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讀嘉出品 讀嘉

文/辰路（原創）

這是 讀嘉 的第 15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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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全球爆發的過程中，我國公眾開始有意識地對比起各國政治體制和政治思想的異同。在缺乏對西方政體發展歷史了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做出比較公正合理的判斷。西方政體發展史上，共和制與民主制是“相愛相殺”的一對概念。然而在今天我們卻常常以為他們是近義詞而不做區別。實際上，在西方古典時代，共和制與民主制具有非常大的差別。那么，它們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趨同？它們的爭論又為我們帶來了什么啟示？

一、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共和制與民主制之爭

公元前431年，以雅典城邦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爆發了著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年，時任雅典城邦執政官的伯利克里在殉國將士的葬禮上發表了演講。他用一篇鼓舞人心的演說詞堅定了雅典將士們的參戰決心。在這次演講中他講了這么一句話：“我們為有這樣的政體感到喜悅。我們的政體是其他國家的楷模，而且是雅典的獨創。我們的這個政體叫做民主制，城邦是由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加以管理。”

在伯利克里執政期間，雅典民主制達到頂峰。雅典采取直接民主的方式，由全體男性公民參加公民大會，每隔10天召開一次，投票決定國家的內政、外交等大事。在休會期間，雅典會從公民中抽簽選擇500位公民，組成“五百人議事會”，并由議事會負責處理城邦的日常性事務。而作為最高司法機構的陪審法庭，它的審判是由陪審團做出的，陪審團也完全是由公民中任意抽簽而組成。在理念上，雅典民主制中提倡的人民主權的民主精神無疑值得推崇。

然而在實際運行中，雅典民主制暴露了非常多的問題。在社會結構人口方面，雅典民主制不同于現代民主制，廣大奴隸、婦女、外邦人并不具備參加公民大會的資格。當時雅典的公民大約有16萬人，外邦人和奴隸分別有10萬和14萬。擁有公民身份的人在全體雅典居民中的比例僅有四成。而更大的問題是，雅典輪番而治的民主制度導致政務與案件處理中缺乏專業性，在裹挾多數民意的方式下甚至成為了孕育“多數暴政”的溫床。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蘇格拉底審判。公元前399年，哲學家蘇格拉底被以“不敬神”和“敗壞青年”兩條罪名遭到起訴，案件交到了由500名雅典公民組成的陪審法庭上。“不敬神”和“敗壞青年”兩條罪名是息息相關的。蘇格拉底在雅典城邦中宣揚一種理性的思考方式，教導青年們勇敢質疑現存世界中一切不完善的事物并尋找哲學理念的真理。這與雅典城邦尊敬傳統宗教，不允許質疑“城邦神”的宗教底線發生了嚴重沖突。

蘇格拉底拒絕了朋友和學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議，飲下毒酒而死，終年70歲。

案件的判決分為兩輪。有趣的是，在第一輪投票中，蘇格拉底以280票對220票被判有罪；而第二輪投票前，蘇格拉底見大勢已去，干脆選擇更激進的辯論方式，更加激怒了陪審團。在第二輪投票之后，審判團以360對140票的懸殊差距，宣布蘇格拉底正式被判處死刑。蘇格拉底本有機會逃獄，但他最后選擇留在獄中服毒自殺。

蘇格拉底的審判與耶穌的審判一同構成了西方文化中兩次最有名的審判。蘇格拉底的死亡意味著，雅典城邦的民主制是不容納其他思考方式、缺乏寬容的民主制。雅典民主制將多數人的意志包裝成法律與權威，拒絕保障少數人的自由甚至是安全，這與法律本身應當是保護全體公民的精神是相違背的。

蘇格拉底死后，雅典民主制的聲譽一落千丈。其中最致命的批評聲音來自于另一位古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是一位真正的“帝王師”，在公元前343年時，他被馬其頓國王腓力浦二世聘請擔任當時年僅13歲的亞歷山大的老師。在亞里士多德的影響下，亞歷山大在登基后也保持著對科學和知識的尊重態度。眾所周知，亞歷山大是一位軍事奇才，馬其頓帝國的版圖在他統治下達到頂峰。他不僅統一希臘全境，還將帝國的版圖拓展至歐亞非三大洲。公元前335年，亞里士多德回到了雅典，并在亞歷山大的扶持下仿效蘇格拉底創辦了呂克昂學院。在呂克昂學院中，亞里士多德對著雅典青年們重新講授哲學。

