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大帝以后的希臘怎么就聽不見聲音了？”“希臘人不是相信宙斯波塞冬雅典娜的嗎？為什么愛琴海小島上到處是藍頂教堂呢？”如果你也有這樣的疑問，也許這篇文章可以給你答疑解惑。在這里，筆者想討論的是：羅馬帝國早期的希臘人是如何被基督教化的，當希臘人與基督教相遇的時候，有哪些因素促使希臘人皈依這一新興的宗教？

羅馬統治下的希臘人

亞歷山大大帝遺留下來的馬其頓王國從公元前2世紀初就開始抵抗羅馬對希臘本土地區的入侵。在北面的馬其頓被羅馬打敗以后，希臘南部的亞該亞聯盟不久也被羅馬征服，致使本土希臘在公元前148年完全被羅馬所統治。不過除了希臘本土，當時希臘人以及希臘文化圈涵蓋了幾乎整個地中海東部沿岸，因此我們在本文中所討論的“希臘”包括了希臘本土以及一些本土以外的希臘人聚居地。

希臘人在羅馬人的統治下經濟生產、物質生活和文化創造水平都有所下降。權貴階層有些沒落了，有些則投靠了羅馬人。不過，希臘原本的自由民、奴隸等社會結構基本沒有改變，希臘從柏拉圖時期延續下來教育系統也一如既往，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羅馬時代的希臘仍然延續了它的文化和語言，不但同化了那些長期居住在希臘地區的羅馬統治階級，甚至還吸引了不少羅馬皇帝埋頭苦學希臘語。

在宗教上，羅馬人也沒有改變希臘人原來的多神信仰----本來古希臘的多神教系統和羅馬人自己的就差不多。而且他們到了希臘以后，為了與當地的權貴階層打成一片、方便統治，更不遺余力地支持希臘人的各種傳統活動，翻新神廟，隆重舉辦神明們的節日慶典、運動比賽、娛樂宴會……而且在這些活動中還不失時機地加上了“皇帝崇拜”的元素，倡導希臘民眾為現任羅馬皇帝的福壽安康而獻祭。尤其是隨著后來基督教影響的不斷擴大，羅馬帝國更試圖用傳統多神教來與之抗衡。

然而，羅馬時代的希臘在宗教上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趨勢：東方宗教開始越來越深地影響希臘人的世界觀。之前的希臘化時代以及羅馬的大一統使希臘人前所未有地與東方各個文明有所接觸，另外也許也是對奧林匹斯山十二神出現了“審美疲勞”，越來越多的希臘人此時開始追隨東方神明們的“新鮮面孔”，比如伊西斯女神，以及太陽崇拜等——值得一提的是，太陽崇拜強調太陽在神性上的至高地位甚至是唯一地位，具有強烈的一神教傾向。更重要的是，在希臘化時代就散居在小亞細亞、埃及以及希臘本土的猶太人也使一神教理念更加貼近他們的希臘鄰居。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之下，希臘人開始把很多原來的希臘神“合并”成一個神，比如“太陽—宙斯—酒神”之類的古怪組合；此外，以前的希臘人一年只祭祀一次某個神，現在也像猶太人一樣天天祭祀，甚至一天兩次----這也鋪墊了之后希臘人對基督教會每日禱告禮儀的接受度。由于祭祀頻繁，希臘人不可能像原來那樣每次都獻上犧牲，因此“祭品”這個概念也慢慢過時了，這也是希臘人跨出傳統多神教習俗的一步。

當時希臘人宗教傾向改變的一個典型例子是赫爾墨斯教(οΕρμητισμ??)在羅馬帝國早期的盛行。赫爾墨斯教大約起始于公元2世紀，當時的希臘信徒認為希臘的赫爾墨斯神與埃及的月亮神托特（η Θωθ）是同一個神，能引領他們最終得到一個至高神的啟示。吊詭的是，雖然信徒們也相信“赫爾墨斯/托特”的存在，但他們自認是一神教，使用“創世者”(οΔημιουργ??)、“父”(οΠατ?ρα?)這樣的語匯來稱呼他們唯一的神(οΘε??)，并且還有從父神誕生出神子“邏各斯”（οΛ?γο?）以及“第二智性”（οΔε?τερο?Νου?）這樣的教義。這些思想很難不使今天的我們聯想起后來出現的基督教。因此可以說，新千年的希臘人在心理上已經有了可以讓基督教生根發芽的土壤。赫爾墨斯教一直活躍到公元3世紀，在遭到基督教化的羅馬帝國打壓之后流向了阿拉伯地區，其宗教典籍在文藝復興時期被西方人重新發現，并成為了西方密教之一。

