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抗爭自去年10月爆發，已經持續了半年。疫情襲來，抗爭仍未停息，只是從街頭轉向了陽臺和互聯網。年輕一代憤怒于新自由主義與公權力交織之惡，而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積弊在疫情中更加暴露無遺。本文作者去年年末親歷了智利抗爭現場，在這個特殊的時刻，特以本文記錄智利為尊嚴而抗爭的半年。

3月19日，在距離原定的憲法公投日期只有一個多月的時候，身處疫情漩渦中的智利人等來了一個有些令人沮喪，卻又是意料之中的消息：憲法公投將推遲到今年10月25日大選前夕。而他們為了擁有更改憲法的權利，已經抗議了五個月之久。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擴散，智利與拉丁美洲當然無法獨善其身，據《華盛頓郵報》4月4日報道，智利的確診病例在短短幾周內從50多例飆升至3000例。截至4月8日，智利確診病例已超過5000。

即使如此，智利人仍在抗議。這場自去年10月開始的社會運動，已經持續了半年之久。“直到尊嚴成為習慣（Hasta que la dignidad se haga costumbre）”，這句來自拉丁美洲原住民的口號在這場抗議當中反復出現，在這場沒有領袖、沒有黨派組織領導、沒有唯一意識形態的跨社群斗爭中成為標志。人們對社會制度變革的呼聲并未因政府試圖借疫情契機推遲公投而消散，對尊嚴二字的追求已從原住民群體對身份認同和土地、自然資源歸屬的具體要求擴張成譜系更加廣泛、更有包容性的呼吁。

智利這場運動所暴露出的社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新自由主義的積弊。如果說在去年年末，這還只是幾個拉美國家抗議的起因，如今疫情蔓延，這種積弊在全球范圍內反而更為清晰地顯示了出來。

疫情下，云抗議的智利人

3月24日，喧鬧了五個月的“尊嚴廣場”（Plaza de la dignidad，原意大利廣場，Plaza Italia）已經空無一人。這不是因為警衛們如政府所愿那樣，完美地完成了他們的使命，而是因為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

然而，人們雖然離開了街頭，抗議并沒有結束。抗議中心從街頭轉移到了網絡和陽臺上。3月21日，智利各地居家隔離中的人們又一次開始了敲鍋打鐵（cacerolazo），要求智利總統皮涅拉實施全國隔離。醫護人員打出標語，要求政府對抗疫前線的醫護人員提供保障。

在智利一家獨立學生電臺JGM發布的視頻當中，圣地亞哥中心區被夜色籠罩的街道上空空蕩蕩，而有節奏的敲鍋聲和口哨聲從四面八方傳來，此起彼伏。來自不同家庭、不同個體的聲音融合在了同一個節奏里。人們還用廣場抗議中使用過的綠色激光筆指向鄰近樓棟的墻面，畫出迅速閃動的曲線。3月20日這場全國性的敲鍋抗議在當地時間晚上9點準時開始，自愿在家隔離的人們用聲音上的連結取代了廣場上的并肩游行。敲擊鍋底是拉美地區一種由來已久的抗議方式。疫情蔓延至拉美以后，巴西、阿根廷以及智利等國的抗議者不約而同地將敲鍋的現場從街頭挪移到了陽臺。此外，如果說原先線下抗議活動占主流，網絡空間的抗議只是次要途徑的話，如今網絡則成為了智利抗議者的另一個主要陣地。智利的一個藝術家小組（Depresion Intermedia）在Instagram上發布了“居家抗議”的圖解，鼓勵智利人民將他們的陽臺轉變為抗議前線、與鄰里分享喜歡的歌曲并實踐“線上行動主義”。而在3月27日，智利大學的學生發起了“網上罷課”——顯然，在一切課程都轉移到線上的疫情期間，并不是所有智利學生都有上網課的條件。一些學生的流量用完了，還有一些學生根本無法上網。智利巨大的收入差距讓網絡問題嚴重影響教育的質量。

這些看起來是疫情導致的抗議行為，仍是去年10月智利地鐵漲價引爆的那場運動的后續。在之前的運動中，人們所表現出的情緒更多是對政府的憤怒和厭棄，而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人們則開始譴責政府的執政力度和行政效率。

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其實智利人的訴求始終是統一的：他們希望獲得尊嚴。在疫情之前，對尊嚴的要求涉及對政府失能的不滿與對政府暴力的憤怒等不同面向；在疫情之中，它更直接地與生死相連，尊嚴的意義變成了要求政府保證醫療服務和食物供給，可以分配到不分階級的所有人。