在講學的課堂上，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政體六分法”，這是他觀察希臘158個城邦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匯總。他將政體區分為正宗政體和變態政體，根據三類統治情況分成六類政體。一人統治分為王政和僭政；少數人統治分為貴族制和寡頭制；多數人統治分為共和制和民主制。它們兩組之間一一對應，區別在于前者以公眾利益為目的，后者以私人或部分群體利益為目的。

民主制便是亞里士多德口中的變態政體，之前的雅典政治顯然是他批判的靶子。雅典主導的民主制缺乏寬容，動輒就形成“多數壓力”。它的危險在于，法律和政策頒布最終決定于公民的投票數量，而平民顯然是占據城邦居民中的大部分的群體。因而，平民集體憑借數量上的優勢，輕易凌駕于城邦法律權威之上。在野心家的慫恿下，平民意志容易走向偏激，社會階層之間的對立也經常會被激起。例如，古希臘采取民主制的城邦時常會采用取締富人財富的舉措。這在造成政體不穩定的同時，也使政體走向極端化。因此，亞里士多德稱極端的民主制便是集體僭政。

亞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政體便是共和制。共和制實質是一種混合政體，它是君主、貴族和平民權力的混合。平民并不直接參與政策決定，而是通過官員選舉和監督的方式提供權力制衡；貴族和君主憑借自己政治知識上的專業性，相對獨立與高效的決定政務，但在民眾的監督下始終著眼于公眾利益。亞里士多德提到了平衡作為政治的藝術，他說：“共和政體中的各個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愈平衡，這個政體就會存在得愈久。”后來的羅馬共和國則是這類政體的典范。

羅馬共和國初期的政體是貴族制，在公元前5世紀頒布的《十二銅表法》中，平民與貴族是禁止通婚的。當時羅馬貴族氏族只有50家，只占羅馬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它走向共和政體的方式，是在貴族制中不斷增添民主制因素。羅馬共和國軍事征服的過程中，“百人隊軍制”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十個小組組成一個百人隊，由一名百夫長指揮。平民不僅構成了羅馬軍隊的主力，軍隊中也涌現越來越多平民出身的百夫長。然而在政體中平民權力低下的現狀讓他們非常不滿，平民們采取了一個特殊的斗爭方式，即“撤離運動”。在戰爭期間，平民攜帶武器以集體退出戰爭相威脅。

圖片中間的即位羅馬軍隊中“百夫長”的典型形象。左側是軍團指揮官，右側是普通衛兵。

吸取希臘民主制在階層對立中走向偏激的教訓，羅馬的統治者決定在政權中引入平民勢力。這一制度的典例是“保民官”。專職保衛平民權利的保民官打破了貴族壟斷高級官職的局面，平民取得擔任高級官員的權利。保民官有權否決高級官吏的命令、元老院的決議以及擬提交給人民大會的建議等, 只要他認為這些決定侵犯平民利益。這極大改變了平民在政治上的被動局面，平衡了貴族與平民的力量格局。

在羅馬政體的設計中，執政官代表傳統君主勢力，元老院代表貴族勢力，保民官是羅馬共和政體中平民勢力的代表。當然總體上而言，貴族掌握的元老院是羅馬權力的中心，這也符合亞里士多德提倡“中庸”和“中等階級”的治理理念。憑借混合政體的獨特創制，羅馬既保障政治決策上的專業與獨立，又將平民的制衡與監督發揮到極致。這一政體設計最終促使羅馬政治趨向平衡和穩定，并孕育了保障個體權利的羅馬法傳統。

二、美國建國初期的制憲爭議

可能與大部分讀者印象不同的是，在亞里士多德的影響下，民主制在西方語境中長期是一個帶有較大貶義色彩的詞匯。我們對雅典民主制的贊美，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我們當代理念的投射。在當時，政治立場傾向于平民一方的思想家，也通常樂意把共和制而非民主制視作自己理想中的未來政體。

在教權勢力較大的中世紀和君權獨裁的早期現代西方歷史中，共和制和民主制的支持者并未出現明顯的分化，他們在反對權力專制的立場上是頗為一致的。民主制與共和制都是君主制的反義詞。由于相較君權勢力的弱小，這一時期的共和制的支持者往往也是民主制的支持者，反之亦然。然而，在君權勢力被迅速清除后的北美，共和制和民主制支持者表面的和諧在建國初期的制憲會議上被迅速打破。

