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寒假因新冠疫情而延長許久，相比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社區工作人員、志愿者、新聞記者的親歷見聞，被隔離在家的普通人經歷的是輕微但持續至今的生活脫節。在這漫長的假期中，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2017級學生及西南大學地理學院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2018級學生記錄了一些“脫節生活”的細節和對家鄉的思考。城市漫步欄目將選登其中部分篇目。本文作者記錄了被疫情放大的家庭困境，而這樣的經歷未必只是孤例。

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見證了人間百態。這個魔幻的開年，我見證了自家的百態。 

我爸媽早已離婚，但爸爸仍一直住在家中。去年，弟弟外出學技術，家里只剩下爸媽倆人，媽媽在家待不下去，只能去南京投奔親戚，離開了家。

2019年11月底，我去南京看望打工的媽媽，她跟我抱怨工作有點累，工資不高，準備換一份薪資高一點的工作，那樣的話我可以少做點兼職，專心學習。12月6日，媽媽發微信告訴我，她準備辭職了。

我和我媽的聊天記錄截圖

我媽平時跟我和我弟打視頻電話都是用店里的wifi，或者回到員工宿舍用公網，因為她的手機沒有流量，“5塊錢才30兆，還不夠我跟你倆說幾句話呢，不買，反正店里宿舍都有網，每個月話費都夠貴的了。”

不巧的是，餐廳要倒閉了，老板連員工宿舍網費都不交了。就這樣，我跟我媽好像失去了聯絡。

我給她打電話，她也只是偶爾接，接起電話就會說，“你的電話費不要錢可是？我擱這再等等，要到錢我就回家了。”

我怕她行李多拿不下，要給她叫快遞上門，她堅決地拒絕了，說快遞得花不少錢。

后來我再打電話時，她已經安全到家了。

尷尬與兩難

但是對于我來說，我還有新的顧慮。我爸是個占有欲、控制欲極強的人，即使兩人已經離婚，他也要處處管著我媽。如果我爸喝多了，可能他倆還會打架。

法院判決我和我弟歸我媽撫養，這套房子我們娘仨住，房貸我爸交，再給我弟一個月700塊錢的生活費。但是我爸一直還是住在這，撫養費不給，房貸經常欠著不還，還經常會管我們要錢花。

學校通知1月3日放假，但我還要去蘇州做兩天兼職助教才能回家。媽媽不想跟我爸單獨待著，當她聽說我得要過兩天才能到家，就去鄉下姥姥家住了幾天。

1月4日，她從姥姥家回來，晚上跟好久不見的女性朋友一起吃了飯，唱了K，十一點多到家。

那天晚上我爸在家，又打了她。我媽對我說，“我就不還手，我已經不想跟他倆了（方言，意為心累，不想糾纏）。”“你爸聞見我身上的煙味了，非得問我去哪了，跟誰一起，我就不說。”

她給我打電話時沒人接，后來她說，“你跟你弟得有一個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吧。”那天我做助教特別累，一向晚睡的我那天不到十一點就睡著了。我特別后悔。

我改簽了車票，5號晚上趕回了家。

我沒敢問她怎么樣，只是我到她床邊的時候，她掀開被子給我看了她腿上的淤青。我還看到了她床頭柜上的一把水果刀。

有一天那把刀不見了，她把家里最鋒利的剪刀塞進了床頭柜的抽屜里。

前幾天，大舅媽給我媽打電話，表面上是寒暄、聊家常，實際上是要賬。前幾年我爸媽關系好的時候，我媽幫我爸從大舅家借了5000元錢，一直沒還。離婚了以后，他們管我媽要錢，因為是我媽開口借的錢。

為了早點還上錢，堵住親戚的嘴，過得清凈些，我媽催我爸去法院開證明，把去年應該給我弟的8400元生活費取出來（我爸工資卡因欠貸款被凍結，須我爸媽共同向法院提出申請才能取出生活費），還完賬剩下的錢我們娘仨誰也不要，留我爸自己花。

最近考試周任務繁重，我媽讓我在她的房間學習。我怕我敲鍵盤的聲音會影響她睡覺，她回我：“我也不知道為啥，你跟你弟在我身邊我就很安心。”

