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4月8日，武漢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從1月23日“封城”至今76天，在武漢的人們在十二時辰的不同生存狀態，構成了這段抗疫史的歷史切片。

2020年農歷新年的第一天，凌晨一點。

范學朋穿過武漢市第五醫院住院部5樓病區走廊，這里是由他和團隊剛剛改造完成的隔離病區，僅僅12個小時前，這里還是婦科住院病房，大年三十，一夜間收治了30名新冠肺炎患者。

他去查看一位60歲危重癥患者。“1月24日下午兩點，患者轉運到這里，幾小時后他出現呼吸窘迫，一度心跳驟停，情況危急，我們全力搶救。”在麻醉狀態下，這位危重癥患者正靜靜睡去——他的血氧飽和度一度低至60%，醫護人員把他從死神手里拉了回來。

在ICU病房內，患者被機器、導管和監測設備包圍，各種儀器運轉的聲響起伏交織——這些儀器都是剛剛從武漢市第一醫院運送過來，先緊著危重癥患者用，“我們到五醫院的5樓時，病區空蕩蕩，只有床位，其它什么東西也沒有”。

走出隔離病區，連續作戰十幾個小時的范學朋在緩沖區脫去兩層隔離衣。那時防護物資緊張，他沒穿防護服，把防護服讓給了在隔離病區呆得更久的醫護。

接近凌晨三點，范學朋在辦公室給自己泡了一碗泡面。一邊吃著面，他拿出手機，查看在隔離病房里幾個小時而錯過的手機信息，滑過二十多條拜年信息后，他停在兩條特別的拜年紅包上。

除夕夜零點，范學朋的14歲雙胞胎兒子分別給他發來一個20.20元的紅包，留言“爸爸，好好休息，注意安全。”范學朋笑了，“不善表達的兩個兒子忽然一夜之間長大了。”此刻，一身疲憊似乎一掃而空。

放下手機，范學朋開始總結他來武漢市第五醫院支援抗疫的第一天。

1月下旬，新冠肺炎在武漢全面暴發。湖北省1月2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全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武漢市安排7家醫院騰出3400張床位，專門收治發熱患者。

第五醫院是1月22日武漢第一批收治發熱患者的7家定點醫院之一。1月24日下午兩點，武漢市第一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范學朋臨危受命，帶領一支醫療隊接管第五醫院的兩個病區和三個發熱門診診位。

從1月初建立武漢市第一醫院首個隔離病房，到支援第五醫院，再到帶隊進駐武漢雷神山醫院，最后在第一醫院被緊急征用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重癥定點醫院后，回來成立感染22、23病區，范學朋四換陣地，一直忙碌在抗疫最前線，沒有休息一天。

疫情暴發：一床難求、生離死別

1月24日，大年三十，范學朋來到武漢市第五醫院接管，眼前的景象令他震驚。

“當時發熱門診人已經堆起來了，有人在排隊時暈倒，醫護直接上去搶救，一天門診接診量超過1800人；該院的一線醫護人員嚴重不足，防護物資基本沒有。”范學朋告訴澎湃新聞，“我們抓緊時間，把從醫院帶來的儀器一趟一趟往里搬，一邊調試設備，一邊發現設備耗材不足、管路不足，甚至連吸氧的瓶子都不夠，又緊急從我們醫院調配。”

1月下旬，范學朋在武漢市第五醫院支援時，正是疫情在武漢的暴發期，“一床難求”問題突出，他每天電話不斷，大多是“要床位的”。

“有一天，我接到一名本院職工的電話，是一個科室的主任，他的爸爸感染了新冠肺炎，想到五醫院住院，我實在安排不上。后來聽聞噩耗，那名職工的爸爸很快就在五醫院的急診留觀室走了。沒過幾天，他的媽媽也發病，病區空出一張床位得以入院。”談及武漢當時“一床難求”的現實，范學朋很無奈，“那時我能做的只有全力救治，盡早有序安排康復患者出院，加快周轉速度，收治更多病人”。

如果說無法安排床位是無奈，面對新冠病毒肺炎，這種人類知之甚淺的傳染病，范學朋有時則感到身為醫生的無力。

“我老婆只是你的一個患者，但她是我的全部。”一次查完房返回病區出口，一位中年男子跪下來求范學朋一定要救活他的老婆。面對患者家屬的請求，范學朋感同身受，但他深知新冠病毒的可怕之處——沒有特效藥，相關疫苗也還在研制階段。

每個患者身后都是一個家庭。

“我無法向家屬保證一定救得活，大部分人要靠自愈。從新冠肺炎治療方法來說，氧療和營養補給最為關鍵。新冠肺炎患者跟平時在ICU拼盡全力去搶救的病人不太一樣，有的看上去不錯，卻出現了肺纖維化，因為喘氣生活質量嚴重下降；有的躺著的時候血氧飽和度很正常，一起來上個廁所就低至60%，急性呼吸衰竭……”

在五醫院，范學朋見證了太多生離死別。好在，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迅速建成，“發熱患者得到集中收治”，疫情在武漢朝著逐步控制的方向發展。

1月25日，武漢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決定，除了武漢火神山醫院外，半個月內再興建一所“小湯山”醫院——武漢雷神山醫院，預計新增床位1300張。

2月5日，武漢雷神山醫院交付使用，新增床位1500張。范學朋率45人的醫療隊于6日率先進駐“雷神山”，他在一片工地上成立了該院首個病區——第16病區，收治了44名患者。