美國在1776年宣布獨立之后，最初制定的憲法是1781年正式批準的《邦聯條例》。其在北美13個獨立州被承認為最高憲法。出于對英王專制統治的厭惡，《邦聯條例》極大弱化了中央權力。它是一個旨在保護州權、重視州議會權力的條例。邦聯國會是唯一的邦聯性組織，但它卻幾乎沒有權力管理各州的財政問題。在該條例中，甚至不存在中央一級的領導人和法院。同時，《邦聯條例》還提出了嚴苛的表決條款，規定所有全國性的重大事務必須有9個州同意才可執行，而對本條例的修正必須要13個州全部同意。

在《邦聯條例》運行的幾年時間里，北美各州出現了一股民主制泛濫的政治氛圍。由于北美不再存有君主或貴族的權力代表，代表人民的州議會成為了唯一的權力主體。州議員由各州人民選舉產生，宣稱堅定代表本州的利益。議員為了迎合本州選民，只在乎特殊的地方利益，并不在意全國性的公共利益。這使得各州之間利益協調難度極大，很少能有9個州意見一致而通過重要立法，政府效率極其低下。另外，《邦聯條例》在金融方面存在重大缺陷，邦聯議會缺乏強制性的直接征稅權利，這使得中央機構運行舉步維艱。

美國社會精英普遍對《邦聯條例》感到不滿。比如，麥迪遜聲稱“各州議會出現了民主的放肆”。州議會直接民選的方式使得它喪失了判斷公共利益的定力，極容易在各州特殊利益的脅迫下做出不公正的抉擇。1787年5月，北美的55名代表來到費城，嘗試討論制定一部新的聯邦憲法草案。麥迪遜擔任了本次制憲會議的主席。

麥迪遜清楚地劃分了民主制和共和制的區別：“在民主政體下，人民會集合在一起，親自管理政府；在共和政體下，他們通過代表和代理人組織和管理政府。”麥迪遜重新提出了兩制之爭，并明確表示他支持共和制，反對純粹的民主制。在制憲會議以及之后在各州議會關于是否批準新憲法的辯論中，我們通常把贊同新憲法的稱為“聯邦黨人”，把反對新憲法的稱為“反聯邦黨人”。

詹姆斯·麥迪遜是美國國父之一，他主張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且全盤修改《邦聯條例》，是一位聯邦主義者。

反聯邦黨人盡管也認為先前的《邦聯條例》存有問題，但依然認同它的立憲原則，維護小共同體的州權。他們非常警惕中央權力的擴張，認為大國的治理勢必要依賴于強權，而新的聯邦政府容易危及到人民的權力，甚至出現新的類似英王的專制。反聯邦黨人沉浸在小國的思路中，認為政府與人民需要盡可能保持直接性關系，才能有效防止暴政的出現。因此，他們主張由人民控制的“單一議會制度”，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與議員任職期要短、輪換要經常、數量要多，以此來保障政府對人民的忠誠。

然而反聯邦黨人的主張并不受到大家的認可，麥迪遜代表了制憲會議絕大多數代表的心聲。他們都不滿于之前邦聯議會在財政和對外政策上的軟弱無力。在麥迪遜等聯邦黨人的主導下，1787年憲法在法律制度上推翻先前的1781年《邦聯條例》，在政治思想上則借用共和政體的原則以期修正民主泛濫的動蕩現象。

從小共同體邁向大共同體，是1787年憲法的重要調整。聯邦黨人指責反聯邦黨人將美國政治倒退回希臘城邦時代，而“多數壓迫”恰恰是這一民主制的最大危險。聯邦黨人論述了大國的好處，它既能擁有大君主國式的對外力量，又能在內部兼具小共同體的自由。治理范圍的擴大，有助于利益集團品類的多元，防止單個利益集團的強大控制力。多元利益集團之間進行協調與合作，才能真正避免“單一話語”下的多數暴政。

采取代議制并賦予政府各機構的相對獨立性是1787年憲法的另一大舉措。在人口大幅增長和地域擴展的美國，政治共同體早已超越小國寡民的范圍，代議制是不可避免的選舉方式。如果把權力無條件的交給人民控制的“單一議會”，美國政府可能會損失政治操作上的獨立性、專業性和高效性。聯邦黨人堅決要求成立“參議院”，并將其定義為穩固的中央機構，以求有別于與人民相關性更強的“眾議院”。聯邦黨人主張議員有較長的任期、較少的輪換以及數量上的精簡。他們認為代議制既保留了民主制的人民主權精神，又使得選舉出來的代表具備較高的政治素養和獨立判斷力。

