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以及后疫情時期，來自重點疫區的人們很容易遭遇排外的偏見。任由這類偏見泛濫，嚴重時會形成一種社會隔離機制，給遭遇偏見的人帶來深深的身心創傷。不得不遺憾地承認，當前排外情緒在國內外少數地區已出現一些苗頭。

人類會依照某些自然或社會屬性形成特定群體，而偏見就是人們對其他群體成員的負性評價。錢鍾書先生曾言，偏見是“思想的放假”——即便是有思想的人，也會將其作為“星期日娛樂”。那么，為什么偏見竟然如此根深蒂固呢？隨著進化心理學的興起，科學家們開始以一種具有挑戰性與啟發性的方式，思考人類偏見的起源。其研究結論簡單概括就是，偏見是一種長期進化而來的，旨在提高個體生存機會的心理機制。

在此需要特別提醒，理解偏見產生的根源和為偏見辯護完全不是一回事。將兩者混淆就陷入了“自然主義謬誤”，即誤認為自然或者天然的事物總是正確或者合理的。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人類文明就是為矯正那些在人類漫長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但如今已不適宜的自然傾向而做出的努力。

一、對疾病感染的恐懼：排外情緒的進化起源

我們要抵抗某種偏見，顯然首先需要認識這種偏見。就排外情緒而言，進化心理學認為，它具有漫長的進化起源。在人類祖先所處的那個遙遠時代，陌生人比本部落的人確實更有可能攜帶他們無法抵御的疾病。鑒于對疾病感染的恐懼，通過避免接觸陌生人來降低疾病感染風險，就成為早期人類的合理選擇。

盡管人類已進入現代社會，但這種起源于疾病感染恐懼的排外情緒，卻因深植于基因而始終徘徊在人類心靈的深處。有趣的是，一些科學家推測，如果人們因自身的抗病能力較差而感知到自己面臨著較大的疾病感染風險，那么他們就會愈加排外。對此，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為被試（他們大多是歐洲或亞洲裔），心理學家馬克·沙勒等人展開過一個實驗研究。在實驗中，研究者詢問被試對于允許某一群體移民加拿大的態度。研究者有時所描述的移民來自被試不熟悉的國度，例如某些東非或者南美國家；有時所描述的移民來自被試較為熟悉的國度，例如某些歐洲或者亞洲國家。實驗發現，那些認為自己素來體弱的被試更加恐懼前一類移民。

在2015年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之后，心理學家海榮格·S.金等人研究了這種疾病在幾乎不存在感染機會的人群中所引發生的排外情緒。被試是1000個美國人，其排外情緒由研究者通過測量他們對西非和非法移民的偏見、對限制性旅游政策的支持度，以及民族優越感來評估。毫不奇怪，研究發現，被試越覺得自己容易感染埃博拉病毒，就越排外。

再如，由于孕婦感染疾病有可能會給胎兒帶來致命的傷害，女性會進化出一整套避免懷孕期間出現這種危險的生物和心理機制。例如，孕婦非常挑食，會有意避開陌生的以及有可能攜帶病菌的食物；在懷孕的頭3個月，孕婦極易反胃嘔吐。鑒于這些事實，心理學家卡洛斯·納瓦雷特等人腦洞大開，大膽推測：孕婦比非孕婦更容易產生排外情緒，特別是在她們懷孕的頭3個月中。

為了檢驗推論，研究者們針對美國孕婦展開了一個實驗研究。在實驗中，研究者找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由美國人所寫，強烈表達了支持美國的觀點，而另一篇由非美國人所寫，對美國及美國人進行了批評。實驗表明：與非孕婦相比，孕婦對前一篇文章的贊同度要高出四倍；更有趣的是，孕婦對后一篇文章的憎惡度在懷孕的頭三個月確實大幅增加，而之后會逐漸降低。

