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英國人的衣與食

觀察了足夠多的20世紀40年代中期英國人的照片或影像后，你很可能注意到，在外表上，他們與我們有著顯著差異：身材笨重，衣服滿是皺褶，面容疲憊，牙齒糟糕。從微笑時會露出縫隙大開、參差不齊牙齒的工人階級女性，到齜著牙假笑的擁有大片土地的政客，當時的人們并不會像現代人這樣打理自己的形象。出于實用考慮，幾乎所有男性都留著“馬桶蓋式”發型。很少有女性打扮得像模像樣。“二戰”期間，美軍在來到英國后受到了這樣的警告：英國女孩有點邋遢，“手上和頭發上經常都是油”。對女性的建議是，如果弄不到洗發水，那么就用干毛巾擦頭發，或是用沸水的蒸汽熏頭發。數百萬人不常洗澡，只是用溫水擦拭身體。坦白說，按照我們的苛刻標準，40年代許多英國人的體味都有些刺鼻。同樣，很少有人使用化妝品。從烹調用脂肪和鞋油，到煤煙和嬰兒爽身粉，女性用盡了一切東西來裝點自己的容貌，但在許多老年人看來，購買化妝品仍然是有些不雅的行為。還有些人忍受著斜視、半盲之苦，或是不得不佩戴丑陋的厚框眼鏡，而且這些眼鏡并不是免費的。齜著牙、斜視、不潔凈——40年代的我們距離當代那些體味芳香、衣著得體，有時甚至通過整形手術來改善外形的自戀者相去甚遠。與當下的同齡人相比，當時的人更顯老，只有兒童是例外：身著短褲、童裝和扣帶鞋的他們顯得更加幼小。

在以煤炭為燃料的城市里，空氣更加污濁。關乎體面的悠久傳統意味著人們比現在更經常地身著大衣、手持雨傘。在倫敦金融城上班的人、足球場看臺上的觀眾，以及購物的女性，幾乎全都戴著帽子。照片清楚地提醒著我們，就連相當富裕的人所穿的衣服也滿是皺褶。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不僅是戰爭。當時，便捷的干洗技術尚未出現，洗衣機也尚未普及。在一個勞動力的絕大多數都由男性構成的國度，男人的服裝能夠再明確不過地表明其階級及職業：多數人都身著沉重的夾克、厚毛褲和皮靴；中產階級身穿帶有活領的三件套裝，按照今天的標準，它們同樣很沉重。多數人都不會穿專門的休閑服，而只是套上一件舊襯衫，或是用呢子外套換掉西裝外套。一件衣服必須穿很長時間，因此不可避免地會打上補丁，或是更頻繁地進行縫補。戰爭期間，平民身著的服裝大多都是所謂的“實用裝”，有著專門的標簽，為了節省布料還進行了特殊設計：口袋、扣子和針腳的數量都減少了，男褲的外卷邊這一潮流款式遭到了禁止。直到50年代，在英國的每條街道上仍能看到此類“實用設計”。較為富有的人們還保有戰前的精良服裝，但對于工人階級而言，1941年開始實行的服裝配給制意味著他們很難穿得暖和、體面。

