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來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使得人口流動的意義以前所未有方式凸顯出來。靠控制人口流動來控制疫情具有極大的社會成本，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飆認為，因為“流動不僅僅是一個附生的人類行為，其實它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運行的基礎，以及社會怎么組織起來重要線索?！薄翱梢哉f人類社會是被流動挾持了”。

從在北京大學讀本科和碩士時開始，“流動”就成為了項飆關注的中心。他見證了他的浙江老鄉們不遠千里輾轉到首都北京，在城市的邊緣落地生根，抱團取暖，在北京發展出規模龐大的浙江村。博士期間遠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后，他把目光放到更廣闊的世界，開始研究跨國的印度技術勞工，“毫無顧忌地和五個印度同伴以及無數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根據這項研究寫成的著作《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技術勞工》（Global "Body Shopping"：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在2008年獲得了重要的人類學研究獎項安東尼利茲獎（Anthony Leeds Prize）。他目前著手寫作的新著延續“流動”主題，以東北跨國勞工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跨國移民過程中的秩序建立。

2003年，還在寫《全球“獵身”》的博士論文的項飆去國際移民組織做短期研究工作，他注意到歐洲新出現了不少來自中國東北的移民。當時中國東北經歷了重大的社會變革：1990年代東北國企改制，大量城鎮職工下崗，失去了他們原有的“鐵飯碗”，開始往外尋求工作機會。與此同時，中國的勞務輸出管制從90年代開始放開。2002年起，中國政府允許私營公司搞勞務輸出。2004年開始，項飆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對東北跨國勞務輸出的調查研究。他發現，大部分的東北跨國勞務人員實際上并非去往歐洲，而是到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不同于人們的一般印象，他們的流動也并非非法和無序，而是在一套復雜中介鏈的嚴密操作下有序地流動。他稱這套使個體勞工“被流動”的政策制度設計為人口流動的“基礎設施”。

這項關于跨國勞工移民的研究揭露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情景——在今日的世界，“流動”看似越來越自由、越來越正規，但這些流動網絡之下，隱藏著鮮為人知的復雜性：不僅有作為推手的資本，還有國家權力更靈活、更有效地延伸，而身處其中的跨國勞工在流動正規化的同時，也吊詭地變得更加孤立。

訪談的上半部分，項飆介紹了人口流動的“基礎設施”是什么、怎么發揮作用，從這里看出國家監管和中介鏈條怎么形塑了跨國流動。流動“基礎設施”不僅存在于勞工流動，在技術移民、留學生等優勢群體中同樣存在。

澎湃新聞：你東北移民研究的開端是2003年關注到歐洲新出現了來自東北的無證移民。但后來發現大部分的東北跨國勞務人員跟以前無證移民的想象是不太一樣的。能否談談你研究中的東北勞務移民流動，跟無證移民流動的方式和網絡有什么不一樣？

項飆：從前中國出來的無證移民的流動有很強的地域性，流出、流入地都很集中。比如，溫州地區的主要流向歐洲的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福建長樂的主要流向美國，福清主要是去日本。

這跟流動方式有關。因為這種靠“蛇頭”的流動是政府要打擊的對象，所以內部的信任非常重要。同時因為偷渡的安排經常要經過幾個國家中轉，一路上需要人接應，需要很強的協調，老鄉網絡就很重要。有時候地方政府想管制也很難，因為整個地方社會都繞進去了。

無證移民的高潮實際上是在1980年代末期，那時候去日本、美國比較多。1990年代以后這個趨勢慢慢下降，方式也有很大的變化。以前八九十年代那種坐小舢板從福清坐到日本的直接偷渡很少了?，F在更多的是合法入境，然后滯留，但也比以前少多了。國家對流動的管制效能是大大上升了的。