基督教的“希臘基因”？

我們之前站在希臘人的角度，說明了希臘人其實早在被基督教化之前就已經“做好了思想準備”。現在我們換一個視角，看一看基督教本身有哪些足以吸引希臘人皈依的因素。

基督教脫胎于猶太教，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基督教的誕生之初，它就帶上了一點“希臘基因”。在亞歷山大大帝死后開始的希臘化時代，猶太人——無論是身處巴勒斯坦本地的猶太人還是散居在地中海東岸各個希臘化城邦的猶太人——都一度生活在希臘人的統治之下，希臘文化對猶太文化的侵蝕表現在城邦的政治架構、教育、藝術等各方面。從負面效應來看，希臘文化對猶太教的入侵引起了很多猶太教徒的反感，因而進一步強化了猶太教的“民族性”，越來越強調猶太血統、律法與救贖的聯系，這大大妨礙了對猶太教感興趣的希臘人皈依的可能性，從而也為以后基督教吸引希臘人提供了空間。甚至，猶太教為了抵御希臘化而變得日趨保守，也使得很多流淌著猶太人血液而思想卻更加“希臘化”的猶太教徒感到精神被撕裂般的痛苦，進而尋求找到內心平衡的方法，這些人正是追隨耶穌基督的第一批猶太人。

當然希臘文化也從正面影響了猶太文化：一些拉比開始使用研究荷馬史詩以及其它希臘典籍的方法來研究猶太教的律法，一些猶太哲人也開始把猶太人的神與希臘人的宙斯相提并論，把猶太教的理念與希臘人“智慧”的哲學思想聯系起來。更重要的是，很多猶太人成了希伯來語—希臘語“雙語人才”，一些甚至只會說希臘語而全然不知希伯來語----這也是著名的舊約“七十子”希臘語譯本的由來，它是為了方便那些已經只會說希臘語的猶太人的產物。在《使徒行傳》中有所記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οιελληνιστ??)被認為是一個有別于其他猶太人的群體，而耶穌的十二門徒中就有這樣的成員，比如安德烈（οΑνδρ?α?）和腓力(οΦ?λιππο?)，他們就屬于會說”阿拉姆方言--希臘語“的雙語猶太人，甚至有學者大膽猜測，耶穌本人也有可能會說希臘語。

不僅在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中有說希臘語的，而且基督教最初的“領導層”也是由說希臘語的使徒構成的。在《使徒行傳》第六章中提到，隨著耶路撒冷教徒的增多，十二門徒選出了七個執事來管理最初的教會運作，而這七個執事無一例外的具有希臘人名，其中地位最重要的是司提反（οΣτ?φανο?）。

一些語言學理論認為，人們所說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思考方式，因此當時說希臘語的門徒，在基督教的奠基之時就多多少少把希臘的思維和理念烙印在了這個新宗教的內核之中。司提反被猶太會堂逮捕的主要罪名是他提出“耶穌要毀壞此地，也要改變摩西所交給我們的規條”，這說明司提反要打破耶穌的追隨者們與耶路撒冷圣殿崇拜這樣地域局限的關系。正是司提反以及一批具有希臘思維的使徒們領導著他們的新宗教與猶太教分道揚鑣，成為一個具有普世性的宗教。而促使他們這么決斷的，無疑是他們的“希臘頭腦”，而不是他們的“猶太血統”。