但在階級分化嚴重的圣地亞哥，人們要求的隔離措施只實現了一部分：確切地說，只在那些高收入的社區實現了。根據智利衛生部的消息，截至4月1日，在大圣地亞哥地區的40個社區(comuna)中，只有7個社區進行了強制居家隔離措施，這7個社區除了總統府所在的圣地亞哥中心區，還有Las Condes、Providencia和Vitacura這樣的富人區，以及?u?oa這樣的中產社區；與Providencia一河之隔的Recoleta也不在隔離范圍之內，更不用說市中心南邊30千米的窮人區San Bernardo和工薪階級社區Puente Alto。

“整個國家層面，我們還需要5000名醫生”，去年11月時，我碰到的智利人這樣告訴我，而那時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預料到疫情暴發。在高度私有化的醫療體系中，公立醫院的醫生薪水是如此之低，以致于完全無法和他們學醫的時間和金錢投入成比例。經過良好醫學訓練的醫生大部分都不愿意回到公立醫院工作，導致公立醫院大量的人才流失，醫療水平下降。公立醫院人手不足，也讓前來看病的低收入病人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在過去，病人因為等不及預約的診療或手術時間而去世并不是什么新聞。

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政府依賴市場的力量，盡管大部分人（76.3%）參與公立醫保系統（FONASA），但只有私人保險（ISAPRE）意味著“優質”的醫保服務，形成了一套根據參保人收入與“風險”來決定保護水平的醫保系統。直到2010年8月憲法法院裁定違憲以前，這套系統的考慮標準甚至包括年齡與性別。任由市場調配資源的結果就是讓私有醫療越來越龐大、藥品價格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窮人再也無法負擔看病的支出。

改善醫療體系、為公立醫院配備更多醫生等訴求，在去年夏天的圣地亞哥街頭上已經被不斷提起；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脅下，智利人的目光再度迅速聚焦到了這問題重重的醫療體系上——且不論政府還在猶豫是否實施隔離，僅僅是新自由主義化的醫療系統照舊運轉就足以讓人們感到極度焦慮。

對于回應抗議閃爍不定的智利政府而言，疫情卻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抗議的高峰早已過去，智利人的呼聲也在媒體視野中淡去，在此時，宣布推遲憲法公投的消息甚至沒有激起大的波瀾。人們還發現，在抗議中被涂鴉成了彩色的巴凱達諾將軍雕像也被悄悄漆成了原本的顏色。一些抗議者不甘心地重新給雕像的底座漆上了標語。

近日，一張智利總統皮涅拉坐在空蕩的“尊嚴廣場”上“沉思”的照片傳遍了智利網絡，而智利總統府甚至出面官方承認了這張照片的真實性。智利社會自上而下都清楚“尊嚴廣場”在“十月運動”中的象征意義，而這張照片無疑讓人感到“挑釁”。

疫情“清掃”了抗議現場，回到家中的智利人等待著疫情早點過去，“到時就能出門抗議了”。政府自抗議暴發至今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一半是對洶涌民意半推半就、表意模糊的部分妥協——包括對高收入者征稅和憲法公投，另一半則是或軟或硬的壓制。這樣反復無常的態度自然無法讓民眾信服和滿意，而到了疫情肆虐的今天，政府并沒有轉變的跡象。

回到去年沸騰的廣場上，訴求尊嚴的民眾和自以為在回應訴求的智利政府如何陷入一種無法妥協、堪稱“雞同鴨講”的對立局面，才清晰起來。

尊嚴與重塑的城市空間：抗議前線

去年11月，我抵達圣地亞哥機場，一切出奇地平靜，井然有序的交通和免稅店讓人看不到這座城市已經爆發了一個多月的抗議，免稅店中如常出售各種國際大牌商品，廣告框中也如常掛著跨國銀行和知名品牌的廣告。智利，這個不久前還被總統皮涅拉稱之為“拉丁美洲真正的綠洲”的國家，仍在向外顯示著它的富足。

然而與此同時，在首都最大的抗議中心意大利廣場，還留著“硝煙”的味道。這里本為交通樞紐和地標，現在已被抗議者們更名為Plaza de la dignidad（尊嚴廣場）。廣場中心，智利民族英雄巴凱達諾將軍的雕像被五顏六色的涂鴉、標語和旗幟層層覆蓋，隨處可見的是咒罵暴力機器，斥責養老金私有化與高速收費高昂的標語。