根據1787年憲法第一條第三款，美國參議院正式成立。美國每一州均有兩位議員作為代表，與各州人口無關，全院員額為100名議員。參議員任期六年，相互交錯，每隔兩年改選約三分之一席。該院基本符合聯邦黨人的政治構建設想。

同時，新憲法借鑒羅馬混合政體中的執政官，設立了權力強大的民選總統。新憲法賦予總統對議會決議的否決權，大大強化了總統的獨立性。另外，為了防止“蘇格拉底之死”的再次出現，新憲法強調司法機關必須在不受外部干擾的情況下運用司法審判權。機構人員由超越黨派的專業大法官組成，而且大法官是終身任職的。

在激烈的辯論之后，聯邦黨人的建議被悉數采納，新的美國憲法被提交給各州審議。1788年6月21日，新罕布什爾州成為第九個批準新憲法的州，實質上終止了《邦聯條例》。在1790年5月29日，羅得島州成為最后一個加入1787年新憲法的獨立州。《邦聯條例》被徹底廢除，1787年的新憲法成為美國直到今天仍在尊奉的憲法。

美國新憲法帶有濃厚的混合政體的痕跡，對羅馬政體進行了創造性的吸收、轉化。原本是君主、貴族、人民三類不同性質的權力相互制約，美國卻改以行政、立法、司法三類政府內部的權力進行分權制衡。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將美國新憲法視作共和制對民主制的再次勝利。古典的共和政體混有君主、貴族和人民三類權力，而美國政體只剩下人民單一的權力來源。美國利用代議制的選舉制度繼承了古典民主制的內核，將民主制的精神融入了共和制的制度設計中。共和制與民主制在古典語境中差距甚大，卻在美國制憲的過程中逐漸加以現代化的改造，最終交匯成“民主共和國”的稱呼。這也是在當代的語境中，民主與共和被視作同義詞的原因。

三、自由主義與有限政府思想的孕育

為了適應美國建國初期的政治與外交局勢，一個集權的聯邦政府勢在必行。新憲法采取了共和混合政體的思路，削弱了原本人民過度膨脹的直接政治影響，加強政府部門的相對獨立性。在權力平衡的方面，新憲法努力凸顯政府內部的分權制衡而淡化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因此在這一時期民主與共和的交鋒中，共和仍然占據上風。美國學者戈登·伍德對美國初期的政治思想概述中就提到，當時沒有個人主義傳統的位置，它被共和主義淹沒了。如果需要嚴格界定的話，美國國父們也更樂意把自己設計的政體稱呼為共和制而非民主制。總體而言，他們對政治精英的信任要大于對普通人民的信任。然而，此時在歐洲不斷孕育的自由主義傳統改變了這場思想較量的格局。

自由主義的思想發起者是18世紀初的洛克。我們在《言論自由的思想是怎樣萌芽和發展的？》提到，洛克從宗教寬容的思想出發，主張公共權力與私人領域的界別，以此初步確立起私人活動的自由權利。洛克認為包括財產權在內的個人權利是天賦權利，先于任何政府存在。而作為公民簽訂契約而派生的政府，應當承擔起捍衛公民個體權利的職責。盡管如此，洛克的自由主義并未直接導向有限政府的結論。他認為政府是公民自由的集中體現，公民的個人生活與政治生活緊密關聯。而完成有限政府推論的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

1723年，亞當斯密出生在蘇格蘭一個叫寇克卡迪的小鎮。他的父親是海關官員，因而亞當斯密從小見證了小鎮在航海貿易的影響下，一步步邁向商業社會的過程。商業社會是當時一個全新生長的社會形態，完全有別于傳統的政治生活。傳統政治生活強調人們的公共道德和公共精神，逼迫人們的個人利益服從公共利益。而在商業社會中，人們可以從利己心出發，通過與陌生人之間的商品交換，最終卻能構筑起一個利己利他的理想社會。因此，亞當斯密對商業社會產生了好感，卻對政治生活較為冷淡。