由于配給制限制的是衣服的數量，而非質量，因此窮人遭受的打擊更加嚴重。政府通過各種方式鼓勵人們修補或改制舊衣物，出于好心建議人們加固“腋下部位”，或是拆掉舊毛衣重新織成其他東西。但這些做法并未使人們的心情好轉。女性正面臨著替換抽了絲的絲襪或內衣這一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對她們而言，戰時時尚，如軍裝風格的帽子或平頂女帽，配以短裙及所謂“照男士風格剪裁的”男性化夾克，是方方正正、毫無吸引力的。主流色彩是沉悶的灰色、深藍色及深棕色。女性腳上穿著鞋底很厚、綁得結結實實的“楔狀鞋”，或是綁得很緊的黑色皮鞋，這些鞋都經歷過不知多少次修補。懷孕的女性會被鼓勵將普通服裝改制成孕婦服，這也體現了“修修補補、將就著用”的社會風氣。母親們抱怨稱，孩子總是長得太快，配給券很快就不夠用了。在那個年代，褲腿常常過短，遮不住腳踝；夾克很少扣得起來；毛衣總是太小，滿是斑點的手腕從過短的袖口伸出。戰后年代的英國人并非不知道如何才能顯得精神：美國電影中的偶像總是穿戴得干凈利落，報紙上那些最富有、最奢華的英國人——從艾登到國王，也總是穿著精美的服裝。但是，普通英國人沒錢讓自己顯得精神。有些男人為自己沒有體面的衣服感到羞恥，甚至拒絕到派對上去喝一杯。當沒有絲襪可穿，只能用茶漬“畫”出絲襪的樣子時，女性也會躲開燈火通明的飯店。

在帽子和雨傘之下、大衣和西裝之內，40年代的英國人比現在還要精瘦許多。事實上，戰時配給制改善了工人階級的健康狀況，增強了他們的體質。在此之前，他們的伙食十分糟糕。到了1945年，兒童明顯長得更高了。公平且有效地分配食物與衣服，是戰時政府在國內政策方面取得的一大成就。這項任務的復雜性和困難程度，不亞于在全世界范圍內調動軍隊，建造人工港，并進軍歐陸。盡管“一戰”結束時的某些經驗可供借鑒，但整個工程仍可謂幾乎從零起步：排隊與配給供應本取代了市場；無論是山間的農場，北方的工業區，還是倫敦周邊各郡的村莊，所有家庭都會獲得同等分量的蛋白質與淀粉。如果戰時民調數據可信的話，那么在最初幾年這一政策甚至頗受歡迎。政府共發放了約4400萬份淺黃色、綠色或藍色的配給供應本，在全國各地都設立了地方辦事處，還組建了1400個食品管理委員會。每人都必須在當地的一位店主處登記，店主會從新成立的糧食部那里獲得配給食物，包括肉、火腿、糖、黃油、人造黃油等。一個家庭中在外地工作的人越多，下館子吃飯的機會也就越多——不過，這依舊是樸素的、經過嚴格控制的。校餐變得豐盛了許多，孩子們能夠分到免費的橙汁與鱈魚肝油。在城市的各處都開設了工作食堂和“不列顛餐廳”，供應簡單、有限但頗具營養的食物。當罐裝食物、水果干及其他額外食品有貨時，人們還可以通過“積分制”來獲取，這一制度被證明是戰時配給制的杰出成就之一。

當然，對于社會主義者而言，這并非僅僅是形勢所迫之舉，還表明了在建設更加公正的國家方面，人們能夠取得何種成就。然而，如果工黨真的認為配給制能夠為和平時期提供一些正面經驗的話，就大錯特錯了。因為配給制固然公正，卻單調、乏味、費時且令人惱怒。愛吃牛肉的英國人可無法永遠忍受每周只能分得比iPod稍大一些的一塊牛肉。戰爭期間，人們為了滿足胃口，不得不嘗試各種稀奇古怪的混合物：以杏仁為扁豆調味，權作杏仁蛋白糖；將防風草根搗碎，當作香蕉；用土豆、蘋果和奶酪烹成“素鵝”；用胡蘿卜制作果醬。富人，尤其是生活在倫敦或是擁有鄉間房產的富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開配給制。例如倫敦的布德爾俱樂部成員就能夠通過狩獵不斷獲得定量配給以外的物資：鹿肉、兔肉、鮭魚、山鷸和松雞。不過有一次，他們未能賣掉一只吃完之后仍剩許多的填塞烤河貍。對大多數人而言，戰爭時期那段枯燥、乏味歲月的最典型代表就是配給制。令人無法忍受的是，戰爭結束后，配給制仍然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嚴格執行到40年代末，肉類的配給則一直持續到1954年才結束。盡管窮人的飲食有所改善，但多數人都覺得自己受到了虧待。對這一看法，許多醫生都表示贊同。在1947年的嚴寒之后不久，《英國醫學學報》（British Medical Press）刊載了富蘭克林·比克內爾（Franklin Bicknell）的一篇翔實文章。文章指出，人們每日實際攝入的食物比女性所需少400卡路里，比男性所需少900卡路里：“換句話說，英國所有人都受困于長期的慢性營養不良?！惫h政客憤怒地駁斥了這一結論，強調免費果汁、鱈魚肝油和牛奶令兒童受益匪淺。然而，人們大多站在比克內爾一邊。

