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疫情的日益加劇，各國政府紛紛制定了相應的政策來對抗這一史無前例的威脅。然而，這樣由中央下至地方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政策卻容易忽略社會底層群體和弱勢人群的需求，更容易遭遇實際執行上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了世界各地的民間自組織的自發行動，在幫助弱勢人群的同時，彌補了政府治理上的漏洞。根據歐洲無國界醫生（essf）的報告，在韓國，民間組織在疫情期間積極留意弱勢群體（例如殘疾人，無家可歸者和移民）的狀況，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但是，各國政府與當地民間組織也并非總是相互補充和配合的關系。一些自組織逆流而上，在政府不作為的情況下，自下而上組織民間互助、相互守望。其中一些自組織甚至遭遇了政府的百般阻撓，他們提出的建議被當局視作挑釁。

與此同時，一些地區甚至見證了“黑幫”承擔起政府的角色，為其“轄區”發配抗疫物資，比如意大利南部以及巴西天使之城。當然，與民間自組織不同，黑手黨對于人民的幫助絕非出于善心，意大利有組織犯罪（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專家明確表示，黑手黨現在提供的免費幫助將在日后成為他們要求人們幫助他們從事違法行動的借口。同時，相較于政府，黑手黨的管理模式也更為暴力和恐怖；根據路透社報道，在巴西，黑手黨對于違反宵禁命令的人民直接下達了死亡威脅。盡管如此，黑幫承擔起的“責任”，成為了對政府失能的絕佳嘲諷。

在全球各國公共服務逐漸資本化的今天，許多國家政府已經無法平衡好國內各階級在本次疫情中的需求；對于弱勢群體而言，在政府無法為其提供抗疫所必需的幫助時，轉向民間組織尋求幫助或許是其唯一的出路。但是，當我們目睹諸如人們不得不去依靠黑手黨以獲取援助的諷刺事件時，我們更加應該去反思民間組織究竟應該以什么樣的面貌存在，而民間組織又揭露出了哪些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存在著的弊病。

洛杉磯華人社區志愿者為當地抗疫捐贈物品。新華社圖

在某些國家，民間組織的自發援助往往伴隨著政府缺少對瘟疫作出及時處理的問題。在政府尚未公開病毒的防治信息、無法及時分配防疫物資以及忽視基層弱勢人群的情況下，民間組織及時通過線上和線下兩種模式身先士卒為人們提供援助。

2017年夏季和秋季，約700,000羅興亞人為逃離緬甸軍方的迫害跨境進入了鄰國孟加拉國；根據聯合國難民研究中心的數據，今天有85萬羅興亞人生活在孟加拉國難民營中。許多難民擠在用竹子和塑料制成的臨時搭建的臨時避難所中，已經飽受營養不良，免疫系統受損和肺部疾病困擾。根據thedailystar的報道，上周的病毒測試顯示，在離營地僅幾英里的考克斯市集市上，已出現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孟加拉國當局在9月份就決定關閉通往難民營的互聯網接入，這就切斷了難民獲取需要的衛生信息的渠道，而衛生信息是抗擊流行病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各種不同的羅興亞民間社會團體一直在努力傳播抗疫信息，”羅興亞人權網絡(Rohingya Human Rights Network)的亞斯明?烏拉(Yasmin Ullah)表示。“但是你必須選擇能夠傳播信息的社區成員——這需要組織起一個線下會議，而你必須挨家挨戶地去聯系。”這樣的做法也違反了保持社會距離的衛生建議。作為對比，巴西里約熱內盧各地的基層組織還在Twitter上創建了在貧民窟中的新冠和在郊區的新冠的主題標簽，以分享針對新冠的經驗，觀點和新聞，并且引發了關于貧民窟居民迫切需要預防物資和生存必需品的討論。International Journalists’ Network的報道稱，作為該組織成員之一的記者Renato Silva表示，他相信盡管困難重重，但民間基層組織的貧民窟倡議仍能讓人們產生同理心和引起政府的關注。根據Silva說：“重要的是，聯合政府要聯合包括貧民區、郊區、貧民區、黑人居住區和內陸地區在內的人民，并保證能了解到他們的需求。民間組織努力創造了一種我們并不孤獨的感覺。”

在敘利亞西北部，即使地方當局和非政府組織仍在采取積極的控制瘟疫措施，以避免該地區暴發新冠病毒危機，當地人民還是認為這些措施不夠。敘利亞西北部的幾個非政府組織（NGO）爭先恐后地發起了針對新冠病毒的社區宣傳運動。根據當地媒體enabbaladi的報道，敘利亞救濟與發展衛生計劃負責人Oqba al-Dagheem博士說，隨著對醫療保健領域中非政府組織需求的不斷增長，非政府組織在敘利亞北部的醫療活動不斷擴大，以分配人們的生活必需品。 而敘利亞的難民救助組織紫羅蘭（Violet Organization）在分配物資、提供防疫培訓外還繼續實施其它所有項目，如救濟項目、教育項目、就業和勞動力培訓項目，此外還向流離失所的家庭發放財政贈款并為國內流離失所者中心提供服務。