新約以希臘語寫成這一事實也使基督教從一開始就與希臘文化密不可分。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在地中海東部通行的希臘語被稱為“通用希臘語”，與當時本土希臘語的區別，就好比今天英式英語、美式英語和澳式英語，都是能被理解、能用來交流的。新約正是以通用希臘語寫成的。新約的作者們以希臘語來思考和寫作，使得他們對基督教基本教義的很多闡釋都用希臘哲學的概念來進行，比如“道成肉身”等教義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濃重的希臘哲學的痕跡。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某幾個新約作者可能本身就是希臘人，比如約翰文書的作者圣約翰，其《啟示錄》據信就是他被羅馬皇帝流放島到希臘的拔摩島（Π?τμο?）上受到天啟而寫成的。

約翰受到啟示的洞穴今天已經被改造成一個小教堂

基督教在希臘人中的傳播

一方面是希臘人已經有了精神準備，另一方面是基督教本身就帶有希臘因素，因此當兩者在古城安條克（ηΑντι?χεια,新約中稱為“安提阿”）初次相遇時，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安條克雖然不處在希臘本土，而位于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的西部邊境，但它在羅馬帝國早期是一個軍事以及經濟地位非常重要的希臘化城邦。司提反被殺以后，使徒四散，其中很多人都移居到安條克，并給當地人傳教，包括城內為數甚多的希臘人社群。注意，這些希臘人不是“說希臘語的猶太人”，而是血統上、文化上都地地道道的希臘人。由于希臘社群的積極參與，安條克的傳教非常成功，甚至“基督徒”（χριστιανο?）這個身份稱謂最早就是從那里喊響的，這實際上是正式宣告了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分離。公元49年左右，耶路撒冷會議召開，帶著希臘外邦色彩的“安條克派”主張基督教分離出猶太教，小勝了那些固守猶太律法的保守派，安條克教會更加蓬勃地發展起來了。

離開安條克，讓我們把目光轉向希臘本土。基督教在希臘本土的傳播是從保羅傳教開始的。保羅在血統上是猶太人，具有羅馬公民的身份，他在出身地大數城（ηΤαρσ??）受到了系統的希臘文化教育，精通希臘語，對希臘哲學斯多葛主義也非常有研究，這在新約收錄的保羅書信中多有表露。比如在《腓立比書》（4:10-13）中保羅說：“我并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么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余，或缺乏；隨事隨在……”這就是典型的斯多葛派的生活觀：只有順應命運才是正確而理性的態度，面對外在的萬變要保持“不動心”。在《哥林多前書》（7:29-31）中保羅又說：“那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樂的，要像不快樂；置買的，要像無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這也呼應了斯多葛派的主張——不要讓表象牽著你走，否則你就會受它任意支配。

保羅在希臘本土的傳教有三次，第一次大約是公元49年—52年，第二次大約是53年—57年，最后一次是63年—66年。其足跡遍布希臘南北各地：雅典、帖撒羅尼迦（ηΘεσσαλον?κη,今稱薩撒羅尼卡，希臘北部第一大城市）、哥林多（ηΚ?ρινθο?,今稱科林斯）、腓立比（οιΦ?λιπποι,位于今天希臘北部重要城市卡瓦拉）、韋里亞（ηΒ?ροια,今希臘北部重要城市）、克里特島(ΗΚρ?τη)、羅德島(ηΡ?δο?)、科斯島(ηΚω?)、米提里尼島(ηΜυτιλ?νη)等等，并在多地建立了教會。而“教會”（ηεκκλησ?α）這個詞本身就是從古典時代雅典的“公民大會”（ηΕκκλησ?α）直接“復制黏貼”而來的。起初的教徒使用“公民大會”這個詞來稱呼他們的組織，原因是：當時的教會與公民大會一樣，是有地域性性的、基于城邦范圍的；另外，就像公民大會的成員是自由民，教會的成員被認為在受洗禮以后也獲得了“真自由”，可以對神暢所欲言；并且，當時教會內部由教徒們從各位候選人中選舉領導人的方式也和公民大會如出一轍。只不過“公民大會/教會”這個詞在基督教的使用中不再擁有政治的含義，而是神學的含義了。