2019年11月25日，我第一次抵達“尊嚴廣場”。這一天正逢“國際反家暴日”，廣場上已經人聲鼎沸。從遠處就能看見，廣場中心巴凱達諾將軍的塑像以及廣場兩側的兩個雕像已被重重油彩、涂鴉、條幅覆蓋，幾乎辨認不出本來的樣子。

抗爭的起始地巴凱達諾地鐵站（Baquedano）入口矗立在塑像后方，已成廢墟，除了碎石、玻璃渣、涂鴉，幾乎已經所剩無幾。如果沒有人提醒，我甚至根本不會發現那是一個地鐵站。同樣被摧毀的還有交通燈，路燈，公交站。我看到人們用繩子綁住路燈，像拔河一樣把路燈拉倒，一陣歡呼聲隨即爆發。人們用石頭敲打公交站的鐵桿，以至于它們凹陷變形。

在抗議的日子里有著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中午之前，汽車能夠在“尊嚴廣場”附近通行無阻，而從下午三四點鐘開始，人群逐漸聚集，人們幾乎心有靈犀地在同一時間前往“尊嚴廣場”，大多數車輛也自動避開廣場的轉盤，不避開的汽車也會遭到抗議者的阻攔。在廣場四周，由于許多交通燈在警民對峙中被破壞，還有些市民會穿著熒光背心、背著書包、吹著口哨，在路口充當交通指揮志愿者的角色。

“尊嚴廣場”在這場運動中被重塑成“抗議的地標”，首先被重塑的正是它的外觀。抗議者通過改變廣場的外觀來為它賦予新的意義，在重塑廣場的過程中破壞智利國家所建立的設施與秩序，以此表示對公權力的拒不接受。圣地亞哥的抗議者們通過占領這個物理上的公共空間，形成了某種松散的組織，也通過在這里的抗議形成了共同的身份認同。

當然，抗議者們對意大利廣場的重新命名是這精神重塑最有力的體現。沒有哪個名字比“尊嚴廣場（Plaza de la dignidad）”更直接、清晰體現這場運動的訴求，它不僅在支持這場運動的智利人當中口耳相傳，更占領了網絡空間：在Google Maps和Instagram上，這個名字都成為了原“意大利廣場”定位的新名字。后來，在從圣地亞哥離開的飛機上，鄰座的智利年輕人甚至在我提到意大利廣場的時候糾正我：已經不叫意大利廣場啦，要叫“尊嚴廣場”！

被重塑的廣場上承載了智利的抗議者們被壓抑多年的情緒和被壓迫多年的歷史，但它的表達卻像這廣場的外表一樣，是混亂和模糊的。“尊嚴“是一句口號，就像競選路上的政治家們喊出的誘人字眼一樣，讓人心潮澎湃，但沒有下文。我們只能把復雜而面目不清的智利抗議籠統地稱作“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對于政府來說，這是一次棘手的運動，因為它涉及智利政體的基本架構和意識形態，并且沒有任何人能與之進行談判。對于反對政府的中間派、左派和激進左派來說，沒有人能聲稱自己是運動的領袖，因為它生來就拒絕領袖；也沒有人知道人們究竟要求什么，因為每個人對”尊嚴“的定義都有所不同。

新自由主義的孩子與“智利例外論”

智利在獨裁者皮諾切特上臺后，由“芝加哥小子”們強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讓它成為比美國更徹底貫徹新自由主義執政精神的政府。智利千禧一代，則成為自出生起就在新自由主義實驗下生活的“第一代”。皮諾切特曾“坦言”，智利不屬于無產者，而是一個企業家的國度。

”這場運動沒有意識形態，人們是因為糟糕的生活條件而抗議，”正在紐約大學就讀政治科學博士的智利人Martin Castillo Quintana說，“人們發現智利的商業精英們數十年來一直在壟斷市場，壟斷智利消費品的價格，而且沒有受到法律嚴懲。智利是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經濟上的成功沒有惠及大眾。”

根據世界經合組織（OECD）數據，智利高等教育每年學費位居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社會調查則顯示，智利人口中有64%人屬于“低收入階級”，被市民社會理論奉若圭臬的中產階級只占26.7%。