在美國，特朗普政府針對新冠病毒的態度經歷了急劇的轉變；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對疫情期間美國國家的經濟發展顯得尤為重視。相較于思考如何改變現有的社會福利制度來保護在疫情飽受煎熬的人民，特朗普政府似乎對于疫情將會對本國經濟造成怎樣的打擊更為關心。公眾號“706青年空間”刊出的《疫情之下，國外民眾如何互助相守 | 全球抗疫自組織系列1》一文指出，“面對疫情，特朗普把關心的重點放在減少經濟損失上，曾提出要削減工資稅來減輕疫情對一部分產業和員工的影響。然而另一方面，現有的社會福利體系并無法保障民眾度過難關。正如Naomi Klein所言，‘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反而可能意味著危機中當權者利用民眾的信任來推行激進的私有化政策。實際上，美國醫療體系和醫療保險的私有化已經使得2790萬美國人的生活無法享受醫保待遇，其中大多數來自低收入家庭。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多地民眾形成自組織，選擇通過互助來共渡難關。遍布全國的社區自組織：以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臺和whatsapp、slack等線上通訊工具為基礎，美國許多州的民眾很快自下而上搭建了社區互助自組織，數量可能已經達到上千個。目前至少在20個州，居民們行動起來形成抗疫支持網絡。這些自組織的志愿工作包羅萬象，包括張貼和分發防疫傳單、為居家老人與有小孩的家庭分發應急物資、失業救助、lgbt人群支援、障礙人士支援、移民支援、緊急交通、翻譯、統計和對接社區內部的供需信息等等。社區組織一般在網絡上發布需求清單和服務清單，需要幫助的人和志愿者下載填寫并反饋，使得社區組織可以發揮自己的平臺中介作用。”

在歐洲，民間組織則利用Instagram、Telegram、Facebook等平臺為需要幫助的鄰居以及弱勢人群提供各類的日常幫助。根據公眾號“706青年空間”刊出的《疫情之下，國外民眾如何互助相守 | 全球抗疫自組織系列2》一文，在意大利，紅十字會負責人Francesco Rocca注意到，在疫情的面前，相對易感的老人受到的沖擊最大，因此他于2月底在社交媒體上呼吁人們幫助老人購物，使他們避免暴露于感染的風險中。在3月5日，佛羅倫薩的三名女性在臉書上發文，表示愿意幫助當地有需要的老年人采購生活物資。她們的帖子迅速得到大量轉發與點贊，并得到了當地媒體Nove Firenze的報道。類似的是，3月18日，在意大利南部城市巴里，幾位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發起了一場名為“StoInFissa”的行動，通過幫助老人購物、付賬單，使他們能沒有后顧之憂地待在家里。而在德國，人們在推特創立了鄰里互助挑戰之類的標貼話題，并形成了互助小組。相比傳統的封閉小組形式，推特話題的公開性為幫扶話題提供了更大的傳播度。話題下提供幫助的人不僅僅局限于提供物資等方面，其中有網友表示愿意幫忙遛狗，有的則愿意為別人照顧小孩、提供外出購物服務的，還有人表示愿意為因疫情而焦慮困惑的人提供聊天、通電話等服務。

在本次疫情中，女性在基層抗疫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印度，衛生基礎設施和治理結構面對疫情已顯出疲態，甚至由于突如其來的疫情暴發而面臨崩潰。為緩解前線人員的沉重負擔，保護包括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殘疾人，臥床不起和絕癥患者在內的弱勢人群，當地媒體thequint表示，印度的自助小組（SHG）自發擔起了基層防疫抗疫的任務。主要由女性領導的印度的自助小組（SHG）運動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社區組織網絡（CBOs）。該方案旨在確保每個農村貧困家庭至少有一名婦女成員被納入婦女SHGs及其聯合會。截至2019年5月31日， 5960萬婦女被動員到該項目下超過540萬個婦女自助組織（SHGs）中。除去為弱勢人群和感染者提供所需的食品和看護外，自助小組（SHG）提出對污名化行為的反對，比如公開展示冠狀病毒感染者的姓名等。根據《衛報》報道，在中東地區疫情暴發最為嚴重的伊朗，女性激進分子也加緊展開了基層工作，她們搭建自己的網絡并組織為底層，尤其是向農村地區提供健康建議。德黑蘭的女權活動家塞塔雷 （Setareh）去年搬回了她出生的鄉下地區。近日，她花時間拜訪店主，向他們普及防疫的衛生知識，并分發塑料手套。哥倫比亞大學的Earth Institute表示，在3月末，婦女，和平與安全計劃主持了一個網絡研討會，來自尼日利亞，烏干達，剛果民主共和國，萊索托和蘇丹的基層婦女組織的領導人參與了本次會議，在當前的全球危機中，她們正在動員社區來應對日益嚴重的病毒威脅，其中包括在疫情期間保護好女性及其家庭的身心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反對家庭暴力）以及鼓勵女性在本次疫情中為社會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分歧所在——民間組織的限制與困境