就在當天，我爸喝完酒回來，第一時間又走到我媽床邊，默默地看著她傻笑。我媽醒了，喊他走開。他不走，又站在我桌子旁邊看著我傻笑。我也喊他走開，他又轉身看著我媽笑。

他開口炫耀般地對我和我媽說，“明天去無錫，給別人拉門窗回來，開許某某的車”，我媽一下就被激怒了，“死你，想死哪去死哪去”。我媽最討厭我爸的自負，而我爸一直都是自負的。

我爸伸手想摸摸她，她立刻伸手拉開床頭柜的抽屜，從里面拿出那把剪刀指著我爸。

我爸順手拿起床上的撓癢耙，作勢要打她。我站了起來，沖他大喊“你打一下試試？”我把他推出我媽房間。然后，聽到了關門聲，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坐在電腦前，我的眼淚“啪嗒啪嗒”落在袖子上。我媽翻來覆去，再也睡不著。她望著天花板，“你看，你要是不在家，俺倆今天又得打起來。”“我得趕緊掙錢買房子搬出去住，這里待不下去了”。

賺錢是她的心病

從我到家第二天開始，我每天學車，家里僅有的一輛電動車被我占用，我媽被“困”在家。那時候疫情還不嚴重，我們這安徽小縣城甚至還沒有聽到風聲。

看春節聯歡晚會的時候，她聽到主持人的朗誦，問我“是不是有瘟疫了”，我告訴她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沒人會說瘟疫了。她信心滿滿地自言自語，“這都什么年代了，應該不會嚴重的”。

直到小區物業拿著大喇叭在樓下喊“不出門，戴口罩，勤洗手，有癥狀立即就醫”；學校通知返校延遲；出小區只能三天開一次通行證；數據顯示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急劇上升，她意識到情況不太樂觀。

小區封了，店鋪封了，交通封了，出去賺錢的路也封了。

“本來打算年后好好掙點錢的，現在出都出不去。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說還要關在家里幾天，也好有個盼頭。”她天天都在罵吃蝙蝠的人，也每天都在期待著“應該還有一個星期估計就能出去了”。一星期過去了，“估計半個月就能全部治完，我們就解放了”。

在不能出門的日子里，我媽也沒閑著。她發動人脈關系，問別人工作的地方缺不缺人。甚至在抖音上刷到很久不聯系的熟人，也會打探對方的工作情況，可惜一直沒有得到回復，她疑惑又失落。

我媽在抖音上聯系熟人打探情況

我爸是個黨員，他被分配到老家路口執勤，兩三天回來一次，回家也只是洗澡換衣服。可笑的是，他只洗他自己的衣服。

沒了我爸的打擾，我媽、我弟還有我，娘仨度過了很無聊但是開心的一段時光。只是我媽最大的心病還在，“家里沒有一點收入”。 

年后求職

2月底，眼看我弟去宣城繼續干活了，我媽實在是憋不住，也收拾好了行李箱。

準備帶走的行李箱

她不想天天跟我爸待在一起，即使疫情還不太樂觀，但是她想要逃離，也在努力地逃離。我也希望她能逃離。

可能是我長大了，她開始聽我的話，我也第一次感受到我媽特別依賴我。

她先是讓我在網上幫她找外地的餐飲類工作，“我也只會打荷”。在個人簡介優勢里，她讓我寫，“臟活累活我不怕，包吃包住最好”。她又自言自語道，“包吃住我就有地方去了，工資凈剩”。

我媽讓我幫她在網上填的個人簡歷

那一瞬間像是有根針戳在了我的心尖上，她也曾是外公外婆放在心尖兒上的小姑娘。

絕大多數餐飲店都處于閉店狀態，餐飲類打荷工作崗位少之又少。我沒有幫她找到工作，她失落又焦慮，整個人無精打采。

我勸她就當這段時間陪我了，是賺多少錢都買不來的，她回我，“我多賺錢你就能歇歇了”。

她自己開始看微信上有個便民號的朋友圈。每天都在翻，甚至翻到了去年11月別人發的招聘信息。她不知道那已經是去年的信息，電話打了過去，別人回復店都倒閉了。

3月1日那天，我去拿了個快遞，到家她看到了又開始不停地叨叨，細數錢花得多快，我有點煩躁，頂撞了她幾句，“我們家里的人又不是天天喝西北風就能飽，我和我弟花的都是自己的錢，掙錢不留著花難道留著生小的。”