然而，至少在全球經貿聯系密切的現代社會，風險的降低往往意味著機會的喪失。具體來說，若人們因恐懼疾病感染而完全排斥陌生人，就會失去分工與交易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理性的選擇當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故我們容易推測：若某些原因導致人們感覺到自己面臨著較大的疾病感染風險，或者感染疾病的后果比較嚴重，則人們就會更加愿意承擔因放棄了與陌生人的交易而所要承擔的機會成本，亦即，人們會更傾向于排外。這看上去合情合理，但若人們對疾病感染風險及其后果的判斷出現系統性錯誤呢？——注意，這并非是一個杞人憂天的問題，因為根據行為經濟學的研究，人們的行為會系統地偏離傳統的“理性人”假設。此時，排外情緒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只是無謂的損失（Deadweight Loss）。

二、疾病感染風險的誤判：兩大認知偏差

前文的系列實驗研究表明，排外情緒的導火索與其說是疾病感染，還不如說是對疾病感染的擔憂。這意味著，任何觸發人們開始擔憂疾病感染的因素，都可能進一步觸發人們的排外情緒。在另一個實驗中，馬克·沙勒等人對此進行了驗證。研究者讓第一組被試觀看與疾病有關的圖片，例如人類毛發上的細菌和骯臟的清潔海綿等，以觸發其對疾病的擔憂；第二組被試觀看的卻是一些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圖片，例如收音機掉進浴缸等日常瑣事。然后，研究者詢問兩組被試對于兩類移民的看法：第一類移民來自被試熟悉的地區（如蘇格蘭），第二類移民來自被試不熟悉的國度（如尼日利亞）。研究發現，第一組被試對于第一類移民抱有更強的排外心理。

人們之所以對疾病感染風險如此敏感，主要緣于所謂的“情感啟發式”偏差——人們常常依據主觀情感，來對潛在危險作出迅速但往往過度的反應。2005年有一份關于此偏差的有趣研究。研究者發現，在“瘋牛病”疫情結束幾年后，每當法國報紙將牛海綿狀腦病冠以“瘋牛病”而加以報道時，牛肉消費量就會顯著下降。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瘋牛病”幾個字觸發了不少法國人的恐慌，進而使得他們高估了感染這種疾病的概率——其實，即便在“瘋牛病”疫情期間，全法國也僅有6人被確診感染了這種疾病。“情感啟發式”偏差是非常頑固的，而根據進化心理學，主要是因為其具有進化上的適應性——對于生活在大草原上的人類祖先，若要避免成為埋伏在暗處的猛獸的食物，一有風吹草動就應驚恐而逃。只是對于現代人類，過度反應才變得不那么適宜了。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自從人類進入大眾傳媒時代以來，另外一種認知偏差也常常會導致人們對疾病感染風險產生誤判，那就是“可得性啟發式”偏差——與不太容易回憶起來的事件相比，人們認為那些容易回憶起來的事件具有更高的發生概率。在大眾傳媒時代，新聞媒體常常使用圖片或者影像報道模式，給公眾帶來了巨大的視覺沖擊力，但不幸的是，這也讓公眾更容易陷入“可得性啟發式”偏差。一個經典的例子是，通過圖片與影像傳播，“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持飛機撞向大樓的場景在大量美國人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致他們在隨后很長時間里高估了飛機失事的概率，認為陸地旅行更安全。可事實是，根據統計，在2003-2005年期間，美國人在出行同樣距離的情況下，發生致命汽車事故的概率是飛機失事的230倍。

三、理性精神：抵抗偏見與認知偏差的有力武器

根據進化心理學，由疫情引發的排外偏見具有進化上的適應性。但我們必須意識到，隨著人類進入現代社會，疫情抗擊能力因科技進步而大大增加，醫療與護理條件也取得了巨大改善。因此，現代的人類不能任由原始的本能蒙蔽了其應該具有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是抵抗各種偏見與認知偏差的有力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其體現在我們能夠運用統計學思維，對從各種渠道撲面而來的信息進行批判性思考。我們認為，如下幾種統計學思維就能幫助我們科學看待疫情，避免恐慌、抵抗偏見與認知偏差：

