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7日晚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包括首都東京在內的全國7個縣市將從8日零點開始進入緊急狀態。16日，政府又表示計劃將緊急狀態擴大到日本全國所有47個行政區，至少到5月6日為止。雖然日本政府沒有足夠的法理基礎可以像其他國家一樣實施強制的外出禁令，而日版的“緊急狀態”也主要依靠民眾的自覺，但這一戰后前所未有的局面還是標志著日本的新冠疫情應對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有意思的是，日本媒體和大眾除了關注具體的疫情進展和對策之外，還被政府在談論相關議題時的用詞所吸引。這其中最受爭議的則是大約從3月下旬開始，被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和首相安倍等官員頻繁使用的包括 “クラスター”（意思是集體感染，來自英語的cluster）、“オーバーシュート”（爆發式感染，來自overshoot）和“ロックダウン”（封城，來自lockdown）在內的“外來語”。

當我們說日語時，我們在說些什么？

對于這些官方的“爆款”詞匯，大多數的日本民眾似乎并不買賬。事實上，就連現任的防衛大臣河野太郎也在自己的推特表示上述三個詞分別可以用日語漢字的“集団感染”、“感染爆発”和“都市封鎖”來表達，為什么一定要用片假名？他這條三月底的推文到現在已經被超過30萬的用戶轉發或點贊。

對許多日語學習者來說，日語中三種并行的書寫體系：漢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也許是最大的困擾之一。從原則上講，漢字用來表示從中國引進的詞匯，平假名多書寫誕生于日本本土的概念，而片假名專門用來記錄起源于西洋的單詞。但在實際中，不僅這三種書寫體系的“所指”來源遠沒有語法書上說得清晰可辨，連看似是中性的“能指”本身也有著復雜的政治和文化意涵存在。比如本文聚焦的疫情術語，雖然漢字和片假名所指涉的對象基本上相同，但不同的寫法則會發揮截然不同的語言效果，并產生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社會效應。

學者鳥賀陽弘道認為，政府在疫情中對外來語的青睞可能是出于降低民眾恐慌的目的。他表示使用新詞其實是日本政府在應對災難時的一個常用手段。比如在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后，政府就發明了“計劃停電”這個此前不為人熟知的術語。它被用來強調震后的停電是由政府統一安排的而不是因為無法控制的事故所導致的。同理，如果用民眾熟悉的漢字更為直接地表示類似“爆發式感染”等情況，可能因為沒有文字上的“緩沖”而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但他同時也指出這些新詞模棱兩可的屬性也會讓民眾產生不信感從而導致新的不安。

而心理醫師岡村美奈則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了政府的“新詞話術”。她認為政府此舉可能意在達到一種“吡硫鎓鋅效應”。所謂吡硫鎓鋅效應（日語里的“ジンクピリチオン効果”，順帶說一句：熱衷于發明各種“效應”也是日語話術中常見的一種）來自于花王公司曾經推出的一款洗滌劑廣告。在廣告中，公司反復強調了“吡硫鎓鋅”這個大多數消費者不明所以的抗菌成分。但觀眾的這種“無知”卻反而促進了產品的銷量。因為大家在似懂非懂間就把這個成分自動默認為大有益處。回到疫情來說，這些一知半解的英語直譯外來詞一方面在無意識間進入了民眾的思維之中。而另一方面，大眾媒體也會花更多的時間去解釋背后的意味，從而使得它們再次具備廣泛的理解度。這額外的一來一往也能讓民眾更加意識到疫情的緊迫并主動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

國境以內，國語以外

刻板印象中保守的日本其實可能是最擅長吸收外國文化的國家。眾所周知，在片假名和片假名于平安時代發明之前，社會上層的日本人基本就是用漢字這一外來符號來進行交流的。而在明治維新之后，隨著日本對于外來文化吸收的主要對象轉移成了歐美，日語中的外來詞主體自然也從漢語變成了英語、法語或德語。而如果我們再進行細分，還能發現日本對于歐美詞匯和概念的學習其實還有以漢字為中介和用假名直接對照的兩種方式。對于前者，以“科學”“社會”“民主”為代表的“和造漢字”甚至反向輸入回中國，而后者則在事實上成為了現代日本社會中“外來語”的唯一代表。

自然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滿意這種情況，尤其是戰后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以片假名形式出現的英語新詞以越來越快的速度進入了日語中。雖然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統計方式，但總體來說在今天的日語里外來語約占到了總體詞匯的10%。在文部科學省歷年對國語進行的調查當中，平均約有三分之一的日本人覺得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太多的外來語，而也有類似比例的人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在2013年，岐阜縣的一位70多歲的老人甚至向名古屋地方法院提交了對NHK的起訴書，理由是該電視臺用了太多他無法理解的外來語從而給他造成了“精神上的困擾”。雖然最后他的訴求并沒有被采納，但這一舉動卻仍然成為了不小的社會話題。還是文部科學省在2018年所做的調查中，有七成多的受訪者表示“有時”或“經常”因為不理解外來語而感到困惑。而在歷年的外來語詞匯抽樣調查中，有不少不算生僻的外來詞其不理解度也能超過一半。這一比例隨著受訪者年齡的增加而成正比。由此可見，確實有不少日本人雖然生活在自己的母國，但其實每天都被“外語”所環繞。而這種“生活在別處”的感覺在他們主動或被動地和官方打交道的時候則更為明顯。