40年代英國人的精神生活

那么，20世紀40年代英國人的內心深處是否也與今日有著本質不同呢？盡管虔誠程度不及此前，但當時的英國仍是個篤信宗教的社會。在填寫調查問卷時，人們幾乎都將自己稱為基督徒，但集體禮拜和對《圣經》的了解都在減少。從1935年到戰爭結束的這10年，是英格蘭圣公會成員數量下降最為迅速的一段時期，領圣餐者人數減少了50萬，僅剩不足300萬（到1970年，領圣餐者人數還將減少50萬；1990年則將再減少超過100萬）。也許是由于波蘭人、愛爾蘭人及其他歐洲國家移民的涌入，羅馬天主教信徒的數量在戰后有所上升。長老會及其他小型教會的成員數量同樣有所下降。盡管早在1889年，在薩里郡的沃金市就建起了英國第一座清真寺，但穆斯林或印度教徒的數量一直很少。在英格蘭與蘇格蘭邊界以北，直到1921年才徹底獨立的蘇格蘭教會要比英格蘭的諸教會更受歡迎，其增長勢頭一直延續到60年代初。在尚不存在蘇格蘭議會的當時，蘇格蘭教會全體大會上進行的辯論不僅具有權威性，報紙對其的關注程度也是今日無法想象的。蘇格蘭人更加虔誠，天主教同樣頗具影響力，但這也有著陰暗的一面：奧蘭治聯盟游行持續存在，不同教派之間促狹的偏見以及相互疑懼之情幾乎與北愛爾蘭不相上下。在游客看來，這些元素使得英國顯而易見像是一個基督教國度：國家慶典與王室慶典，知名且常常引發爭議的主教，宗教廣播機構以及遍布城郊和鄉村的尖頂與塔樓。在婚姻、喪葬以及圣誕節與復活節等特殊場合，教徒會聚集在尖頂之下。參加過童子軍的男孩與女孩數量比現在更多，學校晨會時還會進行禱告，主日學校十分繁忙，軍隊會進行主日游行。

從考文垂座堂的重建，到本杰明·布里滕（Benjamin Britten）在戰時創作的合唱作品《圣誕頌歌》（A Ceremony of Carols）的廣為流傳，戰后英國許多最動人的文化時刻都有著宗教主題。英國最受人愛戴的嚴肅畫家或許是斯坦利·斯潘塞（Stanley Spencer），基于對《圣經》事件的獨特理解，他于40年代和50年代創作了一系列作品：耶穌復活，耶穌召喚使徒，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約翰·派珀（John Piper）因以中世紀教堂為主題的水彩畫和蝕刻版畫而聞名，貝奇曼所贊頌的則是較晚的維多利亞時期的教堂。戰后英國的大詩人、生于美國的艾略特（T.S.Eliot）是一名坦誠的圣公信徒。他的最后一部杰作《四部四重奏》（Four Quartets）彌漫著英格蘭的宗教氣氛；在詩劇《大教堂謀殺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中，他則刻畫了英格蘭宗教史上的一個標志性時刻。他于1948年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戰爭期間，憑借著《魔鬼書簡》（Screwtape Letters），劉易斯（C.S.Lewis）成了一位聞名全國的基督教播音員；后來他還為孩子們創作了《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這一宗教寓言，該系列的第一部《獅子、女巫與衣櫥》（The Lion,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出版于1950年?？梢赃@么說：這一時期存在著一種英國圣公會的情結，這種獨特的英式基督教時而陰郁，時而有活力，擁有自己的藝術形式與思想流派。它的分量并不重，或許還有些自卑，但與今日不同的是，它也是生氣勃勃、喜好辯論的。當然，這只不過是一場范圍有限的精英運動。此時，當想起傷風敗俗之事時，人們已經會選擇翻閱周日小報所刊登的那些不雅秘聞，而不是聆聽布道。

