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4月14日宣布，美國暫停資助世界衛生組織，并將對世衛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所謂“失職”進行問責。

特朗普聲稱，美國每年向世衛組織撥款超過4億美元，作為世衛組織的主要贊助方，美國有責任對世衛組織在疫情中的行為問責。

特朗普此舉引起國際輿論嘩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4日晚通過發言人發表聲明說，世衛組織必須得到支持，這對全球戰勝新冠疫情的努力絕對關鍵。他說，全球正在抗擊新冠疫情，削減世衛組織或任何其他人道主義組織行動所需資源不合時宜。

特朗普政府為何決定對世衛組織斷供？美國此舉對世衛組織應對新冠疫情會造成多大影響？世衛組織是否真如美國指責的那樣，在應對新冠疫情中“失職”？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了公共衛生和國際法領域的專家，請他們就這些問題分享他們的觀點。

專家簡介（按姓氏拼音順序排名）

龔向前：北京理工大學國際爭端預防和解決研究院副院長、法學教授

湯蓓：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

唐昆：清華大學公共衛生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世界衛生組織COVID-19全球研究路線圖社會科學工作組成員

美國為何斷供，接著還會“退群”嗎？

澎湃新聞：特朗普指控世衛組織處理新冠肺炎疫情不力并暫停向其撥款，您怎么看特朗普的這一指控？特朗普“斷供”世衛組織決定背后有哪些原因？

唐昆：美國這樣做有兩點原因。第一個就是甩鍋，自己沒做好就賴別人。我覺得這是人的一種基本行為模式，對于特朗普來講這大概是他執政的一大特點。但是美國作為一個世衛組織會員國在疫情暴發最嚴重的時候停止向世衛組織撥款，我覺得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因為畢竟美國現在的疫情絕對不是能夠用“別人的責任”來解釋的，美國不能把責任歸結到世衛組織或者任何一個國家頭上。現在美國的感染數字只能顯示出美國自己的防疫沒做好。

西方國家疫情暴發基本上是在中國開始防控疫情大約一個月以后，所以它們完全有時間提前做準備。整個過程中國是通過采取包括限制人員流動等措施，給別的國家創造了更多的準備時間，我們做出了非常大的犧牲和努力。但是它們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個事情的嚴重，最初誤判了這個疾病的性質，沒有真正重視起來才導致它們現在的狀況。

單就這次疫情暴發來說，世衛組織的反應還是很及時的，而且也對各國對于這個疾病的判斷做出了很大的幫助。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說世衛組織的功能沒有實現或者做得不好，我覺得是很牽強的。

第二，從世衛組織的反饋以及中國在這次疫情的影響上，特朗普政府顯然意識到中國當前在多邊機制中有更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世衛組織這樣的全球治理多邊機制中，美方覺得中國掌握了更多的話語權。所以很大的可能是，美國試圖借這個機會削弱中國對這種多邊機制的影響力，削弱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影響力，進而削弱中國的整個國際影響力。

龔向前：關于美國欠費和暫停繳納會費的問題。美國此舉應該是一種要挾或者要價策略，以推動世衛組織的有關決策向有利于美國的方向發展，并形成對中國更多的壓力，從而與當前要求中國承擔責任的逆流相呼應。畢竟特朗普是一個談判高手，極限施壓是他一貫的伎倆。

至于特朗普是否會像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樣再度“退群”，我認為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這一次不同的是，《世衛組織組織法》沒有關于退出會員的條款，從通常意義上來講，不應該允許退出的，當然如果啟動世界衛生大會的決策程序，并經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同意，也可能會發生美國退出世衛組織的事情。但從現實角度考慮，如果美國真的退出那是相當瘋狂的，畢竟美國需要世衛組織這一個平臺來獲得疫情信息。

湯蓓：多邊主義和以規則為基礎可以說是所有國際組織防止受到單一國家影響甚至操控的法寶。之所以要有國際組織，就是這個目的。相反，很多發達國家利用指定用途的自愿貢獻資源，繞開大會的多邊主義決策結構，把多邊組織雙邊化。甚至可以說這是美國對待世衛組織的一貫政策。

他國已開始填補美國的空缺，但作用恐有限

澎湃新聞：美國是世界衛生組織最大的資助來源國，現在突然暫停資助，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世衛組織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填補這一空缺？

唐昆：世衛組織的資金來源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它的評定會費，相當于各國的會員費，每個國家有各自比例。其次是自愿捐款，比如中國之前向世衛組織捐贈的2000萬美元就是這個性質。評定會費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自愿捐款是它的大部分。所以，如果各個國家停止捐款的話，就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世衛組織功能的運作。因為它本身的會費其實并不足以支持他所有的運作的費用，他需要大量的自愿捐款幫助他實現機構的功能。

世衛組織的資金本來就捉襟見肘，而它的工作范圍又非常廣，在各個國家都有它的（機構）運作，如果減少4億美元（美國此前提供的捐助金額）的話，意味著他就只有裁減員工數量，或者停止開展原有的公共衛生項目。所以，我覺得美國此舉對世衛組織的疾病防控或者疾病預警能力，以及對其最核心的治理功能都會有很大程度上的影響。這個時候美國停止資助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整個全球衛生或者全球衛生治理來講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倒退。