一是樣本容量思維。例如，一聽到某個地方疾病感染率翻了一番的消息，你也許會感到恐慌。然而，你有必要進一步查證，這個地方到底有多少人，感染者數量到底又有多少？如果總人口有100萬，而感染者數量從1人上升到2人，那么感染率也翻了一番，但相信你會比較平靜地面對這樣的翻一番。

二是潛變量思維。例如，假設某個地方的患者死亡率出奇地高，那么我們應該思考，是否存在人口老齡化率之類的潛變量推高死亡率的原因；再如，假設某個地方的確診率迅速飆升，那么我們應該思考，是否存在疾病檢測技術水平之類的潛變量推高確診率的原因。

三是樣本代表性思維。我們始終要記住，熱點新聞往往與統計學意義上的代表性不相容，某些事件之所以能夠傳播從而吸引我們的關注，就是因為其不具有一般性。因此，基于這些事件進行判斷決策，我們很容易遭遇因樣本不具有代表性而產生的樣本選擇偏差問題。

四是貝葉斯思維。簡單來說，貝葉斯思維告訴我們，當某人出現了“令人懷疑”的某種癥狀時，我們別匆忙下結論，認為此人大概率感染了某種疾病。這是因為，出現此種癥狀的人感染此種疾病的概率，取決于其感染此疾病的先驗概率、此種疾病出現此種癥狀的概率以及此種癥狀對于此種疾病的特異性。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設某個生活在非疫區的人有發燒癥狀，那么我們不應該過度恐慌。原因是：首先，非疫區居民感染引發疫情的病毒的先驗概率較小；其次，即使引發疫情的病毒會讓絕大多數感染者發燒，但發燒對于此種病毒感染不具有特異性——畢竟細菌感染或者其他病毒感染也會引起發燒。

已故統計學家陳希孺院士在其《數理統計學簡史》的序中寫道：“統計學不止是一種方法或技術，還含有世界觀的成分——它是看待世界上萬事萬物的一種方法。”掌握上述四種統計學思維，十分有助于增強我們的理性精神與抵抗偏見的能力。

結語：攜起手來，共同抗擊全人類共同的敵人

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前，對疾病感染的恐懼所導致的排外情緒，能夠有效降低人類遭受毀滅性傳染病打擊的風險，這是一種積極的自然傾向。然而，隨著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特別是進入全球經濟和社會活動高度一體化的現代社會，這種自然傾向有時候就顯得不那么“合理”了，因為社會隔離可能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利益損失。

作為個人，我們也許需要坦然面對一個基本事實——因恐懼疾病感染而產生排外情緒是人類天性。但“存在不一定合理”，我們必須盡力避免“自然主義謬誤”，并堅信能夠戰勝“不合理”的偏見。正如美國羅斯福總統在1929-1933年經濟危機期間所說，“唯一讓人恐懼的只有恐懼本身”，我們可以依靠理性精神去擺脫、戰勝心理上的恐懼，從而成功抵抗排外的偏見。

各國政府也應該認識到，因疫情而產生大規模的排外情緒并不理性，會帶來甚至比疫情本身更嚴重的“次生災害”。在全球化時代，沒有哪一個國家是一座“孤島”。面對新冠肺炎病毒這個全人類共同的敵人，整個人類社會必須高揚理性的大旗，努力克服人類面對疾病感染風險時“與生俱來”的排外情緒。只有超越國界藩籬，全球戮力同心，才能在控制疫情和穩定經濟兩方面求得最佳的平衡。

最后要補充的一點是，“勠力同心”絕非僅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口號——根據海榮格·S.金等人進行的那一項研究，合作精神確實有助于人們抵抗因疫情而引發的排外情緒。該研究發現，相比于那些報告了強烈個人主義取向的被試，在那些報告了強烈集體主義取向的被試身上，排外情緒就要弱得多。研究者認為，原因在于：強烈的集體主義取向讓人們相信大規模社會協調的力量，進而使得他們感知到更高的保護效能，亦即相信自己能夠在疫情中會獲得更好的保護，以致恐懼感被大大緩解。

（作者姚耀軍為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院教授，楊奇明為浙江理工大學經管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