如今，智利的千禧一代人不僅充當了這次抗議的主力，更是本世紀所有大型抗議的主力。

“這和我們的年代有關。”此言一出，Daniel和其他朋友們紛紛點頭響應。Daniel今年27歲，工程學院畢業，但和他同去抗議現場的三個朋友們并不都像他一樣完成了大學教育。他的朋友Renso今年26歲，仍在就讀本科，而另一個朋友Camal則選擇放棄高等教育，當了一名瑜伽教練。

暴發于2006年的Piguino（意為“企鵝”）運動恰逢他們的中學年代，這場運動呼求為教育系統提供更多公共補貼，讓他們第一次站上了運動前線。2011年，希望國家擴大公立教育規模的學運再度爆發，Daniel他們作為大學生再次參與運動，扛起大旗。

現在，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畢業，走進社會。當他們第三次走上街頭，被壓抑許久的憤怒再起，更廣泛的訴求被提了出來。“我們這一代許多人想為社會謀福利……我們無法在知道他人在遭受苦難的時候茍活，”他們告訴我。

這也許解釋了這次運動為何波及范圍如此之廣、持續時間如此之長：這一代年輕人不僅被激起怒火，更在歷史背景和教育的影響下對于智利廣泛的苦難有一種特殊的共情。獨裁并不是遙遠的過去，而是家庭里老人、父母口口相傳，甚至自己也有模糊記憶的畫面。他們在看到警察濫權時、看到貧富差距巨大的現實時能夠迅速作出反應，利用各種渠道表達不滿。

“我們如今要打破一切，是因為我們經歷過這一切，我們知道它（新自由主義體制）沒有用。如果現在這些問題不解決，等我們年紀大了后只會更加嚴重。”Daniel和朋友說。

這種表達不僅限于中下階級的年輕人，也包含了那些出身優渥，衣食無憂的年輕人。Josefina今年24歲，曾經在英國交換，她剛剛從大學畢業踏入演藝行業。但Josefina沒有因為出身中上階級而對運動抱有成見；她同其他人一樣憤怒，也在廣場需要她的時候來到那里吶喊。她說，“我重新愛上了智利，”在街上的這些人才代表了智利真正的文化。Daniel和朋友們也對這跨階層的聯動非常認可。“這不是什么廉價的共情，這是那些擁有特權的人說出：‘我也想生活在一個公平的社會里’，”他們說。

智利制造了許多拉丁美洲的“例外”。在抗議爆發前，皮涅拉稱智利是“拉丁美洲的綠洲”，這不僅指智利在拉丁美洲一片經濟萎靡和社會動亂中保持穩定和繁榮，也是指智利未被完全卷入21世紀初拉美的“粉紅浪潮”當中。彼時，委內瑞拉、玻利維亞、阿根廷、巴西等拉美鄰國均由左翼政黨掌權，拉美政治的風貌被認為“煥然一新”。

即使智利也曾于粉紅浪潮中迎來中左翼政府，但“四面楚歌”的智利新自由主義體制卻得到了存續。智利能做到這一點，靠的是另一個“例外”：在拉丁美洲，只有智利到今天依然沿用獨裁時期制定的憲法，這是反對派送給獨裁者皮諾切特的“卸任禮物”——皮諾切特在大勢已去之時同意通過公投體面下臺——條件是不許廢除1980年他當政時期所制定的憲法。

在阿根廷，獨裁軍閥魏地拉1983年在狼狽的馬島戰爭后倉皇下臺，在之后的歲月里，他和他的軍政府成員受到了阿根廷全新民主政府和司法系統的審判，阿根廷的軍隊被剝奪了大部分的行政權力。對比起來，1990年的皮諾切在下臺時卻高枕無憂：他和他的心腹們在有生之年，將不會為他們犯下的滔天罪行負責，在交出總統寶座后，皮諾切甚至還繼續擔任軍隊首領。

在智利人的腦海中，尤其是親身經歷過獨裁時期的人們，那將是永遠無法抹去的恐怖記憶。獨裁者已經死去了，但他們的遺產仍在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提醒智利人他們曾經活過。

盡管如此，皮諾切特留下的遺產中，最令人聞風喪膽的其實不是總統隨時能讓軍隊隨時上街的憲法權力，而是在妥協當中被完好保留的新自由主義機器，是被政府交予私有經濟、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共服務系統。如此妥協，讓政府得以避免暴亂，卻在后院埋下了不定時的炸彈。在獨裁結束后的30年時間內，智利人無數次走上街頭，向國家要求本該存在于憲法，卻因為獨裁的歷史遺留和資本介入而與他們無緣的基本權利。不幸的是，在國家的強力干預之下，這些訴求和運動最后都無疾而終。

