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4月18日，是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紀念日。

三十而立，浦東告訴世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如何書寫一座城市新的傳奇。中國奇跡的密碼，是浦東三十年來的思想解放、制度創新，是一代人的艱辛探索和奉獻。

三十而立，浦東的崛起，不僅是嶄新城市天際線的立起，更是中國昂首走向世界、擁抱世界的步伐。

上海的浦東，中國的浦東，世界的浦東。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推出“人海潮·浦東開發開放30年口述”系列專題，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以陸家嘴、金橋、外高橋、張江四個開發區為切入點，采訪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者、參與者、執行者，講述那段浪奔浪流的進取故事，致敬那段激情似火的創業史，更為今天的浦東改革開放再出發提供一個大歷史視角。

澎湃新聞 王亦赟 制圖

采訪：年士萍、胡迎

整理：胡迎

時間：2019年11月22日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創立是浦東開發中一個重要的亮點，對于它在中國現代管理教育方面的影響要有足夠的估計。中央支持中歐與上海交通大學聯合辦學的決策是很正確的。

聯合辦學的全新探索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選擇了上海交通大學聯合辦學并非偶然。當時，學校的條件都很困難，一個銅板要掰兩半用。這種情況下，上海交大的方針對策，就是聯合辦學。本質就是利用社會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幫助我們辦學，發展教育事業，這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實驗。聯合辦學的力量是很大的，交大與中國科學院簽訂的聯合辦學協議，挽救了當年風雨飄搖的生命科學系，成就了今天生命科學學院的輝煌。

管理是一門非常特殊的學科，它很重要，沒有一流的管理，就沒有一流的大學，也沒有一流的國家。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管理學跟過去大不一樣。當時我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學科，體系、內容、方法這些問題怎么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從聯合辦學這一思想出發，我們積極探索，采取了多種措施。

比如，跟以管理著稱的美國賓州沃頓商學院合作，舉行計算機和管理雙學位的培養。再比如，我們跟德國的巴登-符騰堡州聯合辦學，培養中小企業的企業家。德方派教師過來教學，每年我們的優秀學員可以到巴符州的中小型高科技企業里面去實習，這是非常好的條件。學員不僅可以學到外國企業是怎么管理的，而且雙方企業家還能建立起聯結。這個項目完全是巴登-符騰堡州出資，辦了16年，非常不容易。在國內，我們和錦江集團聯合開設賓館管理專業，錦江集團下面所有的賓館，都是我們的實習賓館，這樣教學條件一下子就提升了。我們還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的潘光迥教授給教師講課，介紹香港中文大學的管理學科是如何建設的。

我們盡力了解管理科學最前沿，不斷積累、博采眾長，希望最后能夠有一個適合我們國家實際情況的國際化的管理教育體系。這是個大工程，但必須要攻克。

一天晚上，交大管理學院的名譽院長、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家鎬同志，和黨辦的張國華同志，還有歐共體派來的一位代表楊亨博士，三個人一起到我辦公室，談歐共體與交大合作，籌建一所國際化的商學院。這么好的條件，北京沒有談成，在上海第一個就找到交大，這是非常好的機會。不管學院將來是不是屬于交大，這么一個國際化的學院搬到上海來，是把一個完整的體系帶過來，讓我們作為參考，我們可以吸收很多經驗，所以我一口答應。第二天我們向市教委、市政府匯報，這件事情后來在上海推進得比較順利。當時的一批市領導，對管理教育的改革創新都非常重視，他們也考慮到交大在合作辦學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因此市委、市府、市教委各方面對于交大與歐共體聯合辦學都給予了極大支持。