當時對東北勞務移民流動的預想是它是很無序的、非法的流動，結果發現實際上大部分人的文件、手續都是合法的。對比以前的非法移民，現在東北勞務移民的流動不是依靠原來的地下網絡，而是依靠專業的勞務中介?？偟膩碇v，從全球來看，政策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是放松的，但具體管制更有效。合法流動的機會比以前多，非法的流動在減少。

這聽起來好像是很好的事情。但問題是這個合法性是怎么構建出來的？合法移民，并不意味著他的行為跟政策制定者想象一樣，“合法”背后有很豐富的社會關系：要有簽證、工作準證，還需要看教育水平、資歷、特殊技術等。同時輸入國還會有各種辦法制約你，讓你必須在合同到期時回國。所以“合法”必須通過這一系列手續、文件和實際的控制關系構造出來。老百姓要獲得這些東西就需要靠大量的中介和其他機構。所以中介這一塊變得非常龐大，他一方面賺流動人口的錢，另一方面在塑造這個“合法” 。

澎湃新聞：參與這個“合法性”構建的中介，是你研究中提出的“基礎設施”的重要一環。你所說的“基礎設施”的概念是社會性的基礎設施。能否解釋一下這個概念？

項飆：這個概念最早是國際勞工組織2000左右的時候提出來的，是說要有一套政策、機制，使勞務的流動比較合法、有序、有保障，例如出國前要提供培訓、做身體檢查，出國后要有一系列保護勞工的措施、出現糾紛有機構可以提供幫助等。這原本是一個政策語言。

我們提出“基礎設施”這個概念，不是看勞務人員怎么流動，而是要看勞務人員的流動是怎么設計出來的，他們是怎么“被流動”的。就像開車，車怎么開，是由路和各種交通規則決定的。這種基礎設施可以讓個體高速流動，但總體的秩序可以比較穩定。

澎湃新聞：你的研究提到一些表面看來矛盾的現象，例如流動人口沒有增加很多，但中介卻增加了很多。并不是勞工對出國工作的需求推動了這個產業，而是移民網絡中的“基礎建設”制造了這些需求。

項飆：大家總覺得中國人都瘋狂地想出國。你如果去問老百姓，也會感覺大家好像都覺得出國好。但實際上很多人會覺得不太現實，鐵了心要走的人是很少的。我在中介那里看到的是，經常有人在最后交錢的那一刻突然說，我還要再想一想。他們并不是本來就有很強的出國的愿望。

這些勞務中介也不是坐著等人上門的，他們要主動出去找可能出國的人。因為實際上沒那么多人要出國。 這里面中介有幾層。在農村最基層出去找人的是個人，叫“腿”，不屬于哪個公司。他們一般在自己村里或附近，通過跟親戚朋友聊天，看看有誰適合出國。他們會判斷誰是好的客戶，比方說，剛離婚的婦女，因為她們在中國小城鎮里面對很多污名，生活不愉快，可能更愿意出國。我調查中就看到有很多離婚的年輕女性到新加坡、日本、韓國去做工廠的女工。

“腿”找到合適的人之后，會把這個人帶到鎮或縣里掛牌的、有門臉的公司，這些公司會給“腿”返點。要出國的人，錢是交給掛牌公司的，因為這些公司可以開收據，老百姓看到有收據、有門臉他會比較放心。但另一方面，如果沒“腿”介紹，他們也不愿意交這個錢，因為掛牌公司的人他們不認識，可能跑掉。但“腿”是村里的人，他們知道他的家里人是誰，住在哪里，“腿”跑不了。

但實際上掛牌公司也沒有境外就業服務執照。他們招到人后要跟真正有資質做國際勞務輸出的窗口公司對接。窗口公司最早是部委的機構。后來體制改革，把這些部委下面的機構轉化為公司。當時國內一般的公司是不可以直接跟國外公司簽合同的。