在Daniel一行眼中，智利向來是一個崇尚順從和個人主義的社會。一方面，就算明知不公平不公正，人們也傾向于向政府的措施妥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方面，資源分配不均，競爭文化激烈，人們只能踩著其他人往上走，求得一些階級流動、自我實現的可能。這兩個特征互相影響，也間接導致了智利的獨裁遺毒在經濟、政治體系中遲遲得不到清理。

35歲的Rainier Rios是隸屬于第四國際的智利托派政黨MST的主席團成員。他相信這場浪潮的力量：它反映了人們對傳統政黨總在人民背后做決策的厭棄。他認為這場抗議不僅為拉丁美洲拉響了警鐘，更有可能成為智利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時刻。“我相信的是大眾政治化的過程，”Rainier說道。

越來越多的智利人意識到，是新自由主義制造的巨大不平等和階級固化讓智利蒙難。在未受制裁的獨裁者陰影下，過去的死者沒有尊嚴；在不受管控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如今的生者沒有尊嚴。而在全球疫情這難以逃避的挑戰中，還會有更多人因此陷入危險，“尊嚴”變得更遙不可及。

我曾問Josefina，“你認為尊嚴意味著什么？”她引用了智利獨裁時期遭折磨致死的異見人士、歌手Victor Jara的一首歌：“平靜生活的權利（Right to live in peace）”。

“這不意味著什么精神狀態的完美，僅僅是擁有一個保護你——且保證始終保護你——并且保證對你的保護的政府，”她說。這也許意味著人們不再需要在窮困潦倒中死去，也許意味著幼有所養、老有所終，也許意味著平等的話語權和資源分配，也許僅僅意味著有水喝、有學上、有藥吃。在Josefina和Daniel們心中，這些圖景最后都能概括為一個詞：權利。尊嚴是擁有本該屬于每一個人的權利。

作為反殖反新自由主義先鋒的原住民

就算對獨裁沒有感同身受回憶的人，也會不時聽說原住民遭到獨裁政府不公正迫害的事件。智利原住民馬普切人只占人口的10%左右，而馬普切人的旗幟，在系列抗議中與全黑色的智利國旗一道被示威者所揮舞，一張抗議者將馬普切旗幟插上了巴凱達諾將軍雕塑頂端的照片更是在網絡上瘋傳。

馬普切人曾支持智利史上各式各樣的左翼運動，如在上世紀70年代支持前左翼民選總統阿連德上臺并捍衛他的政府，馬普切人也受惠于阿連德試圖推動的土改議程。在皮諾切特的獨裁時期，針對左翼團體的“反恐”法律一直保持著對馬普切人的監視與壓迫，由以色列特務機構提供的武器在馬普切人身上得到了“不成比例”的使用，保守估計至少有40名馬普切社區領袖因被懷疑支持阿連德而遭到處決，被劃撥給馬普切人的土地也被智利地主和外國資本所收回。

用于鎮壓左翼與社會運動的《國家內部安全法》（LSA）在90年代的民主化進程中并未被廢除，在馬普切人聚居的阿勞卡尼亞地區開荒時，官方甚至援引這一法律，以鎮壓維護自治權利的馬普切人和族群領袖。這些事件更加深了人們對馬普切原住民的共情，并直接反映到了去年爆發至今的抗議當中。

在皮涅拉任內，LSA法律得到完善，對馬普切人和左翼團體的監視并未減少。即使是在新憲法公投計劃里，政府聯盟中的右翼勢力仍反對性別平等，以及將為原住民保留席位——抗議者的“尊嚴”之所系的內容寫入選舉法。

“直到尊嚴成為習慣”的口號來自墨西哥的原住民運動，成了此次智利抗議中最響亮的口號之一。在尊嚴廣場附近，這個標語出現在了大樓的墻上。不僅如此，它還在口號、標語牌和網絡空間中不斷出現。

我曾在廣場上詢問一些揮舞馬普切人旗幟的抗議者本身是否是馬普切人，但只有寥寥數人真正具有馬普切血統。馬普切人在南方聚集，但即使在首都圣地亞哥，這個馬普切人占比極少的地方，他們依然被抗議者們，尤其是年輕人們當作最有力的象征。