且聽官吟

日本民眾對于“新冠新詞”的抱怨其實只是他們對官員亂用外來語長期不滿的一個最新表現。其實只要你隨便登陸一個政府或者政黨網站，可能一段文字都沒讀完就會發現一群外來語：我們對城市的vision是XXX，經濟的performance需要XXX，要做到XXX來吸引更多inbound游客。這些外來語被大家認為是“泛濫”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們并不像在現代化早期引入的專門詞匯那樣不存在可以輕易對應的既存單詞。相反的，這些官方機構完全是刻意地選擇這些聽起來“拗耳”的外來表達以強調自己的“言外之意”。

我們可能順理成章地認為官員們使用這些外來語的意圖在于讓自己顯得“高大上”。雖然這大概是事實，但它絕不是全部的事實。在戰前，即使日本的識字率在世界名列前茅，但官方文件或官員所使用的話語體系和民眾的日常交流之間其實有著不小的隔閡。融入了大量古漢語詞和陳舊語法表現的前者對一般人來說基本無法完全理解。正如許多論者所指出的，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玉音放送”雖說是許多日本人第一次聽見天皇本人的聲音，但真正聽懂他在說什么的人則微乎其微。

這一情況在經歷了民主改革的戰后自然是不會被接受的。于是，許多公共機構開始了系統性的語言改革，以試圖更靠近民眾。而外來語則因為它的流行性和新鮮感成為了不少官員眼中用來刷新自己陳腐形象的手段。可以說，外來語在一開始是出于和現在截然相反的目的而被官方使用的。只是，在經過了幾十年的本末倒置之后，它們逐漸成為了自己當初“最討厭的人”。

另一方面，近年來我們其實也看到了新的試圖糾正這種氣象的舉動。不少地方政府紛紛推出指導手冊以幫助在第一線的政府雇員用更易懂的方式和民眾交流。比如北海道富良野市的市政府就在網上公開了“片假名/官話糾正手冊”。手冊按照“國民認知度”和“60歲以上國民認知度”把200條左右的詞匯/組各分成了四個等級。對于國民認知度低的詞市政府都加注了更易懂的表達方式。

不過，這種自我糾正能否能跟上更新換代速度指數級增長的外來語是日本公共機構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大問題。

再回到開頭說到的三個詞：cluster，overshoot和lockdown。有不少評論家指出，前兩個詞雖然在其他的分野里存在類似的意義，但卻鮮有英文媒體用它們來談論這次的新冠疫情。換言之，這些看似來自英語的片假名詞其實和サラリーマン（salary-man，在日本專指領月薪的白領。正確的說法大概是office worker）等一樣是所謂的“和制英語”。只有最后的lockdown才在一定程度是全世界通用的。但吊詭的是，像其他國家一樣強制封城又正是日本無法做到的。

二戰后，考慮到戰時過于強大的政府公權力所造成的危害，在占領聯軍主導下的改革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進行了大幅度的限制。而這也成為了日本無法推出強有力的措施來應對這次疫情的一個根本原因所在。

安倍政府本次對緊急狀態的宣布建立在剛修正的《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所提供的合法性之上。此法是在經歷了甲型H1N1流感和禽流感等流行病的沖擊后才于2012年通過的。而它最主要的內容在于確保醫療資源的供給并給予地方政府以一定的特殊權力。在緊急狀態下，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包括不經所有者同意就使用相關土地進行臨時醫療設施的修建以及優先收購醫療和食品等。但除此之外，政府只能“要求”（日語里的“要請”，不具有法律效力）民眾避免不必要的外出，而包括去醫院看病、購買食物甚至是到公司上班等行為都屬于“對于維持生活來說必要的活動”。另外，對人群易于聚集的百貨店和體育館等公共場所，緊急狀態下的地方政府可以做的首先是“要求”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的場所停止營業。如果這些民間機構不遵守的話，政府下一步會提出更為嚴重的“指示”并把違反者的名字進行公布。但同樣的，政府沒有權力施加一步的制裁。

4月8日，安倍在回應《朝日新聞》提出的書面問題中表示“疫情應對的政治判斷責任在我”，修正了先前他在記者發布會上頗受批判的“（疫情）不是我承擔責任就能完事”的發言。可實際上，面對前述的制度限制，日本政府可以說還是采取了試圖把責任擴散化的“群眾路線”。比如，在4月7日發表緊狀態后，中央政府和東京都就因為是否應該把美容店等商鋪作為請求停止營業的對象而產生了爭議。在兩級政府掣肘的過程中，有許多理發店主動選擇了關門大吉。一是因為民眾像是解讀了不明所以的“吡硫鎓鋅”外來語一樣，把政府間的爭議自動理解為了不要去理發店的信號從而在事實上大幅消減了客源。另一方面，即使部分店鋪還想繼續開下去，社會特別是網絡上的輿論壓力也讓它們不得不作出閉店的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把某種語言中獨特的表達或某國人突出的行為模式直接和本質主義式的“國民性”掛鉤，更多考慮語言和行為背后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結構或許才能讓我們作出更有效的解讀。正因為日本政府的權力限制才導致了部分民眾在災難時更為克己的表現。可同樣，最近在日本媒體上也常能看見不聽勸告且還無憂無慮地在市中心玩樂的人群。而面對后者，人們除了“無語”之外大概也說不出更多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