與今日相比，40年代的英國人是否道德水平更高，或者更加守法呢？這個問題十分難以回答，因為習俗與誘惑都已截然不同。表面來看，當時的英國社會無疑更加審慎、正經、遵守規則。離婚正變得越來越常見，但仍然會令人難堪，甚至令人感到羞恥。30年代初，平均每年提交的離婚申請為4800例。在戰爭期間，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6萬。到了1951年，隨著相關法律的放寬，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3.8萬。在40年代和50年代，對于包括最高階級在內的所有階級而言，離婚仍會令人深感恥辱。甚至直到1955年，當瑪格麗特公主想要嫁給空軍上校彼得·湯森（Peter Townsend）時，保守黨內閣大臣索爾茲伯里侯爵仍警告稱，如果英國圣公會的原則遭到公然違反，他就不得不從政府中辭職。因為彼得·湯森是一樁離婚案件中無責任的一方，而離異男女在宮廷里是不受歡迎的。同性戀是非法的，遭到了大力迫害。多數人幾乎不知道色情書刊為何物，只有少數幾家書店出售“小黃書”，人們仍然認為只有外國人才能讀到“淫穢小說”。

可以追溯至沃波爾（Robert Walpole）那個年代的戲劇審查，執行得十分嚴格。劇作家必須將劇本提交給位于圣詹姆斯宮的宮務大臣辦公室，該機構會刪掉不當的雙關語或是粗話。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還保有一份1957年3月關于他的戲劇《藝人》（The Entertainer）的信件，其中共含有16處改動，例如：“第6頁，改掉‘糞球’一詞；第9頁，改掉‘娘娘腔’一詞；‘今夜，教堂的古老鐘聲不會響起，因為牧師拿走了鐘鈴，和蕩婦混在了一起’，改成‘牧師犯了錯’?！比欢蟹N種跡象表明，盡管存在著審查與法律，但當時的英國人就和現在一樣對性感到癡迷——或許從來如此吧。私人信件與日記中充斥著與糞便相關的詞語，這與公開場合的審慎形成了鮮明對照。“二戰”這段歲月中斷了家庭生活，使得情侶關系破碎，導致了不少隱秘的通奸行為，還催生了許多同性戀行為：成千上萬欲求不滿的年輕人在黑夜的城市里肆意放縱。如果當代英國人能夠穿越回那個年代，在曼徹斯特市中心周圍、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頓地區、愛丁堡的利斯大街等紅燈區公然招攬生意的大批妓女一定會令他們大吃一驚。在倫敦，所謂“海德公園女子軍”和“皮卡迪利突擊隊”等妓女團伙從好色的士兵處賺得一筆小錢時，幾乎不會受到警察的打擾。

倫敦的街頭犯罪格外猖獗。據一位研究首都的歷史學家所言，到了1945年：“整個國家都槍支泛濫。美國大兵以25英鎊一支的價格非法出售手槍，英國軍人也從海外帶回了許多槍支?！痹趹馉幤陂g，盡管倫敦人口數量減少了約200萬，但人均嚴重犯罪數量卻翻了一番。戰爭剛剛結束的那幾年，問題尤為嚴重，部分原因正在于龐大的黑市、配有武器的敲詐勒索者，以及包括約1.9萬名美國士兵在內的大量逃兵，他們之中有數千人躲藏了起來。在戰爭結束后，由于對復員的速度過慢感到沮喪，逃兵的數量增加了。在當時的影像中，轟炸過后的家園和城市里的荒地不時呈現出幾乎無法無天的樣子，受到黑幫團伙的主宰?；貞涗浺泊_認了這一點：由于缺乏父母管教，或是由于城市在重獲生機的過程中管理仍顯薄弱，許多兒童和青少年或多或少都有些“野蠻生長”的意味。