在拉丁美洲的各個原住民群體中，馬普切可以說是唯一一個沒有被殖民者或資本主義國家完全征服、統治的民族。在智利南方，馬普切人對抗軍警的歧視和壓迫的新聞屢見不鮮。他們所遭受的不僅是對少數族群的種族歧視，更比大部分智利人更早體驗到國家與市場合力而成的暴力。自殖民時代以來，占領馬普切等原住民的土地便是歐洲裔宗主“經濟活動”最有效的手段，馬普切人也因此反抗了整整三百多年。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馬普切人也在繼續抗爭。智利山脈氣候干燥，許多馬普切人生活在缺水地區，但在水資源被私有化的智利，許多馬普切人不僅長期面臨水源短缺，僅有的水資源也被大規模污染。這是近年馬普切人抗議的重心，也很好地融入了去年的反政府抗議。

疫情當前，沒有水，人們就無法做到及時洗手、及時清潔和消毒。正因此，馬普切人關于水資源的抗議在此時更顯生死攸關。

在智利，馬普切人的感染數據至今還沒有公布，有關馬普切人在疫情中如何得到醫療資源和救治的新聞也無處可尋。這也是馬普切人被系統性壓迫，并仍持續被如此壓迫的一個側面。

從殖民時期開始，馬普切人就不斷經歷瘟疫與饑荒，在馬普切人和其他智利原住民的傳說和歷史中，也有著許多關于疫病的記錄，他們似乎已經對這樣不期而至的死亡習以為常。“作為部落，我們一直都暴露（在疫病）中，雖然我們不想這樣，”拉帕努伊族（生活在智利復活節島的原住民部落）人類學家帕羅馬·烏克（Palmoma Huke）在一次采訪中說。一些馬普切人群體呼吁人們在疫情中正視人與自然的關系，他們也從未停止過在醫療方面的抗爭和對自己應有權利的聲張。

在民主化后，智利政府曾經提出和馬普切群體一同建立“跨文化”的醫療系統。看似良好的初心，最后的落實手段卻是讓馬普切人接觸智利主流醫療系統，為他們提供基于西方醫學的治療。法國人類學家Guillaume Boccara認為，這并不是一種真正的“跨文化醫療”，它沒有將馬普切民族醫療方法與主流的西方醫學結合，而僅僅將西方醫療植入到馬普切本地社群中。

這和殖民時代的傳教策略沒有本質區別，其核心都是將原住民客體化。加深對原住民群體的了解并沒有加強兩種文化的平等互通，而是為了國家或殖民者的監控和異化鋪路，馬普切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并不買賬：他們一直以來都認為醫療是一個“政治和文化問題”，對醫療系統和醫療原則的侵占和剝奪也是對原住民政治的剝奪。馬普切領袖們堅持雇傭了解本地部落文化的醫生，對醫生進行馬普切醫療的訓練，并堅決與表現出種族主義和歧視傾向的醫生保持距離。在馬普切人部落中，智利政府的醫療系統、乃至西方醫學本身已經成為了國家意志的體現，而這對他們的文化和權利形成了壓迫；他們主動地將自己與國家對立了起來。

正因如此，在水資源普遍短缺與國家醫療系統不接納本民族社會文化的情況下，馬普切人比起其他智利人更不指望來自國家的幫助，疫情對他們的影響也更令人擔憂。

可以說，馬普切人幾百年都在殖民、資本與國家的三重壓迫下追尋著“尊嚴”。即使僅僅是捍衛生活，也因此充滿了政治意義。這與Victor Jara的歌曲《平靜生活的權利》遙相呼應，讓意味著不必懼怕生活朝不保夕的尊嚴成為這場運動的主題。

在馬普切人運動傳統的影響下，政府呈現在抗議者心中的兩種形象漸漸重合：一種是通過現代政治手段壓迫人民的國家公權力，一種是從前只對馬普切人成立的富有而具侵略性的殖民者。于是，在這場運動中，反對公權力濫用、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三個面向的斗爭漸漸變得更加不可分割。這是馬普切人帶給這場運動的特殊財產，也是這場運動面目復雜的重要原因。

明處的權力和暗處的權力：國家機器和市場體系

政府以為可以像以往一樣以強力手段平息抗爭，然而人們在這些壓制手段之下，憤怒卻愈發被點燃。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未嘗不是一種群體性的創傷性應激綜合征。智利憲法規定，例外狀態包括戰爭、國內動亂(conmocion interna)、緊急事件、災難等，分為動員狀態、防災狀態、緊急狀態三種。總統有權在影響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中宣布最多為期15天的緊急狀態，在緊急狀態狀態期間受影響的地區將交予國防部接管。

