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下，每個人的悲歡離合，無奈與抗爭，都是一份獨特的命運體驗。

《@武漢——抗疫故事接龍》是澎湃新聞與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聯(lián)合推出的特別策劃，以新聞人物報道接龍的方式，記錄正在武漢與疫情搏斗的人們，呈現(xiàn)出相互聯(lián)系的他們在疫情之中的經(jīng)歷、心情與感悟，以及面對生命考驗的自我重建。

“你們在暢飲/我也舉起了酒杯/可我舉起的全是淚水。”大年三十晚上，讀著朋友寫的詩《我從未為武漢哭過》，程翔（化名）站在陽臺邊，陰沉沉的天空籠罩著空蕩蕩的大街，他心里忽然生起悲壯：“經(jīng)此一遭，我和這個城市，也算是患難與共了吧？”他把這首詩轉發(fā)了兩遍。彼時是武漢封城的第二天，也是他寫封城日記的第二天。

76天，20萬字，累計近45萬閱讀量。從武漢封城到解封的這段時間里，程翔每天堅持做個體視角的記錄與敘事，稱自己是“平民視角真實記錄”。他曾經(jīng)是記者，在《湖北日報》干過十一年，如今在大學教書。他保持了作為新聞媒體人的敏感度和工作習慣，每天閱讀新聞、找選題、撰文，再發(fā)表在自己的公眾號“程翔星期五”上。

“封城日記”里，他記錄了疫情期間許多生活橫截面的碎片。他寫下與兒子可樂的居家生活趣事，也敘述了家庭的至暗時刻。他作為旁觀者記錄了朋友的病情與康復、華科校友會的抗疫行動、陌生人的生離死別，也記錄了自己的各種夢境、眼淚和輾轉難眠的夜晚。激動難言的時刻，他甚至直接寫起詩歌。

“我想記錄下來，等兒子長大了，告訴他這是爸給你寫的，你自己好好看一下。”程翔說。

以下是程翔的口述：

最壓抑的時刻：父親病了

1月23日早上10點封城。其實22號晚上，一些企事業(yè)單位就已經(jīng)通知不要離開武漢了。好多人對于封城根本沒概念，那幾天很多人都在打聽這條路能不能走，往哪里走。知道消息以后，我當時也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頂多就是像非典一樣，一段時間就好了，也沒有想到未來會封這么久，影響這么大。

家里物資儲備足夠，一開始我不是很慌，后來我爸生病的時候我緊張了。他是封城前三天到武漢來的，我也讓他在火車上戴了口罩。但是2月20日左右他就有點低燒，燒了三四天，到最后飯都吃不下。我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不咳。

最嚴重的時候，我爸自己用頭撞墻，后悔來武漢，覺得“哎呀這怎么辦？”當時我們就覺得一定要冒險出去了，我就開車帶他去人民醫(yī)院檢查。

我們先去發(fā)熱門診做CT、抽血，確認了不是新冠，再去非新冠病人的診療區(qū)。當時就兩個醫(yī)生是接待一般病人的，好多人從頭天等到第二天，醫(yī)生才有時間給他看。

病人把急診室都圍滿了，外面也是人，躺在病床上的、坐在椅子上的、被人扶著的，還有護士，擠滿了。心電圖的“滴滴滴”、氧氣瓶的“滋滋滋”，儀器各種各樣的響聲，真的沒法待。后來我找朋友在另外一個醫(yī)院拿了一點胃藥，就回來了。我爸慢慢也好了。

現(xiàn)在回想其實他也沒吃多少藥，我懷疑他是因為自己緊張，他當時很恐懼很害怕。這在以前是很簡單的事情，該什么病就怎么治，現(xiàn)在醫(yī)院沒法很快給你確診病因，所以就覺得很無助、很無奈。

父親生病那一段時間其實是封城期間我最壓抑的時候，真的像座山一樣，你知道吧？

那幾天，我妻子喉嚨疼，我兒子突然有點低燒，我媽也有點不舒服。當時我一個人，確實非常緊張，我背著家人在房間里哭。在武漢的這個時候，你就不能生病，我真的怕生病。

我日記影響力最大的應該就是帶我爸去看病那一篇——《封城第33天：請給特殊病人一條生路》。那是我用作為一個記者的筆法，寫下了一個很完整的經(jīng)歷。閱讀量有四五萬。很多人給我打電話、發(fā)微信，其中有新華社、央廣的媒體朋友跟我采訪。社區(qū)也給我打電話，問我爸的事怎么處理，至少他們在關心這個事。

“像把傷口重新翻開一樣”

我寫日記的初衷就是為了我兒子。

他還小，就七八歲。我七八歲的記憶全沒了，非常模糊。但是他也在經(jīng)歷這個事情。我想記錄下來，等他長大了，告訴他：“這是你爸給你寫的，你自己好好看一下。”