范學朋第一天走入“雷神山”時穿的是套鞋，“那時地面還都是水泥”，他和同事們用肩扛、用背駝，把設備、物資搬進第16病區，就連病房的桌椅板凳都是他們從庫房一點點搬的。

“只有我們國家如此強大的動員能力，才能短時間內把疫情遏制住，這在整個傳染病歷史上不曾有過。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火速建立，全國各地醫療隊的八方支援，才能夠實現武漢疫情阻擊戰的勝利。”范學朋說。

搶救重癥患者，他與死神賽跑

在咪達唑侖（一種鎮靜劑）的持續作用下，一位71歲的女性新冠肺炎危重癥患者已昏迷數日——在她最危險的時候，范學朋為她接上了當時全院唯一一臺ECMO（人工肺）。

ECMO從體外接管了患者的肺部，通過靜脈向患者的臟器運送氧氣，并泄出二氧化碳。

這臺造價數百萬元的ECMO由吉林大學捐贈，據范學朋介紹，“捐贈來的設備只有主機，所需耗材當時在武漢極度緊缺，我們只能通過私人關系去別的醫院借，導管是肺科醫院借的，穿刺器是金銀潭醫院借的，這樣才湊齊一整臺能用的ECMO。”

這是武漢市第一醫院3樓ICU負壓房內的景象。這里隨時上演著一場場生死搏斗——進入這里的患者，致死率高達67%。

2月11日，武漢市第一醫院被緊急征用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重癥定點醫院，范學朋從雷神山回到醫院，成立9樓感染22、23病區。后來，又有10支國家醫療隊、1659名隊員，在武漢市第一醫院和他并肩奮戰。

回憶起搶救患者的情景，范學朋依然感到驚險萬分，“這名71歲患者因年齡大、肺部病變重，病情迅速惡化出現呼吸衰竭，醫護人員先后采取了氣管插管、俯臥位通氣等搶救，其肺氧合狀況依然沒有改善。2月26日，經多學科專家聯合會診評估，一致認為應積極給予體外膜肺（ECMO）挽救性治療，才能為患者搶得一線生機。”

據范學朋介紹，他及團隊成員和國家醫療隊組成了聯合專家組，重癥患者會由專家組共同溝通，至少兩個人形成共同意見以后，再對患者進行治療。

會診評估結束，范學朋和同事們迅速將患者轉運至ICU負壓病房。ECMO小組成員一致決定使用靜脈到靜脈模式，為該患者的頑固性低氧和呼吸衰竭提供挽救性呼吸支持。

“當天下午2點，我們兩個團隊進入隔離病區負壓病房，按置管、預沖、監護三個組安排，明確分工，立即啟動。因患者較胖，超聲判斷血管發現，雙側股靜脈位置都與股動脈有重疊，位置不佳穿刺難度大，其間患者還突發快速房顫、血壓降低等險情，負責血管通路的吳彬醫師和負責監護搶救的王小文醫師身穿好幾層防護設備，克服呼吸憋悶、視野不佳等困難，通力配合，靠著平時練就的嫻熟技術，順利完成股靜脈和頸內靜脈置管，連接管道、調試流量、穩定內環境，ECMO終于順利運行起來……”

此時，范學朋和同事們穿著防護服全力搶救已近7小時。

“大家全身濕透，汗水悶在口罩里，長時間壓迫式佩戴口罩，帶子像刀子一樣割在耳朵上……待這位患者呼吸、循環穩定，ECMO、呼吸機等儀器參數調整好，運行平穩后，我們才安心離開。”

正是像范學朋這樣的醫護人員在這場戰役中全力以赴、不言放棄，才從死神手里贏得了時間，為重癥患者的下一步治療爭取了機會。

搶救結束已到晚上，范學朋仍守在隔離病區，進行深夜巡房，以便目睹“夜里真實的情景”。

2月11日至3月18日，范學朋每天參與倒一線班。“每個班4個小時，加上穿脫防護服的時間，每天至少在隔離病房待5個多小時，只有在隔離病房里呆足夠長的時間，才能更好地了解患者治療的情況，改進治療的流程，也有助于我了解戰友的辛苦和不易。”范學朋告訴記者，因為除了查房、安排患者收治工作，他還要處理管理工作，為各醫療隊提供床旁超聲等重癥醫學的相關支持，以及參加會診和會議，他就把自己的一線班排到了深夜。

夜里患者治療少，“以守為主”。凌晨的ICU病房里，醫護人員穿戴防護裝備的不適感此時都放大了，“時間格外難熬”。但范學朋也利用深夜難得的時間，靜靜反思新冠肺炎患者治療平時的問題，“抗病毒藥物使用上，這一次的共識是，不要所有人都用激素；插管治療方面，抗疫初期認為，插管對患者改善意義不大，還會增加醫護人員感染風險，就寧愿用無創呼吸、呼吸機或者高質量吸氧來解決問題，后來發現插管使病人的氣道處于密閉狀態，產生的氣溶膠比我們做無創的時候還要少，并且患者主動吸氣努力減弱，從而對患者的肺部損傷也降低了。”

范學朋在深夜病房里靜靜思考總結著新冠肺炎治療問題，對重癥醫學科主任來說，他必須細致縝密，快速完成一道道生死判斷題。

“活著意味著一切，患者有一線生機就不能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