如今，疫情暴發，皮涅拉在短短半年內第二次宣布了國家例外狀態。盡管這次是為了應對疫情而宣布的“防災狀態”，但讓已經與民眾關系劍拔弩張的軍警再次上街執行防衛和宵禁，對平息民憤和恐慌情緒并無益處。

“右翼政府應對民眾抗議的策略一直都是使用警察鎮壓，不做讓步或很少讓步，然后等到它自然消失。過去的二十年內，這個策略對政府一直都行之有效，”Martin說，“他們沒法預測事情會發展到這個地步，但暴力一旦升級，就很難回頭了。”

這是一種雙向的暴力，甚至陷入了惡性循環。智利人認識到自己已經身處民主社會，軍警的出現已經不再有像獨裁時期一樣大的威懾；而由于民眾反復的反抗和攻擊，智利的鎮壓力量必須使用更強硬的手段。長此以往，民眾和軍警都習慣了站在彼此的對立面。

智利的政體雖然在形式上三權分立，但總統對國會實質上有著極大的壓制作用。在國會的上下兩院中，皮涅拉帶領的“智利前進”（Chile Vamos）執政聯盟都占據了多數。就算是反對派，也不敢輕易挑戰總統權威。“智利的總統制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總統的垮臺意味著整個政權的垮臺，”智利托派政黨MST（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Rainier這么評論。總統一旦受到威脅，國會也無法幸免于難，并且在這之后，整個國家還將面臨著一次政體的重建和政壇的洗牌。對于身處體制內的反對派來說，這不是一個理想的結果。

抗議的人們清楚揭示了分為顯性和隱性兩層的國家權力結構，人們選擇在兩種層面上都展開斗爭。

和人們產生正面沖突的顯性層面是智利的國家機器。本質上，智利的政府遵從新自由主義的“大市場、小政府”原則，負責提供的僅僅是基本限度的公共安全和保障。智利當前的憲法中規定公民可在道德約束、不干擾公共秩序和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進行任何經濟活動，同時也指出國家和政府機構也可以發展或參與商業活動，只要有符合法定人數的法律（quorum law）授權。

在智利，巨大的私有利益鏈中除了高等教育、醫療、養老保險、基礎設施建設、礦產等自然資源外，還有水資源。這些是隱藏在國家機器和熱沖突背后的、暗處的權力，也正是這樣一個高度私有化、市場化的系統讓國家機器變成了市場的附庸。表面上，大公司們只是國家關鍵產業的“承包商”，事實上，它們是瓜分國家資源的營利者。

2019年11月26日，總統皮涅拉簽署法案送交國會，希望軍隊能在非緊急狀態下出動，保護國家的“基礎設施”。但是事實上，這些“國家基礎設施”，包括公共交通、航運、發電廠和醫院等等，無一不是高度私有化的。在總統使用行政權力保證這些設施運轉時，得到保障的也許不是普通大眾使用這些公共服務的權利，而是這個圍繞利潤運轉的系統。

Rainier跟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他曾去過智利北部的一個村莊，在村莊北邊有一個銅礦，有一家采礦公司在那里進行開采。開采需要大量的水，于是礦業公司在流經本地的河流上游截住了水源，因此下游的村莊就無水可用。智利北部靠近沙漠，氣候干旱，人們失去了水源，只能離開村子，或起來抗議。“問題就在于，是考慮城鎮居民的利益，還是礦業公司的利益。這顯然沒有什么妥協方案，”Rainier說。“村里需要的一千公升水，要么用于采礦，要么給村里人用。那么要么人走礦留，要么礦走人留，這種困境在智利的許多地方都存在，并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Rainier繼續說道，“要么是企業家賺得盆滿缽豐，要么工人階級獲得合理的薪水。要么私人醫療機構的所有者獲得豐厚利潤，要么出現能真正解決問題的公共醫療機構。要么學校董事們收益可觀，要么智利學生能得到免費的教育。在我看來，這一系列的矛盾在這一波抗議人群的腦海中愈發明顯。”

憲法、自治、新的公共空間

智利人非常清晰地意識到，他們和政府的無法妥協來自于雙方根本利益上的分歧：人們要求群眾的權利，而政府要維持對權力強有力的保護。人們明白，要達成長久的、有意義的改變，他們需要一部新的憲法。