后來到2000年后就放寬了，私有公司也可以申請成為窗口公司，數量從最早的4家發展到高峰期全國有將近3000家，最近十年管控比較嚴，數量有下降。成為窗口公司要求很高，例如要交1000萬押金，對從業人員有專業要求，所以能成為窗口公司的企業不多。這中間有一些本來不做勞務輸出的公司，但他有錢申請成窗口公司，拿到牌照之后轉手讓別人給他招工，他賺窗口費，所以發展出下面的中介鏈條。

現在因為海外工資沒有漲，出國的成本又在不斷上升，人越來越難招了，中介就不斷要到新的、更偏遠的地方去動員新的勞動力。有些中介還會把出國打工包裝成扶貧項目，幫助勞務申請貸款， 用扶貧款支付中介費。

澎湃新聞：中介一般會怎么選擇勞工？

項飆：“安全”很重要，意思是這個人出去不會跑掉。如果你有親戚在日本，中介都不太想要你，因為怕你和在日本的親戚形成同盟，就會跑，這樣他們就很難辦。

我也經常聽到“腿”會跟上面的中介公司講，這個孩子很老實。老實就不容易跑，不容易跟雇主鬧矛盾。移民勞工跟雇主鬧矛盾之后，雇主不會跟工人談的，會直接找中介，讓中介把事情擺平。

所以“腿”一般都是在當地有一定威信的人，例如退休的老師、干部。因為勞務人員出了事，還是要通過“腿”處理。出去的人大多比較年輕，“腿”要能鎮得住他們的家長。所以如果你在社區里沒有公信力的話，上面的中介公司也很麻煩。

流動秩序中的國家和中介

2007年10月，遼寧沈陽一家中介公司招募赴新加坡勞工的活動現場。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因為技術、交通相比以前更加便利了，流動似乎應該是更便利的事情。但你也提到各國國家的管制能力更強了。國家管制的方式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項飆：現在的流動管制更加個體化了。跟以前比起來，國家權力能落實到每個人身上，對每個人都密切跟蹤 。比方說，早期日本大的汽車企業需要中國工人，一下子要20個人，統一管理。原來輸入外勞主要是為了解決大企業生產能力不足的問題，但后來日本經濟衰退，大企業不太要人，需要外勞的更多變成了邊遠地區的小型的鄉鎮企業、家庭企業和作坊，因為他受到了很多來自中國產品的競爭，成本必須下降，必須要靠廉價外勞來維持自己的生計。

這樣外勞就不是大量集中在同一個地方，而是高度分散，輸入國就要對每個個體進行跟蹤。在日本，是通過協力組織（地方的行業組織）來監管。日本政府會對協力組織施壓，如果管不好外勞，明年這個協力組織的會員企業就拿不到外勞名額。這樣協力組織就有壓力，會跟各個企業協調，也會經常去檢查，不允許外勞外逃、罷工，也不能出人身意外。企業也會跟介紹外勞的中介講好，選人的時候要選好。原來日本企業面試勞工還會看很多細節，例如手繭不厚的不要，有紋身的不要。這樣的意思也會一層層傳達到中國的中介。這種控制在流動過程中是設計得非常精密的。

現在一個比較新的趨勢是，輸入國更多地依賴輸出國去做一些移民的控制。中方的中介采取很多控制的措施，例如收取押金。勞務人員如果在海外不聽話，中介就扣你的押金。

但有些人跑了，押金也不要了。中介就要求勞工要有他當地的公務員做擔保，如果勞工在海外違反規定，國內老家的公務員要賠中介錢。這一個是因為公務員有穩定工作，中介可以找他的工作單位，不怕不交錢。第二個原因更重要，在農村，公務員是圈子里很有面子的人，國外務工的人跑了，會讓作保的公務員很難堪。所以中介這樣做主要的目的其實不是要錢，是要控制這些出國的人，讓他們有一個精神壓力，不要私逃。