事實上，民間組織在部分國家并非被廣泛接納，甚至部分國家的政府將民間組織的行為看作是對于官方挑戰。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都先后制裁或阻礙了民間組織。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爾班（Viktor Orban）在其任職期間破壞了國家的制衡體制，恐嚇了司法系統，削弱了民間組織和新聞自由，并將選舉重新配置為有利于其執政黨青民盟（Fidesz）的形式。因此當疫情來臨時，匈牙利議會通過了一項有爭議的法案，該法案賦予了奧爾班無限期的全面應急權力。議會關閉，未來的選舉被取消，現有法律被暫停，總理現在有權通過法令進行統治。而在疫情期間，奧爾班的行為無疑又一次削減了民間組織的權力、限制了信息的公開化，從而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在白俄羅斯，獨裁領導人亞歷山大·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嘲笑新冠病毒是一種“瘋狂和精神病”。對于那些不像他那樣鄙視冠狀病毒的人，他也提供了建議：去蒸桑拿，喝點伏特加，然后回去工作。直到3月26日，白俄羅斯才對到達的外國人實行14天的自我隔離提出了一項要求。白俄羅斯一直在進行有針對性的冠狀病毒測試——到目前為止，已經進行了24,000次（相比之下，俄羅斯的1.45億人口中將近25萬次）。但盧卡申科堅稱鎖定和關閉均無效。卡內基研究所的斯瑞布曼（Shraibman）說，與病毒本身相比，盧卡申科更擔心冠狀病毒引發的經濟危機。而對此，“民間社會組織和反對派團體對盧卡申科處理這場危機的方式非常不滿。”人們環顧四周，發現所有其他國家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在白俄羅斯，公民團體也一起創建了一個在線平臺，允許用戶向醫院或志愿者捐款。但是，基于盧卡申科的強硬態度，白俄羅斯仍未像其他國家一樣采取停業隔離等措施；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信這將會導致民間組織和政府之間產生更大的分歧。

在利比亞，政府對待平民采取的暴力措施也引起了民間組織的反感。警方發言人摩西·卡特（Moses Carter）周日告訴路透社，如果人們不遵守喬治·維阿（George Weah）總統本月初下令的待命狀態和其他緊急狀態規定，警方將使用武力。非洲媒體FrontPageAfrica報道，該國民間組織表示支持政府戰勝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決定，但敦促國家安全部門確保人民的權利得到尊重。

隨著當今的疫情逐漸演變成長期的醫療、經濟以及社會問題，政府需要利用好民間團體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來攻克難題。但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是否會將民間組織乃至激進主義團體視為伙伴，還是以流行病為借口，進一步加大對他們的壓力？對此，不同國家的政府已經給出了不同答案。

民間組織的未來——不再孤單的行動者

從民間組織的行為來看，其意義本身超越了簡單的提供物資和醫療援助。在新自由主義泛濫、人民普遍缺少保障制度的今天，民間組織的出現讓人們體會到互助與關懷以及團體行動的重要性。部分民間組織在政府援助不力，缺乏獲得合法幫助的情況下，通過一系列“反資本主義”的組織行為，來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物資，這樣的做法，也使得這些民間組織蒙上了“無政府主義”的色彩。

據anarchistsworldwide網站的報道，在智利的圣地亞哥，一些身著白色外衣的無政府主義者通過搶劫大型連鎖商店，來將生活必需品分發給無家可歸的人民。而據leftvoice.org網站記錄，在馬賽北部，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食品短缺危機，圣巴托洛繆島麥當勞的工人得到了包括馬賽平民社區在內的許多集體和協會的支持（馬賽流行區聯盟）決定接手這家餐廳，將食品分發給馬賽北部地區的人們，以便解決危機。法國麥當勞的管理層反對這一行動，與此同時，法國麥當勞也希望在不考慮員工健康的情況下在各地重新開設餐館。

民間組織在抗疫過程中所展現出的抗爭姿態也為在平日里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弱勢群體提供了榜樣。網站opendemocracy的作者Tomasso Gravante和Alice Poma寫道：“在地方層面，許多基層組織正在壯大，以應對這一流行病的挑戰和滿足最貧困社區的需求。自組織在抗議以及日常活動中都采取直接行動，旨在改善某些被壓迫社區內的狀況，以此削弱國家與社區（非法移民社區，無家可歸的人，游牧社區以及邊緣化社區）之間存在的依賴和勒索關系。”

人們在瘟疫中體會到了個人面對災害時的孤獨與無能為力，同時寄希望于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支持和團結來度過本次危機。民間組織所帶來的最重要的意義，或許是讓個人將目光從自己身上移開，轉而關注到那些社會上需要關心的弱勢人群。對于許多國家而言，在公共服務逐漸被市場化的今天，城與鄉、不同社會階級之間所能獲得的公共服務日益分化；而民間組織的出現正是對缺失的公共服務的彌補。在一些國家政府將經濟增長作為首要任務的今天，民間組織的出現正是社會弱勢群體對于政府現有治理制度的不滿的直接反映。盡管在本次疫情中，許多政府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社會保障制度長期投資不足并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當民間組織意識到無法改變這一根深蒂固的問題后，他們又將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幫助底層人們？而自下而上的反抗又將會帶來怎樣的變革？相信民間組織終會通過自己的抗爭給出這些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