“改變憲法意味著改變政治游戲的規則，給以后進步的立法制造空間。至少，這是許多智利人的希望，”Martin評論道。

雖然集中爆發的無領袖抗議大概率是不可持續的，但如此大規模的民眾運動的確在催生一些新的民主實驗。其中民眾自發的“制憲會議（asamblea constituyente）”，在智利的社會運動中是沒有先例的。

Josefina不清楚制憲會議具體的規模和影響范圍如何，事實上也沒有組織或個人對這些自發的民眾制憲活動做過統計；但她描述說，各行各業的人通過自己的熟人網絡和社區進行組織，不同的小組會討論不同的內容。人們會提出自己希望新的憲法中包含哪些條例、保障哪些權利、何時應該推出，接下來，他們會撰寫一份自己的“憲法”草稿。

“是的，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憲法’，”她說。

Rainier也告訴我，在圣地亞哥的各個街區內，出現了一些居民自發組織的議政集會，這些集會被統稱為“asamblea de barrio (or, Junta de vecinos)”（街區集會）。

除了討論時事、憲法和組織斗爭，這些集會中還會出現一些藝術家的表演。在Yungay，圣地亞哥最早形成的街區之一，人們每天晚上7點準時出現在鄰近的廣場上，這些人有年輕人也有老年人，有移民也有原住民，還有拖兒帶女的父母，他們在抗議的后方構造著另一種非暴力的政治化公共空間。疫情期間，人們無法聚集，一些集會也被轉移到了線上：Josefina的阿姨此前在距離廣場不遠的Providencia區參加的街區制憲集會就改成了每周日在skype平臺上舉行。

“這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集會）是這場斗爭中最典型的有機體，而這些組織的形成將體現社會上最激進的部分，”Rainier對這些集會預示的未來感到樂觀，“他們中有人40歲，有人甚至已經80歲了，他們最不快樂，不想與傳統政黨為伍。”

這正是Rainier所提到的“大眾政治化”進程的一種表現。事實上，它甚至可能比廣場上的疾呼更有力；如果說廣場上的抗議者和網絡上的圍觀者容易被情緒主導，因而容易被時間和資源的消耗擊潰，這些形成組織的人正在探索用理性的、結構性的方式為運動創造某種出口。

許多人向我提到過“自治（autonomia/auto-organizacion)”這個概念。“我不是很喜歡這個詞，”Daniel的朋友Fernando說，“是的，這是自治，但自治是一種回應；自治不是必要的。”言下之意，如果政府能夠對他們的權利負責，他們大可不必選擇”自治”。但“自治”卻是運動趨于成熟的必然標志，它宣示了人民自身的一種力量，或者這種力量的可能性：當政府失職的時候，人們可以自發建立一個取而代之的系統。這是渴望民主的智利人重建民主的過程，也是他們重新普及民主之精神，具象化權利的意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定義尊嚴。

但是，在疫情面前，新的挑戰也正在出現。不僅僅是智利人的憲法公投落空，疫情對民主制度的威脅開始在各個國家出現，不同地區的政府正在以不同方式實施著智利人曾經歷過的強力封鎖和控制，疫情成了這些政府擴大權力范圍的借口。在南美，剛剛經歷極右翼政變的玻利維亞，因疫情推遲了正式選舉；在亞洲，菲律賓推出臨時法案，給予了總統杜阿爾特凌駕于既定法律之上的權力；在歐洲，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也在疫情中獲得了超越議會和法律的直接行政權。即使這些都是在疫情中的緊急措施，但對于這些本身就存在右翼威權傾向的執政者來說，他們是否會借機鞏固這些權力，把緊急狀態的越權許可常態化？在這之后，人們又能做什么來改變這個常態？屆時，也許智利人的經驗會對身處類似情況中的人們有所啟發。

“總而言之，我會說最重要的是把抗議繼續下去，”Rainier說。無論是否會出現右翼民粹主義政客挾持民意，或是政府無法在往后的立法中正確反映人們的訴求，只要抗爭還在繼續，就還有改變的可能。抗爭本身也是一種尊嚴。

如果說去年的抗爭中，人們對尊嚴的訴求是”和平”地活下去，那么疫情當前的今天，“活著”本身已成了訴求。然而與正經受疫情的其他地區不同的是，智利人在曠日持久的抗議中已經形成了清晰的群體意識：威脅他們生命的不只是病毒，更是未曾被清理的新自由主義和維護這一體制的政府。在他們心中，對尊嚴的渴望并未被對疫情的恐懼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