攻堅克難開啟新篇

我們與歐方合作得很好，歐方曾表示這是一個最愉快的合作。但在初期，還是有一些難處。大體上碰到過這五個難題。

第一個問題最難，就是領導權，這個新的學院誰來領導？如果它是交大的一個二級學院，那就不能是獨立法人。如果它是一個獨立的學院，交大作為中方辦學單位，管理上與學院是什么關系？這是非常復雜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的解決方案，是比較巧妙的。后來簽訂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財務協議》，指出學院“享有充分的法人資格，以使它能夠執行所有財務、行政和契約活動。”這樣一來，學院就能夠承擔起相應的所有責任。另外一方面，學校在董事會的領導下開展工作，上海交通大學的校長，一定是董事會的董事長，外方最高只能做到副董事長。歐方第一任副董事長——原比利時的副首相、滿頭銀發的德克萊爾先生，年紀比我大很多，相當有政治家的風度，任期內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他一來就說，你放心，我們一起，把學院搞好。領導權的問題就這樣比較順暢地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外方后來想要擴大學院規模，到北京去辦學，這個叫異地辦學，教育部當時是不允許的，搞得很僵。后來交大出力，派人到教育部去談，其實教育部也希望能夠將矛盾化解。談了兩次，化解方案就出來了。學院可以在北京辦學，但不是獨立辦學，學員必須有一段時間到上海來完成一部分學習任務。異地的學員本身也有必要到本部進行了解，所以這個方案也很合理。這樣教育部就通過了學院在北京辦學，外方非常高興。

第三個問題就是教師隊伍的建設組成。當時學院在國內聘請的教師不多，大部分教師來自歐盟各國，好處是可以博采各家之長。從歐盟聘請的著名商學院教授，他們所帶來的教學經驗、教學內容等豐富了我們的課程體系，為我們積累了大量最新的教學材料，這是交大的管理學院無法做到的。但從長遠看，這樣一個師資隊伍流動性很大，不夠穩定，我們覺得要辦好這個商學院，必須要逐步培養起自己的教師隊伍，而且這支隊伍必須是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高水平的教師隊伍。

第四個問題是在課程設置、教學標準等教育理念方面。本來我以為雙方在教育理念方面可能會有很大矛盾，但結果卻出乎意料之外。學院的第一任執行院長Frohn（馮勇明），他來自德國，非常務實，辦學上兢兢業業。他把在教研上的一些安排和想法跟我一談，結果我們兩個人非常合拍。可能是因為不管國內還是國外，辦學是有共性的，所以我們沒有太大的沖突。如果預計開董事會時會產生什么矛盾，他也會悄悄地跟我說，讓我有個準備。因為董事會就應該討論怎么解決問題，如果爭論不休，這解決不了問題。學院外方的董事基本上來自企業界，就辦學來說，中方董事更有經驗。所以總體上大家溝通起來還是比較容易，對于如何辦學沒有很大爭議。

最后一個難題就是辦學的場所。1994年11月8日，上海交大和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簽署了《辦學合同》，同時正式宣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在上海成立。但這時我們面臨一系列難題，如教學大樓在哪里？學生和老師住什么地方？特別是外國來的教師怎么安排？等等。后來經過努力，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從最基本的教室、宿舍也沒有，到運作起一個完整的辦學實體，并在社會上打出了形象，這個效率是非常高的。在學院宣布成立的當年年底，我們的第一個高層經理培訓課程就開始了。第二年5月份，首屆MBA和EMBA班開學。我們把交大閔行新校區由莫若愚先生捐資、江澤民總書記題名的學術活動中心拿出來作為辦學和生活用房。學術活動中心有報告廳，有教室，有餐廳，邊上有標準房，可以作為宿舍，還有一個小花園，可以用來室外活動，配套全部解決。包玉剛圖書館也撥出一部分給學院。所有這些都是我們交大最好的建筑。這樣就解決了辦學場所的問題，大家都很滿意。

一開始，外方認為自己都是來自世界著名的商學院，對我們并不十分信任。經歷了中歐建院的過程，他們認識到我們辦事有能力，工作效率高，遇到問題也容易溝通，就從不太信任到后來慢慢相互尊重。

1994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在上海成立，并推出中國大陸首個高層經理培訓課程。本文圖片均由口述人提供

中國管理教育的特區

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整個辦學體系為我們國家的管理教育提供了一個可供參照、分析的樣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要求中歐“辦一所不出國也能留學的學校”。學院從成立之初就充分利用“教育特區”的政策支持，積極探索辦學體制機制的創新。“特區”到底特在什么地方？我的體會有三點。

第一點，學校有充分的辦學自主權。我在交大做校長，和在中歐做董事長，感覺是不一樣的。中歐有充分的辦學自主權，在董事會領導下開展各種各樣的教學實踐、教學活動，這一點從全國范圍來看都是獨一無二的。