以前我上班可能比較忙，跟我兒子也就是早上見個面，晚上見個面，現(xiàn)在一天24個小時在一起。我也一天天地看他長大，以前有的時候還打他，現(xiàn)在一般都不打了。我們強迫他每天寫日記，他天天寫的是跟我在一起，“今天跟爸爸打球”“今天跟爸爸打游戲”“今天太高興了”，天天寫這個。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跟以前不一樣的收獲。

關于疫情，我沒有刻意地把一些恐懼和悲傷傳達給他，我覺得他應該快樂一點，沒必要嚇唬他。

清明節(jié)全國哀悼，我跟兒子說了，這么多人是被病毒殺死的，他們都是無辜的。我們不要吵，不要跳，要默哀。

他不懂，他似懂非懂。

我印象最深刻是，老師布置了朗誦作業(yè)，我以他的口吻寫了一首詩《今年，武漢沒有春天》，我寫的時候有一句“我哭了”，他就會說：“我沒哭！你怎么寫我哭了？”就跟我盡扯了。小孩子就這樣純真，是吧？我覺得多保留一點純真，他長大后那么長的時間里，自然有夠他痛苦的。

但是我自己不回避，哭了很多次。有的視頻，有些人看一遍就過了，不想看了，不想哭。但是我不一樣，我要再看一遍，甚至看到別人發(fā)我再看一下。我覺得我能把這東西寫出來，別人體會一次的痛苦，我要體會三四次。

我看一遍，上傳一遍，寫一遍，回憶一遍，像把傷口重新翻開來一樣。

妻子說我一天到晚把自己放到悲傷的音樂里，搞得自己很痛苦。但是要寫東西，必須要在這種氛圍里，陷到里面去，才能寫出好東西來，就像我以前做記者時一樣的。

2月2日之前我們都是懵懵懂懂的，當時覺得封城半個月、一個月就了不起了，覺得沒那么嚴重。一開始我對鐘南山為什么流淚不大理解，那個時候公布的人數(shù)不多，后來才慢慢體會到，他們見得多了，可能他眼中看到的死亡，我們沒有看見。

我好多天以后才寫那篇文章——《封城第十一天：鐘南山的淚，我懂了》，我才能體會。一開始不能深刻理解，后來再看又不一樣了。這是我情緒比較低落的階段，直到方艙醫(yī)院建立我才好一點。

其實我們華中科技大學好多校友都在做志愿者，武漢校友會的秘書長方華，我采訪過她，她每天在協(xié)調組織各種援助物資，到處跑。

我能做什么？

我在我的社會網(wǎng)絡里扮演著很多角色，我的好友將近5000人，我有幾百個群，大概分為幾類：親戚、中小學同學、華科校友、社區(qū)鄰居。我的信息來自于他們，我記錄的也是這些人的真實故事，所以我記錄了很多華科的事情、我小區(qū)的事情、我家庭的事情，并且也是通過這些渠道傳播開來。

“一鯨落萬物生”

4月7日是“封城日記”的完結篇。

寫日記期間，我早上一般是八九點鐘吃飯，吃完早飯我就刷一下微信，看看今天發(fā)生了些什么新聞，看一下我昨天寫的稿子，有沒有留言。午飯吃完我就開始準備今天的選題了，日記最重要、最難的就是找選題，下午三四點可能選題就基本上找好了。

晚飯過后我就開始寫，寫完就發(fā)，在各個群發(fā)，跟各個群的人互動。

我現(xiàn)在是重癥微信依賴癥，一天刷微信刷十來個小時。

現(xiàn)在我星期五下午上網(wǎng)課，教新聞采訪和寫作。學生都蠻喜歡我的，還給我寫了篇稿子，說我是“網(wǎng)紅直播”。我一來就“老鐵們”，都沒有叫學生，我上課從頭到尾都發(fā)紅包，一看有多少人搶，表面上是活躍氣氛，其實也是在關注他們的動態(tài)。

我老家是湖北陽新的，2000年到華科讀大學，六年本碩連讀，然后在《湖北日報》工作了11年，自己開公司5年，去年開始在武昌首義學院教書。在武漢待了快二十年了，說實話我以前一點都不喜歡武漢，覺得自己和武漢人格格不入。這次（疫情）之后，我覺得武漢人民，我們還是有大局觀的，大家還是忍住了。

武漢本來就是一個英雄的城市，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有韌性的城市，寬容堅韌，我覺得它什么事都能承受得過去。

昨天看了一個視頻，中國首次在南海發(fā)現(xiàn)鯨落（注：指鯨魚死亡后落入深海形成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有一句話叫“一鯨落萬物生”，因為鯨身體龐大，它死了以后可以養(yǎng)活很多小動物。我覺得跟“解封”這個情景蠻適合的。“林深時見鹿，海藍時見鯨”，鯨落也算是一種重生。

4月8日，武漢人可以出去了。

這個周末我可能要送爸媽回老家，他們在這待太久了，讓他們散個心。

(指導老師：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師 周婷婷；澎湃新聞記者 崔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