亞當斯密是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奠定了“自由市場”理論，被譽為經濟學之父。

亞當斯密的地域身份加深了這一思想傾向。部分讀者會誤以為亞當斯密是英國人，但必須注意的是，亞當斯密是蘇格蘭人。1603年，由于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死后王位后繼無人，她的表侄孫、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得以兼任英格蘭國王，實現兩國的王位聯合。但是兩地在經濟發展上差異極大，英格蘭甚至不允許蘇格蘭參與它在殖民地的經濟拓展活動。1695年蘇格蘭建立自己的殖民貿易公司，當它試圖在巴拿馬附近建立第一塊殖民地時，遭到了西班牙殖民軍隊的圍攻，而英格蘭居然袖手旁觀。

蘇格蘭在經濟上的弱勢地位迫使其接受英格蘭的統治。1706年，蘇格蘭和英格蘭兩地議會進行談判，并最終宣布議會合并，共同組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雖然在聯合王國的秩序下，蘇格蘭議會在頒布地方法令上仍保有一定獨立性，但它已經接受英國議會的控制。然而，蘇格蘭社會中獨立勢力始終存在。蘇格蘭學界中的啟蒙學派面臨一個現實問題：如何在不得不與英格蘭組建聯合王國的情況下，仍能保持蘇格蘭的獨立性與蘇格蘭人特有的民族品質？

當時在蘇格蘭學者的范圍內，許多人致力于經濟工程與文學社團的建設，亞當斯密參與過其中幾個著名的社團。他們把蘇格蘭議會視作聯合王國恩賜的產物，認為議會只是一個虛假的獨立符號。因此，亞當斯密嘗試尋找一個對議會政治的取代方案，并以此作為保全蘇格蘭獨立性的標志。而蘇格蘭的商業社會正是亞當斯密眼中的希望，他把商業社會視作蘇格蘭人政治生活的替代品。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非常強調商業社會的“自然自發性”。他的意思是，商業社會能夠自發形成一種良好的社會秩序。人們在不斷的商品交換、交往中會依靠私己心的引導，自然而然地做出有利于社會公共利益的事情。政府要做的正是去保護商業社會的“自然自發性”，而不是介入甚至破壞它。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有限政府”的理論，并把政府稱作“守夜人”。他給政府制定了以下幾條職責：

第一，保護社會免于其他社會的暴力和入侵的責任；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免于其他成員的不義或壓迫的職責；第三，建立和維持某些公共設施和公共機構的職責。亞當斯密提出了政府在軍事、安保、法律裁決和社會福利保障上的職能。總而言之，他大大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并將政府的工作視作對商業社會的補充與保護。

19世紀初的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貢斯當也為斯密提供了有力的論據。他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中指出：古代人的自由是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自由，但這是建立在私人生活被全盤公共化的基礎上。在古代會有許多對公民私人生活監督的監察官，公民毫無個人自由可言。而現代人的自由恰恰是不受政治生活控制的自由，人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私人事務，并在商業社會中尋求個人價值和建立成就。

亞當斯密和貢斯當代表了自由主義經典的看法，他們將政府過大的權力視作一種罪惡，它的存在只在保護公民個人自由的方面才是必要的。在他們眼里，普通人民的自發生活秩序才是更加可貴的。因此，他們主張淡化政府而凸顯人民生活的自主性。在其他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下，自由主義逐漸成為西方政治的主流思想。崇尚個人權利而主張限制政府權力，這一思想主張促使西方“民主共和制”的設計中開始更強調“民主”，有益淡化“共和”的色彩。經歷自由主義與有限政府思想的影響，西方語境中“民主制”這個詞身上的貶義色彩逐漸褪去，轉化成一個褒義色彩更濃的詞匯。“民主制國家”也取代“民主共和制”，成為西方國家政治中主流的自我稱呼。

四、共和與民主在當代價值理念上的補充

共和制與民主制在政體設計上的差異越來越小，但他們在學術理念上的分歧卻越來越清楚。在哲學文化領域中，共和主義思想和自由主義思想的爭論實際上延續了這場共和與民主之爭。自由主義普遍認為個體先于共同體存在，把共同體視作個體的派生物，共同體要保護的是個人的自由。與之針鋒相對的是，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共和主義思想家則把共同體視作個人自由的“構成性”要素。個體從一開始就身處在共同體之中，并不存在先于共同體的孤立個人。換句話說，沒有共同體的自由就不存在個人的自由。