那一刻她的臉色很不好看，飯桌上就我倆，一言不發，這是前所未有的安靜。我自責說話太沖了。她匆匆扒了幾口飯就去臥室了。

為了緩和氣氛，我偷偷跟我弟說了這件事。

我弟是個左右逢源的人，他在視頻電話里一邊勸著我媽，一邊“憤恨”地幫我媽指責著我。后來我弟發微信給我，說他搞定了我媽，告訴我她打算先在老家找個工作。

晚上吃飯的時候，她心神不定，一直盯著手機，像是在等著什么。手機響了，她看了一眼，突然欣喜若狂，沖著我激動地喊，“他回消息了，幫幫團。”反復說了好幾遍。

我媽與本地便民號的聊天記錄截圖

吃完飯我媽直接坐到沙發上，像是在等著什么，不停地劃拉著朋友圈。她跑到我旁邊，問我該給那個便民號發多少錢，那個人才會把她的求職信息發到朋友圈。話音剛落，手機響了。

有家家具生產商問她是不是要找工作，她問完薪資待遇之后，跟對方約時間，認真地記下電話號碼，加微信，發家具廠位置。

掛掉電話，她立刻和我弟視頻，告訴他明天要去看看工作的地點。她臉上的那種開心是藏不住的。

沒過一會，又有人打電話來，是漢庭酒店招保潔員。她嘴上答應著第二天面談，但其實心里不服氣，“我能到了打掃衛生的年紀了嗎？”。

在衛生間洗漱準備睡覺的時候，又來了一個電話，是小吃店，工作時間長工資少，她也回復先去看看。

洗漱時，我媽接到小吃店招聘電話

正式上班

第二天，到中午了她才回來，跟我炫耀她的新工作——漢庭酒店保潔員。在我的印象里，保潔員一般都是年紀大點的。我媽做保潔員，我內心不太愿意，一來是覺得繁瑣，二來是怕她受委屈。最重要的是，酒店人員復雜，萬一有個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或者是密切接觸者，整個酒店都會被隔離，那時候就更難熬了。

我問她工作累不累，“不累誰給你錢呢，你要人錢，人要你命”，她一直以來都是用這句話回答我這樣的問題。好在她說工資還好，多勞多得，中午管飯，每天有口罩眼鏡（護目鏡）戴著。

我媽在酒店打掃衛生時的自拍照片

3月5日下班回來那天，她和我說這個工作太累了，腰和腿也疼得厲害。我讓她別去了，“那我這幾天白累了？我不干誰給我發工資？我再撐一下。”

有天早上，我爸發現我媽起得很早，他晚上下班回到家，跑到我媽床邊，問她白天干什么去了。我媽不理他，只是裝睡覺。

我在家對我媽來說不僅僅是陪伴，更像是一座小小的靠山。有了這座小靠山，我爸打她時我會攔著，她知道她是安全的，我也在努力讓她安全著。

之前我媽每天晚上都要刷抖音到十一點，現在八點就已經躺下，過一小會就開始打呼嚕，特別響；我也注意到她每天下班回來都是往床上一攤，要緩好大一會兒。

3月15日那天，她下班回來特別沮喪，原因是聽同事說第一個月只能拿到1500塊錢左右的工資，她動搖了，她不想干了。

老家鄰居剛好問她要不要一起出門打工，進廠，包吃住，她很心動。

我給她報疫情實時動態，出門打工萬一遇到海外輸入病例，所有人的努力都是白費。她又給我弟打電話問現在該怎么辦，我弟也勸她暫時先不要出門打工，也順便在家照顧我。

她對我說，“等你能上學不在家的時候，我就立馬出門（打工）。”我說，“好，我帶你一起走”。

她要再堅持堅持，爭取拿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再走，之前做的可不能白費。

我只希望疫情早日結束，我能上學，我媽能外出打工，我們一家人都能解脫。

作為教學和實踐平臺，Plan J 旨在鼓勵和幫助大學生在真實的媒介生態中學習新聞傳播。

（作者長樂系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2017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