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格萊德：唯有生活永恒

曹然（文/圖）

我來到貝爾格萊德，乃至一次又一次回到貝爾格萊德，是為了尋找一個夢境，一個與真實難舍難分的幻境。

1941年德軍入侵南斯拉夫王國時，人們為躲避空襲進入地下防空洞。日復一日，他們生產軍火、嚴陣以待，但進攻遲遲沒有到來。他們索性繼續地上的生活，尋歡作樂、墜入愛河，忘卻了時間。在這里演奏音樂一樣狂野奔放，婚禮上照舊朝天射擊。五十年后，他們意外重返地上，發現戰爭仍在繼續。“打倒納粹！”他們抄起步槍，把鏖戰正酣的各族士兵統統擊斃。他們徘徊在迷宮般的地下甬道中，哀號：“沒有南斯拉夫了？這是什么意思？我要回南斯拉夫去！”

這是大導演埃米爾·庫斯圖里卡的《地下》。我通過電影第一次觸摸到這片土地悲劇的歷史循環，念念不忘那行著名的字幕：“曾經有一個國家，叫南斯拉夫……”劇終是超現實主義的一幕，復活的眾人在河岸上狂歡痛飲，腳下的土地突然與大陸分離，載著他們翩然遠去。我想知道，被留下的大陸現在如何？又是怎樣的時光膠囊，能使如此動蕩流離的生活成為半個世紀的常態？

 老街的一次日落 
 

貝爾格萊德，曾是這個國家的首都。

揮之不去的念想引領著我，直到2011年的夏天降落在這個城市。我乘著機場巴士穿過郊區冷清的田野，穿過灰暗、丑陋、龐大的社會主義住宅區，駛入多瑙河大橋。灰白霧氣中，對岸老城區始建于羅馬時代的堡壘和奧匈帝國時代的建筑群猛然舒展。還未來得及感嘆，巴士已經穿過火車站前街駛向“斯拉夫廣場”，毀于轟炸的國家電視臺大樓赫然矗立。優雅的新古典主義街區環繞著它扭曲的鋼筋和粉碎坍塌的水泥立面。

那一瞬間，1999年的硝煙飄進了這個盛夏寧靜的清晨。我意識到無論籠罩著怎樣的浪漫與傳奇，此地的生活首先是血淋淋的現實。從那天起，我無數次站在馬路對面凝視這座廢墟，看神色淡然的行人從安全棚下穿過——“當心石塊墜落”。有些人望了它一會兒，又扭頭向前，或許在回憶北約轟炸的那些夜晚。作為一個傷痕或勛章，它一直被保留在貝爾格萊德市中心，直到今天。對我而言，這座城的象征不是古老的城堡或繁華的中央大街，而是它。我不知能否理清這些錯綜復雜的歷史與現實、傳說與神話，但一個聲音擊中了我：這就是塞爾維亞。這就是你在找的。

（一）“貝爾格萊德不愿被描繪”

不像倫敦、巴黎之類的名城在文學中不朽，對貝爾格萊德的描繪難以尋覓。西巴爾干的作家們，如伊沃·安德里奇留下了史詩般的維舍格勒，數不清的波黑作家歌頌過熱烈的薩拉熱窩，米洛拉德·帕維奇創造了神秘的哈扎爾世界，但貝爾格萊德始終維持著模糊的面孔。

塞爾維亞作家莫姆切洛·卡普爾名聲并不響亮，但他罕見地寫出了這座城的精髓。他認為，貝爾格萊德習慣于藏起自己的靈魂。它不愿被人描繪，從不在鏡頭前擺好姿勢，永遠處于運動之中。在相片中，它看起來如此平常，似乎可以是任何一座歐洲城市；它不像巴黎、倫敦、羅馬、布達佩斯或莫斯科擁有標志性的景致。貝爾格萊德的心在哪里？它哪里都不在，又無處不在。它在于街頭飽經戰爭風霜的平靜老人們，在于餐館里坐下來和客人共飲的侍者，在于那些你永遠不會感到身為陌生人的喧囂街道，女孩們掩飾過的貧窮之下是驕傲優雅的富人派頭，還有那些無論發生何事都不會背井離鄉的居民；“城市交織的街道、橋梁和河流如同我們的心血管圖……它永不會吸引追求美的收藏家，但會在徜徉過這些街道的人心中激起幾近痛苦的渴望。”卡普爾寫道。

 老城全景 
 

我對這種渴望如此熟悉，它可以被聽到、聞到、看到。

這是我在塞爾維亞的第一個清晨。在“斯拉夫廣場”附近的旅社被緩慢的教堂鐘聲喚醒，推開窗便可以看到世界第一大東正教堂——圣薩瓦的圓形穹頂。無論古典或社會主義時期的建筑，皆灰暗、樸素卻整齊，彼此和諧相依地往教堂高地綿延而去。隨著鐘聲，還有小巷里收舊貨的吉卜賽人的鈴聲，鄰里元音飽滿的談話聲，隔壁蔬果市場的車水馬龍聲。正對門的小鋪子里飄來煎漢堡排的香氣。“首先要嘗嘗他家的漢堡，”旅社前臺卡特琳娜說，“城里數一數二的正宗諾維巴薩爾風味，純牛肉。”諾維巴薩爾是塞爾維亞西南地區，受奧斯曼土耳其影響深遠，居民多為穆斯林。