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將自由視作實現的對象，但是他們對實現的方式理解差距很大。當代著名學者以賽亞·柏林在1955年的論文中提到了兩種自由的區分。第一類是消極自由，指的是被動意義上的自由，即不讓別人妨礙自己選擇的自由。消極自由強調免于強制和干涉的狀態，主張人的意志不受他人的強制；第二類是積極自由，指的是主動意義上的自由，即我可以基于自身的主動意志而去做事情。積極自由強調的是“我統治我”這類自主形式，且更側重人的行動與作為。共和主義傾向于積極自由，而自由主義傾向于消極自由。

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消極自由是自由的底線和原則。保護每一個個體的消極自由，是自由生長的起點。不恰當運用的積極自由，完全可能破壞別人的消極自由。舉例來說，歷史上的納粹德國借由“積極自由”的名義，曾肆意剝脫本國和他國公民的自由權利。這也是以賽亞·柏林最終還是傾向于認同消極自由的原因。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的是，自由主義消極自由的主張確實是不完美的。

在二戰后，發達的民主國家社會內部普遍出現了政治冷淡的氛圍。過分強調個人自由使得人們對共同體的責任相對弱化，社會凝聚力發生松懈。在西方當代政治中較為明顯的例子就是“低投票率”。自70年代起，各次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就開始低于60%，在1996年甚至低至50%。1994年，德國當代哲學家哈貝馬斯提出了“唯私主義綜合癥”一詞，指稱那些不愿意參與公共社會、不想承擔公共責任的公民心理。

對于這個問題，美國政治哲學家布魯姆的批評聲尤為尖銳刺耳，他在1987年出版了《美國精神的封閉》一書。他刻畫了在現代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們，嚴重缺失了古典的公共道德的理解。由于自由主義強調公私劃界，道德作為一種私人領域，國家不應提出任何要求。這導致美國公民逐漸陷入到虛無主義的泥潭中，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卻遺忘了建國初期的公共精神。他們不再關心善惡的公共標準，不再關心公共善。在這個意義上，布魯姆挖苦說美國人的精神正在走向封閉。

布魯姆的原意是為了刺激美國人日益封閉的精神狀態，他甚至宣言說他寫這本書就是為了故意激怒這批人的。但沒想到，這本書反而成為了美國最暢銷的書籍之一。在布魯姆的批評下，人們開始反思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過度泛濫。在學界中，英國的劍橋學派與美國的共和史學派都在提倡“新共和主義”的歷史解釋方法。他們希望重新恢復人們的公共生活，鼓勵人們積極參與到公共生活中，提倡公共精神，并再次激發起人們對共同體的歸屬感。

布魯姆在《美國精神的封閉》書中批判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盛行的虛無主義及文化相對主義，力求重新尋找古典的公共價值。

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共和主義與其說是對自由主義的否定，不如說是對自由主義的補充。新共和主義并不是主張政治精英的相對獨立性，而是站在每個個體的角度上，嘗試將公共精神重新納入到個體生活之中。他們的理論是對廣大公民的一個有力提醒：不要將共同體視作個體自由的負擔或對立物。充分的個人自由，恰恰是在共同體的共同生活中實現的。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爭論，還將長時間延續下去。

那么這場爭論，

對于我們普通人的意義在于哪里？

西方歷史中不斷綿延的民主與共和之爭，在其中最大的贏家正是普通人。人類政治的歷史是一個從精英民主轉向大眾民主的演變過程。民主制由一個貶義詞轉向褒義詞，政治對普通公民能力和品質的不信任轉向信任。人民選舉權的不斷擴大，公民參政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增加，政府權力制衡與法治的不斷推進，這些都在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于每一個人的權益。

民主、共和概念的使用背后蘊含著一系列復雜的歷史演變過程。我們絕不能脫離語境的去談論好與壞，甚至將一些概念夸張為從古至今的真理。我們在認同一些立場的時候，也要努力去了解它的競爭對手甚至是對立面。在多元理念的相互競爭與補充之中，人類走在了通往理想政體的康莊大道上。

注 釋

①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② 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③ 《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④ 洛克：《政府論》，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⑤ 亞當斯密：《國富論》，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

⑥ 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⑦ 布魯姆：《美國精神的封閉》，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

原標題：《人們常常并提的“民主”和“共和”是同義詞嗎？|讀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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