然而，要想正確地認識那個時代，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配給制和官方的無能所催生的叛逆心理外，英國人總體而言還是遵紀守法的。幾乎所有數據都表明，在這個充斥著廉價槍支、人們對物資短缺普遍心懷怨氣、黑市猖獗、存在許多隱匿逃兵的國度，嚴重犯罪率不久便下降了。槍支泛濫并未導致槍擊案頻發，克羅伊登也并未淪為芝加哥。倫敦的持槍犯罪數量從1947年的46起這一高點，下降到了1954年的僅僅4起。從1948年到1950年，被判處徒刑者的人數減少了3000人，謀殺率也下降了。事實上，在戰后5年間，人均嚴重犯罪數量下降了近5%。研究英國犯罪狀況的一名歷史學家總結道：“也許最安寧的一年是1951年。戰后，不良行為數量曾短暫地增多。但在這一年，犯罪率很低，尤其是暴力犯罪率。”所有統計數據都具有欺騙性，也有人認為這一年的犯罪率達到了峰值。不過，普遍結論依舊能夠成立：人們尊敬警察，并且很少遭遇嚴重犯罪。倫敦那些敲詐勒索的暴徒或目無法紀的青年所引發的恐慌往往僅局限于文獻中，外國觀察家則認為英國社會的有序、平靜和守法等特征是全歐洲乃至全世界都罕見的。對于今日英國的自我想象而言，這樣的看法至關重要，因為評論者和政客往往將戰后歲月描述為人們安享和平與秩序的伊甸園一般的年代，與警察荷槍實彈、販毒團伙肆虐的世界大不相同。

那么，英國人為何會如此行為得體、遵守法紀呢？有人認為，最顯而易見的原因在于當時的刑罰更加嚴厲。的確，從1946年到絞刑被停止使用的1964年（正式廢除是在兩年之后），約有200名謀殺犯被處決。鞭刑等其他酷刑也執行得越來越少，到了50年代已很少出現。保守黨內政大臣巴特勒于1962年最后一次批準了鞭刑。不過，這樣的刑罰在馬恩島仍然存在，在蘇格蘭雖極為少見，但并未徹底消失。然而，在絞刑被廢除之前很久，暴力犯罪率已經再度上升了。因此，刑罰嚴厲絕非人們遵紀守法的唯一原因。

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因素是，犯罪者往往是年輕男性，但當時許多年輕男性都在軍隊中服役，這不僅減少了在街頭晃蕩的年輕男性數量，還讓他們變得遵守紀律，學會了服從和發布命令。整整兩代男孩都在曾當過兵的父親教導下，養成了剪短頭發、擦亮皮鞋的習慣。此外，當時也沒有那么多犯罪的機會。與青少年人手一部昂貴的智能手機、城市的每條街道都停滿了轎車的社會相比，人們食不果腹、家徒四壁的社會自然較少受困于街頭犯罪。

最后，雖無法量化但不可低估的因素是當時的時代精神。戰爭擊碎了所有人的安全感，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服役的士兵，還包括受到轟炸的人、被撤離的人，以及喪失親友的人；冷戰更是進一步使得人們深感生命脆弱無比。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紛紛將注意力轉移到了家庭上，渴望獲得安全感、秩序與確定性，這一點并不意外。如果說在更廣闊的世界中難以實現心愿，那么至少在街道和鄰里，這一目標還是力所能及的。

（本文摘自安德魯·瑪爾著《現代英國史》，李巖譯，東方出版社，2020年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