還有一個是通過家庭關系，勞工如果在國外跟雇主鬧矛盾或私逃，東北的中介會聯系他的家里人，給他做思想工作。有一個手段是把幾個同鄉的勞務人員放在一個工廠，如果一個人跑了，所有人都要回國，這樣讓他們互相監督。如果有人想跑，其他人可能會跟他們的家里人反映，他們的家里人又會跟那個想跑的的家長施壓。這就把家庭關系綁在一起，造成了一種群體性的家庭壓力。

一個工廠里的勞資關系就是通過這樣一個跨國的多邊關系來維持和控制，里面有家庭的、商業性的、行政性等多樣的關系。這里面涉及多個主體，有雇人企業、日本的中介、協力組織、中國有執照的窗口公司、下面在農村里招人的中介和“腿”，所有這些組織成一個系統，來操作這個事情。

澎湃新聞：你的研究也提到某種程度上國家監管催生了商業中介的迅速發展，這是怎么發生的？

項飆：國家監管確實面臨矛盾，政府一方面希望勞務人員數量增加，可以促進經濟、解決就業，所以鼓勵市場化的勞務流動。但大概從2005年左右，政府更多地考慮到勞務人員的安全和在外權利受侵犯的問題，因為當時在塞班島、中東地區連續出現了一些比較大的勞務糾紛，勞務人員去大使館靜坐，和當地政府和企業都形成一些沖突，影響國際形象。

怎么處理這種鼓勵和監管的矛盾呢？政府就是找窗口公司，“誰送出、誰負責”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當時的處理方式是，一旦發生糾紛，窗口公司要用飛機把人運回來再說。所以窗口公司得是有錢的，有能力解決跨國糾紛。政府很強調中介公司的抗風險能力。一個地方干部曾告訴我，“什么叫抗風險能力，賠得起就是有能力，賠不起就是沒能力”。如果讓小企業當窗口公司，出了事抓了它也沒能力處理這些事情。

但這樣一來造成的矛盾就是，有這樣的能力的大企業不會去做瑣碎的招工工作，比如日本一家公司要找5個人，窗口公司不會跑到吉林下面一個村招兩個人，再去另一個村找剩下的，大公司就以發包的方式把招人的工作讓下面的中介去做。這樣就催生了更多的中介。但出國的時候要求文件是窗口公司出的，所以窗口公司的功能是承擔了一定的政策責任。

同時，為什么現在出國中介費用越來越高，為什么中介能夠多拿錢，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管制嚴格。國家管制嚴格意味著你必須通過中介才能走。

政府跟商業中介形成的這種關系很微妙。政府也打擊黑中介，如果出事也要取消執照。但同時商業中介實際上也是為政府服務，為政府控制跨國的勞務人員。兩者共同構造了這樣一個流動的秩序。純粹從結果看，兩者達成了某種共謀關系，中介賺到了錢，私逃也被控制了，無證移民數量下降了，出去打工的人受到的以前那種非常粗暴的權利侵犯和沖突也確實減少了，因為控制得很嚴。

澎湃新聞：你的研究中提到，通過這樣的中介鏈，勞務人員在東北和日本、新加坡等輸入國之間的流動是非常精確的、點對點的，過程銜接也非常精密。中方這邊的中介送走，落地之后那邊的中介馬上接走。到達輸入國后，他們就直接被移植入到海外嚴格劃定和控制的崗位、工作場所和生活空間中。這種精確的模式是亞洲獨特的情況嗎？

項飆：對，是亞洲比較獨特的方式。歐洲1970年代有一個“客工計劃”。二戰后西歐要重建，從195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將近30年的時間，主要是德國從土耳其、意大利招了很多人。那時候是政府的雙邊協議，但很少有私有中介介入，都是政府部門在招人。

點對點這樣的精確程度必須要有私有中介介入，因為政府很難做到這樣精確的植入。這個現象在亞洲出現，是因為在亞洲國家，政府管制能力比其他地方強，無論是輸入還是輸出國，同時又有非?；钴S的商務中介部門，導致的格局就是高頻次、高頻率的短期流動，但表面上又是合法程度比較高的。