但從另一個方面，我們看到各國對于多邊主義的態度和觀點是不一樣的。美國宣布“斷供”后，我們看到英國馬上就宣布將向世衛組織等機構捐助2億英鎊。其實這個事并不是沒有先例，聯合國另外一些機構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美國撤資，歐洲基本就補上了，甚至補的比以前還要多。現在世衛組織面臨同樣問題的時候，英國已經站出來了，我覺得應該會有其他國家（和組織）愿意再進一步站出來資助世衛，比如蓋茨基金會就已經宣布要增加對世衛的捐款。因為大家都意識到，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沒有這個機構，如果沒有這么一個全球衛生治理的機構，我們將喪失這個全球衛生合作的最大的陣地。

湯蓓：在今年2月初白宮提交的2021財年預算中，提供給世衛組織的資源就已大大縮水，甚至不夠支付去年欠下的會費。但這個趨勢不是今年才開始的，特朗普上臺后一直在削減對全球衛生安全的多邊和雙邊合作資金，其中就包括對世衛組織的供資。這對世衛組織的運作肯定是有非常嚴重影響的，世衛組織很可能需要削減職位數量，減少在發展中國家開展的項目，對最不發達國家受到的影響將會是最大的。世衛組織可以通過“籌資對話”進程，以及成立新的合作基金的方式緩解一些壓力，但是客觀來說這種補充會非常有限。

世衛應對疫情作用積極，但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

澎湃新聞：對于世衛組織在這場疫情中的應對您怎么看？您如何評價目前各國在應對疫情上的協調機制？

湯蓓：世衛組織在這次應對疫情當中的作用還是比較積極的，基本實現了它在《國際衛生條例》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警報器的作用，世衛組織及時宣布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緊急公共衛生事件，包括后來宣布大流行，警示國際社會做好應對準備；第二是提出了政策建議和技術指南；第三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做好應對準備，特別是在全球個人防護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協調物資的國際調配，特別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物資。

關于世衛組織有效性的問題，我覺得有兩個重要的標準，第一是要根據成員國對它的實際授權來看，世衛組織不可能扮演世界政府的角色，它主要是協調和建議的作用，而且由于世衛組織的預算非常有限，長期處于財政緊張狀態，要求它像國家那樣行事是不現實的。

第二個要考慮的問題是，新冠肺炎是個全新的傳染性疾病，全球科學家對它的了解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世衛組織也一直強調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世衛組織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在應對疫情上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所以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例如口罩的作用，隨著認知的變化而改變政策建議我認為是很正常的。

龔向前：世衛組織此次履行了依據組織法和《國際衛生條例》賦予的職責。世衛組織的行動是受捐助驅動的，難免呈現支離破碎的狀態。而且很多國家缺乏基本的公共衛生能力，無法履行疫情通報和監測的義務。目前的最大窘境是，世衛組織缺乏足夠的行為能力和資源來實現其初衷：促進“協調一致的國際應對”。一些國家根本不理睬總干事的有關建議，貿然采取一些封鎖邊境、斷絕貿易往來等過度措施。

當然，世衛組織的一些決策是否合理，在科學上有待進一步研究和總結。比如，認定“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屬于公共衛生決策的技術范疇。根據《國際衛生條例（2005年）》，在決定某個事件是否構成PHEIC時，應考慮“科學原則以及現有的科學依據和其他有關信息”。然而，正如病毒會變異，疫情瞬息萬變，遑論對各類新發現病毒的判斷。即便是醫療衛生領域的專業人士，也無法立刻準確地下結論。尤其此次新型冠狀病毒在科學上的復雜性、隱蔽性和不確定性可謂百年一遇，不是世衛組織不努力，而是病毒太狡猾。

國際組織接受更多的監督，也是一個全球治理的宏大命題，需要國際社會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引下的共同努力。人類日益頻繁面臨新型病毒的侵襲，如何科學決策和理性應對是世界難題。指責、猜忌、謾罵和對抗于事無補。這些問題均只有通過國際社會在相互尊重、信任、理解和合作的基礎上，才能找到解決辦法，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

唐昆：從流行病的角度來講，疫情什么時候結束并不取決于誰做的最好，而是取決于誰做的最差。中國防控做得好，短時間內控制了境內疫情擴散，但隨著邊境開放和其他國家疫情的暴發，我們同樣面臨很大壓力。只要有任何一個病例存在，它就有可能通過國際旅行再傳播到我們這里，我們前面做的事情就都會前功盡棄。所以這個疾病讓人類社會看到，疫情是一個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意味著大家要共同解決。世界衛生組織它最主要的功能恰恰就是這一點，提供這樣一個平臺，讓各個國家能夠在一起商討解決共同問題的辦法。

怎么能讓世衛組織更好地運作，這其實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世界衛生組織一直以來受到各種各樣的詬病。埃博拉疫情暴發的時候有人說它反應慢，但禽流感的時候各國又批評它吹假哨，誤報軍情。疾病預測本來就是一個全球性的技術難題，因為對新發傳染病本身的科學認知有限，加上各種環境、社會、甚至是政治因素的影響，無法針對未來全球走向做出準確假設。

此外，不管是世衛組織還是整個聯合國，都存在同樣的問題，它的性質是各個成員國之間相互對話、相互妥協、相互制約的一個機制。那就意味著，它想要執行一件事情或者宣布一個決定的時候，所反映的并不僅僅是幾個世衛組織專家的專業意見，而是要反映成員國之間角力妥協最終得出的方案。所以，這必然就會減慢它提出專業建議的速度。在這種機制下，指望世衛能滿足所有成員國的需求，能讓各國都滿意并迅速做出正確選擇，幾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