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衛報》發表《新冠病毒并未懸置政治，它揭示了權力的本質》（Coronavirus has not suspended politics-it has revealed the nature of power）一文。朗西曼認為，我們可以在封鎖中看到政治的本質仍然如同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樣：即一些人有權告訴另一些人該做什么。疫情揭示出政治更為本質和原始的一面，任何政體的核心（包括民主政體在內）都具有不可避免的專斷成分，而在民主適應能力和專斷之間對這種權力的爭奪將重塑所有人的未來。以下譯文略有刪節。

人們一直說對抗新冠是一場戰爭。果真如此嗎？給這次危機帶來戰爭感的是正常政治討論的明顯缺失。英國首相在電視上向全國做了頗為悲觀的陳述，要求減少我們的自由，反對派領導除表示支持外，其他什么也沒做。如果議會現在能夠正常運行，看上去也僅僅只能通過議案。大家被困在家中，他們的戰斗也僅限于家庭領域。有關于“國家聯合政府”的討論。常態的政治活動已經消失。

但這并不是政治活動的暫停，而只是將我們的政治生活的表面揭開，讓下面更為本質或原始的內容突顯出來。在民主政治中，我們傾向于認為政治就是我們支持的不同政黨之間的競爭。我們的關注點在于“誰”和“什么”：應該投票給誰，他們能給予我們什么，誰最終獲益。競選成為擺平這些爭議的途徑。但更重要的問題是：任何民主政治都一直圍繞著“怎么辦？”——政府如何運用我們賦予他們的巨大權力？當他們使用權力時我們應該如何回應？

上述問題是政治學家一直在思考的，但他們現在沒有那么理論化。正如疫情顯示的那樣，確證了政治本質的主要事實是：需要一些人告訴其他人做什么。所有現代政治的核心都是個體自由和集體選擇之間的交易。這就是哲學家霍布斯在17世紀提出的“浮士德協議”，當時英國正因真正的戰爭而四分五裂。

正如霍布斯所述，執行政治命令就是掌控公民的生殺大權。我們將這種權力讓渡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們相信付出如此代價可以保證集體安全。但同時這也意味著我們將關乎生死的決定權交給那些最終不由我們掌控的人。

那么現在主要風險在于那些接受命令的“終端”并不按照旨意行事。到了那種境地，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國家使用強權，大家被迫服從；要么政府職能全部癱瘓。霍布斯認為這是我們最應該擔心的結果。

在民主政體中，我們可以奢侈地等待下次選舉，用政客犯下的錯誤懲罰他們。但當基本生存受到威脅時，這只能是勉強的安慰。不管怎樣，這也不能算作懲罰。他們可能會失去工作，然而鮮有政客最終窮困潦倒，但我們卻有可能因此失去性命。

這些選擇的本質往往會被民主規則中的共識尋求所遮蔽，但還沒有完全消失。政府竭盡全力用一種常識般的建議話語來包裝其決定，并稱仍然相信個體能做出正確判斷。但就歐洲其他國家的經驗來說，隨著危機加重，嚴峻的現實變得更為清晰。看看意大利市長向民眾怒吼、讓他們待在家里的視頻就能說明問題。“投票給我，否則另一個人就當選了”是民主政治的常規操作；“請這樣做，否則……”是原始的民主政治。如果這樣，看起來和其他政體毫無分別。

這次疫情還揭示了其他一些殘酷事實。中央政府的確發揮著重大作用，碰巧處于哪個國家也很關鍵。盡管疫情蔓延是全球現象，不同的地方都有相似的狀況。但疫情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個政府的決斷。關于何時采取行動以及干涉范圍的不同看法使得沒有兩個國家的疫情是一樣的。最終我們會知道是非對錯。但就現在而言，我們只能任憑決策者的擺布。這也是霍布斯曾經警告的：所有政體的核心都有不可避免的專斷成分。這是個體政治判斷的專斷。

在封鎖之下，民主國家顯現出它們與其他政治體制的共同點：這里的政治活動最終也與權力和秩序有關。但是，我們也開始看到一些基本差異。民主國家并不是更友好、更友善和更溫和的地方。他們可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但最終不會持久。然而，民主國家確實更難做出真正棘手的選擇。先發制人——在問題變得尖銳之前解決問題的能力——從來不是民主的強項。我們等到別無選擇時才去適應。這意味著民主政體總是在疫情變嚴重之后才開始行動，盡管有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擅長追趕。

中國等國家同樣發現，在不得不面對危機之前，很難開始行動。但是當行動不可避免時，他們可以走得更遠。中國人的封鎖通過嚴格的先發制人成功遏制了疫情。民主國家同樣具有嚴控的能力——正如發動20世紀全面戰爭時那樣。

但是在戰爭中，敵人就在面前。而這種疫情期間，病毒僅出現在日常的連串感染和死亡中。民主政治變成一種太極拳：國家不知道誰的身體是危險的。

一些民主國家設法更快地適應：在韓國，通過廣泛追蹤和對病患接觸者的大面積監控來控制疫情。因為他們在處理2015年中東呼吸道綜合征爆發時已擁有了這方面的經驗，這也塑造了公民的集體記憶。以色列也許比很多歐洲國家做得更好，不過它長期處于戰爭狀態，適應起來會更容易。但其他國家在疫情進行中補課就會困難重重。

近年來，全球政治有時似乎只是在專家統治的對抗形式中做抉擇。西方在民主制度的約束中，由經濟學家和銀行家來統治。從而造成的印象是，真正的抉擇變成了那些讓龐大復雜的經濟社會系統運行起來的技術判斷。

但在過去的幾周中，另一種現實浮現出來：最終的評判在于如何使用強權。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專斷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民主適應能力和專斷之間對這種權力的爭奪將重塑所有人的未來。我們與霍布斯在將近400年前試圖逃脫的可怕暴力世界相距甚遠，但我們的政治世界仍然在霍布斯所討論的范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