為什么是短期，輸入地政府希望防止移民留下來，所以形成這種旋轉門政策，短期停留，進去又出來?，F在時間一般不超過三年，就是讓你還沒有扎下根就移回去了。其實工廠是希望有熟工，但現在逼著工廠三年就得換人。

現在歐洲也是越來越強調這種短期輪轉，跟非洲很多國家的合作協議是這種短期的循環式流動。另外，歐洲對非洲的援助，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非洲流動基礎設施的發展，很多人變成了中介，幫助別人流動，一定意義上促進了這種流動的發生。

澎湃新聞：亞洲像日本韓國包括中國都面臨年輕勞動力的數量下降的情況，日本韓國最近也有一些放寬的政策，今后的這種趨勢會對原來這種勞務跨國流動有什么樣的影響？

項飆：我覺得這個現在比較難預測。這個放寬的措施爭議也比較大的。日本國內的勞工組織認為，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就應該把勞動力的工作年限拉長，讓這種臨時勞動力變成長期勞動力，同工同酬，最后可能變成日本公民。但政府當然不愿意，政府希望增加短期勞動力的數量。我們現在看日本的政策也是在兩者之間搖擺，主要是日本政府占上風，但確實也給短期勞動力放寬了工作年限，也增加了待遇。

另一方面，對低層勞務的需求這個總的趨勢本身是需要觀察的，因為有人工智能，有經濟升級，這個需求究竟有多旺盛、多持續，都不太好講。

今后會不會對整個勞務流動形成一個結構性的變化？我覺得可能性不是特別大。 這些年帶來變化的主要不是國際勞務移民政策的變動，主要是國內的情況。國內生活變好、工資變高，這些變化慢慢會使得出國流動也發生變化。農村土地政策的怎么變、匯率怎么變，這些因素對流動的影響可能比流動政策本身的變化更重要。

技術移民與留學中介

澎湃新聞：你的研究一直很關注中介如何介入、塑造勞動力跨國流動的問題，像印度IT行業的“勞力行”、東北的跨國勞務中介。如果對比印度IT行業的技術性勞工和東北非技術性勞工的跨國流動，兩種中介的介入有何異同？

項飆：私人勞務中介真正活躍起來是在1970年代中東國家。當時石油危機，油價暴漲，中東積累了大量資本，開始搞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迪拜、沙特阿拉伯就是那時候起來的。當時他們從南亞輸入了大量非技術移民，也催生了第一批戰后的勞務中介。

高技術移民開始出現在戰后1960年代后期，主要是美國取消了移民政策中的國家配額制度，全世界都可以申請，南亞就去了很多人，當然高技術的優先。那時候主要是通過個人申請。高技術移民中介的介入實際上是很晚的，是在1990年代末隨著高新科技和金融界興起，才大量出現。以前對高技術人才的需求都是科學家等研究型人才，但現在很多是私人企業雇的，也是短期合同性質的。這在“全球獵身”就體現得非常明顯，原來那種通過同事網絡、個人申請的方式不適用了，轉變為通過這種獵頭公司。

我做印度的研究的時候，獵頭已經是一種比較成熟的行業。“獵身”這個詞是跟獵頭對應的，因為雖然招的也算是高科技人員，但程序員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體力勞動，而且要的數量很多，待遇也不好，跟普通的合同工也沒有什么差別。所以不是“頭”，而是“身”。

總的來說，越是低技術的勞工，中介鏈越復雜；中介費占他們比例的工資更高，而且需要他們自付，所以給勞工造成的負擔越高。

但像印度IT行業中介就在這兩端之間，但高技術中介現在也越來越變得像低技術的中介。

澎湃新聞：發展中國家里中介的壯大以及對跨國流動，對勞資關系有什么影響？這些中介似乎是讓勞動力的流動變得特別穩定，這是全球資本高速、廣泛流動的需求嗎？

項飆：從結構意義上講，中介令勞動力的供給更穩定，保證雇主需要的時候總能找到勞動力。但在微觀上，對于每個勞工，實際上是變得很不穩定。像印度IT產業是高度不穩定的，需求勞動力可能突然會很多，但是經濟一波動可能需求馬上就下來，這就意味著勞動力要坐板凳了。這些坐板凳的人，等待的這段時間可能就是沒有工作。

