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疫后經濟恢復策”公益課系列第一課由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開講。在這節主題為“中國經濟疫后重啟與復蘇的核心政策解析”課程中，劉元春提到，新冠疫情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沖擊是一種停擺效應，而不是簡單的內生性市場失靈帶來的周期性變化和危機性變化。在巨大壓力之下，如何進行精準判斷，如何進行科學設計就變成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用新理論新框架分析這一輪世界經濟變化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2月份多項宏觀經濟數據可以看到，疫情給中國經濟造帶來的損失超越了所有人的預期。劉元春認為，今年新冠疫情對于宏觀經濟參數的沖擊，大大超越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各項宏觀參數都創造了歷史新低。尤其是疫情給人們帶來的超級恐慌，是這兩次危機不可比擬的。

劉元春分析，這一輪新冠疫情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沖擊是一種停擺效應，而不是簡單的內生性市場失靈帶來的周期性變化和危機性變化。既有供給側的大幅停擺，也有需求側的消失，對中國經濟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沖擊都超預期，只有在復工復產、經濟循環恢復后才會真正顯化。

世界經濟衰退已成定局，在未來疫情充滿變數和不確定的情況下，還有可能繼續深度衰退。世界停擺導致全球供應鏈、價值鏈和產業鏈出現崩潰，失業率極速增長。如美國圣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詹姆斯.布拉德預測，由于為應對新冠病毒而停工，美國第二季度的失業率可能達到30%，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史無前例地下降50%。

對此，劉元春解釋，休克停擺效應不僅體現在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深度回落，更重要是造成超級恐慌和市場信心崩潰。這一次危機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范疇，因此傳統的經濟危機理論、金融危機理論、周期理論需求管理理論都不適用。要用新理論與新框架來分析這一輪世界經濟的變化。

這一個多月，各國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劉元春認為世界經濟停擺與金融危機是否發生沒有特別的關系，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疫情導致管控模式的強化，供應鏈斷裂和休克停擺的悲觀預期引起金融波動。此外，地緣政治沖突引發的石油戰、美國的股市泡沫、企業債務杠桿，全球自2008年以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八大全球超級問題等也是主要原因。危機救助在不同模式下的內涵不一樣。

劉元春強調，不同階段矛盾和問題決定了不同階段的政策目標和方法，我們當下所使用的政策與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學及傳統的供給側管理傳統不再是一回事。疫情導致停擺，既需要行政生產體系推動，也需要需求推動，這一次的疫情給全球宏觀經濟學界帶來一個新的話題，就是超級疫情經濟學。

我國經濟社會目標需要調整

2020年1-2月份的宏觀數據顯示，疫情造成了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同時下滑，其中需求側下滑17個百分點，供給側下滑12個百分點，需求側的收縮比供給側的收縮更加厲害。

劉元春表示，要使經濟運行在供求恢復下重新良性運行，需要給經濟發展安裝一個“起搏器”刺激需求增長，從而拉動供給側提升，也要盡快復工復產。

此外，經濟社會目標需要作出調整。雖然目前數據表明復工復產進展良好，但遠沒有恢復至常態水平。原本我國2020年GDP增長目標為5.5%到6%，但就目前疫情造成的沖擊來看，全年經濟增長無論是6%還是5.5%，都意味著2020年的后面三個季度須大幅度反彈增長。這種目標下，未來經濟發展路徑會是一個強勁的“不對稱V型反彈”，需要實施超級刺激政策。考慮到可行性，這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可能需要作出調整。

劉元春說，“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不要目標是不行的，會導致各部門各自為政，資源配置混亂。目標設定太高或太低也不恰當，需要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增速的基礎上，制定一攬子與宏觀政策措施相匹配的刺激政策。同時，不能只著眼于現行經濟發展，要目光長遠，考慮到中長期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實現。2020年總體經濟壓力非常嚴峻，不確定性也非常高，但從中期視角看來，仍充滿很多戰略機遇。如果目標恰當、方法得當，中國有可能實現‘V型反轉’。”

鑒于未來依舊面臨疫情沖擊、外部壓力和復工復產困難等多重不確定性，劉元春提出底線管理很重要，“我們應當從過去‘保增長’的數字目標轉向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內涵的底線管理。要有最壞的打算，使我們的政策在基準判斷的基礎上具有可調性、彈性、可擴張性和多元組合性。要根據目標和所面臨的主要矛盾來設計發展路徑，而不是簡單地拘泥于“新基建”、都市圈、世界其他國家的一些做法等，要根據我們的目標和可行的路徑，所面臨的主要矛盾來研究刺激方案的主體和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