保羅在希臘北部地區傳教的成果頗豐，在第一次希臘之行時就建立了帖撒羅尼迦教會、腓立比教會和韋里亞教會，它們是基督教在歐洲大陸最先建立的三個教會。保羅在希臘北部很快遇到了當地猶太人的騷擾，于是南下來到雅典。正如他的同行者使徒路加所記載的，在雅典的傳教過程并不順利。保羅按照雅典男性居民的習慣，首先在市中心的集市（Αγορ?）上與希臘哲人辯論，但遭到雅典人的抵觸和懷疑。《使徒行傳》中記載，保羅因此被雅典人帶到了一座名為“亞略巴古”小山丘（?ρειο?Π?γο?）上受審，因為這座石丘是當時雅典的最高法庭。但這個史實應該并不正確，因為亞略巴古在當時已經只審理謀殺案件了。因此很可能當時雅典的長官們只是想聽一下保羅的言論，而并沒有正式進入審判程序。不管怎么樣，保羅在那里發表了著名的演講“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傳給你們”，雖然他在演講中特意使用了希臘斯多葛主義哲學來試圖說服雅典人，但很明顯并沒有達到很好的效果，基督教中“死人復活”的信仰尤其難以得到大多數雅典人的認同。

哥林多這個地處雅典通往伯羅奔尼撒半島交通要道的貿易城市對保羅顯然更加友好，他一共去過三次，最長一次在那里居住了1年半。他在哥林多建立了教會，并在那里寫下了幾封具有重要神學意義的書信。他對哥林多教會的希臘教徒關切有加，這從他的哥林多前書、后書中可見一斑。

公元100年左右，包括保羅在內的第一批使徒皆已去世，此時基督教徒人數以大約每年40%的數量增長，希臘本土以及地中海東岸各地的教會中，希臘人開始在數量上超過了其他族群的信徒，并掌握了希臘化各地教會的領導權，比如前文提到的安條克教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希臘人的努力下，安條克在公元二世紀成為了并列于羅馬、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里亞的基督教五大教區之一，在公元三世紀教徒據信達到了10萬。希臘人在推動基督教的過程中還起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新約的《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都在這一時期寫作于希臘人所領導的基督教會中。

進入公元2世紀后，基督教不只在普通希臘民眾中發展，也吸引了更多的“知識分子”。這個時候涌現出一大批希臘人的基督教哲學家，比如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希臘人尤烏斯提諾斯（οΙουστ?νο?）、雅典的阿希納格拉斯（οΑθηναγ?ρα?）和安條克的主教希奧非羅斯（οΘε?φιλο?）等等。他們在與當時的非基督徒哲學家辯論/護教的過程中，將基督教和希臘古典哲學思想進一步地結合在了一起，比如將柏拉圖的“理念”對應于上帝的無限性和完美性，將新柏拉圖主義的“本體”等同于上帝的“位格”等等。

現在一個普遍的印象是：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早期受到了殘酷的鎮壓。但其實公元一二世紀的羅馬帝國從來沒有在全境范圍內進行過系統的、大規模的反基督教活動，這給基督教的發展壯大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但是必須要指出的是：在公元380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之前，信仰古希臘羅馬多神教的異教徒是主流，而基督徒仍然是社會上的邊緣群體，并與前者時不時起沖突。公元3、4世紀期間，基督教提供的世界觀、多神教的世界觀、希臘哲學的世界觀（比如伊比鳩魯派的快樂主義），在羅馬帝國時代爭奪著“受眾們”。真正使基督教大規模發展起來的動因是羅馬的大力扶持，這在希臘地區也不例外。盡管如此，在沒有電視、沒有網絡這些現代化媒體手段的羅馬帝國，使本土希臘人全體皈依基督教的過程仍然是漫長的。即使到了拜占庭時代，希臘仍然有信奉古代多神的角落，或者是信仰了基督教、但其思想習俗仍然沒有被徹底“改造好”的情況。而這一段的故事，留待下回分解。

1,Ιστορ?ατουελληνικο??θνου?,Τ?μο?ΣΤ’:Ελληνισμ??καιΡ?μη(30π.χ.–324μ.χ.),Εκδοτικ?Αθην?ν,(Αθ?να,1976)

2,Ιστορ?ατουελληνικο??θνου?,Τ?μο?Ζ’:Βυζαντιν??ελληνισμ??,Πρωτοβυζαντινο?χρ?νοι,Εκδοτικ?Αθην?ν,(Αθ?να,1978)

3，趙敦華，《西方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