東北的移工也是這樣。有時候中介為了跟別的中介競爭，想雇主一旦要人就能把人送過去，會提前招工、提前培訓、提前收錢。但有時候雇主改變意向，不要工人了，已經培訓好了、交了錢的勞工就要等待，有時候要等一兩年。

現在一些中介會更主動給出國人員提供培訓，這跟地方政府部門的推進也有關系，是再就業的措施。這看起來不是壞事，是增加人力資本。但問題是，勞務人員要花錢、花時間，但最后送出多少人很難說?，F在不僅是中國，在全世界，特別在亞洲，有這樣一個新的趨勢：就業機會沒有增加，但培訓的投入增加較大。原來人力資本不足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現在面臨就業的緊縮，政府老是讓你準備好去就業，而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工作機會。

澎湃新聞：我們談到的這種中介的角色和基礎設施的思路，除了東北勞務移民之外，其他階層的流動也有一定的共性嗎？

項飆： 例如留學中介，這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很多大學生英文都很好，為什么需要留學中介呢？但不止在中國，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留學中介都是很重要的一塊。

留學中介在這里的一個重要作用其實是強化教育的等級制度和學術流動之間的關系。留學中介最重要的工作是把你送到以你的條件——成績也好，錢也好——能進得去的學校。如果沒有留學中介，學生可能很難自己評估應該申請怎樣的學校，他們對不同學校之間的這種等級是不清楚的，而留學中介在幫你流動的時候強化了這個等級制度，它們在保護強化那些所謂的金字招牌。

這類象征意義是有很具體的后果的，包括畢業后的就業、工資，甚至找對象，都是聯系在一起的。這也是一種等級秩序的形成，不是通過國家的管制，而是全球的這種教育體系的管制，那些排位高的、有優勢的學校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地位，但又希望盡量地多賺錢，留學中介就很重要。

澎湃新聞：相比于以前看待移民流動的思路，基礎設施的理論對未來的移民發展研究會有怎么樣的啟發？

項飆：最早的移民理論，主要是從比較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地理學的角度，比如說推拉關系、結構性轉型、剩余勞動力轉移等語言去描述它，是不太看到移民個體的命運、選擇和思考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更多是移民當中的社會學問題，例如他為什么要付那么多錢、他的各種焦慮、跟家庭的關系、跟雇主的勞動關系，這些應該怎么理解。大家越來越關注到移民個體在具體的社會關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然后又有大量的研究強調移民自發形成的社會網絡，比方我們講的僑鄉關系。這可以說是第二波移民研究的思路。

我們想推進的是第三波。這二十年來國際上對移民的研究太關注個體了，覺得流動都是關于網絡、夢想、人生規劃。冷戰后，我們看到了一個流動的大發展、流動的革命、流動的文明，中國更是這樣。移民的社會網絡也通常是在這個視角下講的，說流動人口如何形成自己的網絡，可以繞開甚至突破國家的政策，所謂有“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但我們忘了，這些看起來很自由的流動，過程中有各種各樣的權力關系在產生，流動中有等級、有不平等在強化，一些看起來和全球化很不協調的權力關系會在流動中重新強化。

這樣可以把結構要素和個體要素結合起來。結構講的不是供求關系那樣的結構，這個結構本身是通過實踐構造出來的，像中介鏈、商業關系和行政關系這種又競爭又共謀的、很動態的、較量的關系。這個是結構不是一個固定的結構，但像教育市場中留學中介在推動流動的過程中強化的學校等級體系，它會導致一個結構性的效果，強化等級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