒有此類措施，經濟活動也會減少，因為家庭減少了消費并較少外出工作，以減少感染風險。因此……（這些防控措施）減輕了疫情給經濟帶來的擾動。”

用作者的話來說：“沒有證據表明，在公共衛生方面采取更積極行動的城市在經濟方面表現較差。”換言之，疫情的大爆發無疑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越早防控，越有利于降低死亡率，并促進經濟盡快恢復。

可以說，長期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此消彼長，取決于不同城市決策者在疫情中對治理與施政的不同態度。但城市決策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具有政策積極性與政策自主性，而非受到當地經濟與社會發展階段、財政實力、公共衛生體系和醫療體系等方面的制約與影響？

作者從流行病學中文獻發現，稍晚爆發疫情的城市有機會從首先爆發疫情的城市防疫抗疫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伴隨著這場大流感由東至西橫掃美國本土，越來越多的城市采取了更為積極主動的非藥物干預行為，各地公共衛生響應強度相對有所提高。也就是說，懶政、惰政、怠政會為當地市民帶來災難，而敢于決策、善于決策的勤政，則當為鄉梓之幸事。（參見下圖2）

不過，當下的人類社會與一百年前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不斷提升的人均壽命和社會發展水平，帶來更高的人口基數和人口密度；全球化帶來更高的人口流動比率和外來人口比例；各國和各地的人口素質和公共衛生系統均有改善，如在信息的傳遞和接收、避免高危人群聚集、降低醫療系統交叉感染、及時供應醫療物資等城市管理能力和城市應急反應方面，能力更強大。

三位經濟學家特別指出，中國內地、臺灣地區和新加坡及早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有助于盡快壓平新增病例曲線，闖過流行高峰期，避免成為疫情“震中”，同時還有利于避免經濟活動過度受擾，增長斷崖式下跌。

值得讀者留意的是，在過去的百年間，美國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活動中已有約70%與消費部門有關，就業結構也主要依賴服務業：服務業部門貢獻的新增就業人數遠多于制造業部門貢獻的新增就業人數。

而在此次疫情中，美國的服務業尤其是休閑娛樂行業嚴重受挫。過去四周內，美國初次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超過了2200萬，幾乎抹去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所有新增就業增長數。失業率的上升通常會令個人收入承壓，也與個人支出下行、GDP增長放緩、經濟步入衰退及公司盈利停滯等有關。由此可見，疫情一旦開始影響消費者和企業信心，廣泛的開支削減及就業緊縮將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國的經濟發展。

因此，新冠病毒疫情中的公共衛生政策和社交距離控制，可能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該論文的研究結論，對某些尚未打贏抗擊疫情戰，就開始迫不及待，希望分階段重啟經濟的政客來說，不啻是強有力的警醒。

隨著新冠疫情曲線有所平緩，美國白宮方面在4月16日宣布，將分階段重啟美國經濟，開放社會生活，具體由各州州長依據本州情況自行做出決定。4月17日，特朗普連發三條推特，內容分別為“解放明尼蘇達州”，“解放密歇根州”，“解放弗吉尼亞州”，呼吁放寬對上述幾州的管控措施。隨后幾日，美國多地爆發民眾反對“居家令”、“封城令”的示威活動，抗議者高喊“不戴口罩、不做檢測”口號，甚至有示威者攜帶槍支參與抗議活動。

這意味著，如果必要的病毒檢測能力和傳染病學追蹤能力有所缺失，貿然過早重啟經濟，解除“封城”，大有可能引發第二波新冠疫情，削弱正在進行的防疫工作，使醫療體系不堪重負，并最終拖累經濟的復蘇態勢和社會的恢復進程。這篇論文，值得好好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