第二點，中歐在極短的時間內，發展成為一個嶄新的教育基地。所謂嶄新，就是教育內容嶄新、教育模式嶄新。當時國內還只有MBA，沒有EMBA，中歐的EMBA是中國第一家，很受企業家、企業界的歡迎。已經有工作經驗的企業家在這里進修EMBA是最合適的，所以盡管當時費用很高，EMBA仍舊非常熱門，大家都搶著進。教學上我們進行案例教育，使用大量國際上有名的案例，這種教育模式也是嶄新的。中歐為我們國家管理教育革新所提供的參照，是系統的、完整的、有價值的。并且，中歐帶來的國際化的辦學理念與方法對我們國家培養自己的人才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必須頭腦清晰，不是為外國培養人，是為中國培養人。盡管有充分的辦學自主權，但我們董事會，特別是中方的董事們，始終緊盯為中國培養管理人才這一目標，沒有迷失方向。

第三點，中歐學院的國際化發展得非常快，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與國際上十幾家著名的商學院建立了合作關系，開展了學生交流項目。像英國倫敦商學院，西班牙IESE商學院，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美國沃頓商學院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這一點跟我們的合作辦學形式有關系，跟我們的教師來自四面八方有關系，所以學院國際化程度提升迅速。

大力爭取引鳳金橋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初期在閔行交大辦學，中外雙方對教學條件都很滿意。但我們與歐方那時已經開始研究新校區選址問題。當時徐匡迪同志向我建議，新校區選址最好要考慮學院的相對獨立性，以利于它進一步的發展和廣泛的國際國內影響。參照市里面的意見并經過討論，我們做出了兩個決定：第一，新校址選定在浦東新區，且金橋開發區是首選。第二，校園的建設委托貝聿銘設計。

為什么首選金橋？這里有一小段故事。當時浦東一片農田中唯一的一棟高樓，叫由由賓館，是農民辦的。農民種田出頭了，就是“由”，所以賓館取名由由。我們跟外方開會一般都在那里。一次會上討論學院的選址，金橋開發公司總經理朱曉明帶著人“沖”進我們的會場。我說你要做什么？他就說，我要介紹金橋的條件，很堅決，一定要把中歐拉到金橋，而且開出的條件都是比較優惠的。當時交大還在金橋辦了一家公司，也是朱曉明同志提供的條件。那家公司我專門請了清華和北大加入進來，一共是三所大學，所以公司名稱取了“三大”的諧音“杉達”。有了這三所大學的引入，金橋開發區的地位就不一樣了，如果再加上中歐，社會影響就更不得了了。朱曉明同志是交大的博士生，后來還成為了中歐的中方院長。我認為他很有眼光，當時外方也被他的闖勁打動了，最后將學院落戶金橋了。

為什么請貝聿銘設計呢？當時我還是有點意見的，我覺得請貝聿銘太貴了。但是，外方非常堅持要請貝聿銘。他們認為學校將來一定需要募款，如果校園是由貝律銘設計的，募款就會容易，我也理解了，最終就確定由貝聿銘先生領銜創辦的P.C.F建筑師事務所設計中歐浦東校園。他們的設計確實出彩。我們開始的50畝土地經過布局，一點也不局促，反而讓人感覺內容非常豐富。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位于上海浦東金橋的校區，由著名華人建筑大師貝聿銘先生領銜創辦的P.C.F建筑師事務所設計。

再出發

1994年建立以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與中國經濟共同成長，在中國管理教育界屢創第一。中歐在2019年美國CEOWORLD雜志全球最佳商學院排名中位列23，并且是亞洲唯一一所MBA和EMBA同時進入英國《金融時報》全球排行榜五強的商學院。

對中歐未來發展我有如下建議：

第一，要建設一支相對穩定的教師隊伍。這支教師隊伍中可以有中國人，也可以有外國人，他們需要在學校長期任職。我們再聘請國外著名的學者，他們可以有一定的流動性。兩者相結合的模式應該是我們師資設置的發展方向。我們要大力提高學院自身教師隊伍的水平、知名度、社會影響力等，師資建設不能全部依靠流動性的教師。

第二，現在的教學內容，要大量收集中國發展的案例。國內過去沒有案例教育，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使用的案例多數是從外國來的。中國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有這么大的發展，管理方面一定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如此豐富的中國案例，不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都可以成為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我們應當下功夫把它們組織好、利用好。

第三，學院要結合我們國家戰略發展的需要，開展研究工作。中歐的研究工作要聚焦發展的重點熱點問題，向國家獻計獻策，從而擴大學院的社會影響力，提高知名度。作為國際一流的商學院，中歐應該更多地參與到國內的各類咨詢事務中去，發表自己的看法，為國家提出寶貴的意見。我希望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能夠逐漸發展成為服務上海、長三角、乃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智庫之一，為國家的科學決策助力。

（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