 夜幕下薩瓦河兩岸 
 

花大約一點五個歐元買了漢堡——巨大的本地扁面包裹著還在滋滋作響、夾著洋蔥粒的漢堡肉，還有摻了辣椒末的軟奶酪。和路人一樣邊吃邊走，轉角就是弗拉查爾蔬果市場。來自附近村莊的農民們趁周末開著小貨車來擺攤吆喝，“最好的草莓！番茄！自家種！”

就在我應接不暇的時候，響起一個聲音：“你會說英文嗎？”口音帶著塞爾維亞式的驕傲。

我抬頭一看，目測是一位五十來歲的先生。雖然頭發灰白，但一絲不茍，頭戴牛仔帽、身穿polo衫，皮膚曬成紅黑色。他自我介紹名叫斯拉夫科，是一位工程師。得知我來學塞爾維亞語，又是學南斯拉夫史的，他大感意外。我告訴他，我還希望讀懂塞爾維亞人。

“我一輩子都在這里度過，以后也會留在這里。你找對人了。”

他揮揮手，示意跟著他走。

從此，跟著斯拉夫科閑逛成了我每周的固定項目。

 世界最大東正教堂-圣薩瓦教堂 
 

弗拉查爾市場周圍的建筑多是20世紀早期的產物，大氣、簡潔的現代主義風格在今天依然體面。斯拉夫科就住在其中一棟公寓樓里，雪白的陽臺上點綴著鮮花。沿著小巷下坡不遠，就是曾屬于他祖父的奧斯曼式小平房，大門緊鎖，我分辨不出墻壁原本的顏色。

斯拉夫科的祖父母來自黑山北部，20世紀初遠赴美國謀生，在芝加哥做礦業生意賺了點錢。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卡拉喬治王朝宣布建立史上第一個聯合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人的國家：南斯拉夫王國。他們當即決定回歸故土。“這里是他們的根。”斯拉夫科說，“他們相信一個無與倫比的新國家誕生了。”

這里見證了他的家族在貝爾格萊德的輝煌起點，也見證了他們從資產階級一夜回到無產。二戰后，隨著社會主義的到來，房子和店鋪都被政府收去，直到今天還未走完歸還程序。

 20世紀初的現代主義風格劇院 
 

還是在這里，斯拉夫科見證了南斯拉夫最后的日子。我們走進居民樓背后的庭院，下到一處黑洞洞的地下掩體，入口處已經扔滿了垃圾。1999年春天那場長達七十八天的轟炸里，這就是居民們的避風港。“我只來過幾次。后來我想，隨它去吧，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床上。”4月的一個深夜，炮彈擊中了弗拉查爾街區的一座居民樓。

這一切似乎非常遙遠了。

我們坐在貝爾格萊德最古老的咖啡館——Znak Pitanja（意為“問號”）的后院，在午后溫和的陽光里，雨后空氣格外清新。問號咖啡館以塞爾維亞傳統菜聞名，19世紀初就開業，是城里保存最完好的奧斯曼小樓之一。兩百年來無數塞爾維亞的知名人物都是這里的常客；詩人、作家、政治家、音樂家聚會在此，墻上掛著他們的畫像或是照片；室內保持著19世紀的風貌：厚重古樸的圓木桌，一百多年前的座位，昏暗的油燈般的光線，民族樂器古斯萊掛在墻上，還有眾多圖片展示著這里的歷史。這里的菜號稱是最正宗的塞爾維亞菜，總能勾起貝爾格萊德人的自豪感。

 老城一處無名的涂鴉 
 

服務也帶著塞爾維亞式激情。侍者甚至能記得你的名字，上菜動作如行云流水：這位小姐的沙拉，先生您的酒，那是魚湯；哦對對對，這個時候味道最好了，請您慢慢欣賞，祝胃口好，還要來點什么嗎，沒問題，為您效勞！

每天不留出在咖啡館無所事事的時光，就不可能融入塞爾維亞民族精神。我很快習慣于點一客內含半融化的奶酪的卡拉喬治炸肉排，喝土耳其黑咖啡，喝家釀李子白蘭地——塞爾維亞的靈魂之酒，就如同伏特加對俄羅斯人的意義。

這種氛圍讓人很難想象十幾年前緊繃的局勢。然而一個午后，正當手風琴聲和一旁十指相扣的戀人都令人沉醉，一個身影突然閃到桌邊，和我們簡短握手之后落座。“這是米爾科，”斯拉夫科介紹道，“我多年的兄弟。”

來人有一張過早衰老的臉，年過五十已似七旬老翁。他抬起深陷的眼窩望了我一眼，“你是中國人？”我還沒來得及作答，他就舉起了雙臂。右臂比左臂短了一截，不自然地僵直著。轟炸時，他是國家電視臺攝像師。“那天晚上，我在辦公室值班，眼看著同事死在我面前。我們是在阻止自己的國家分裂，美國有什么理由這么做？中國理解我們。”

我不知如何接話；是自述政治立場，還是展開關于國家和個人關系的冗長演說，抑或隨聲附和？任何一種反應似乎都是蒼白的。眼看南斯拉夫分崩離析，塞爾維亞人曾希望至少保住民族圣地科索沃，但換來的只是無情的炮火。他們發現，世界已站在自己的對立面。科索沃最終成為阿爾巴尼亞族的獨立國家，給塞爾維亞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

 遭到北約轟炸的國家電視臺廢墟 
 

觸目驚心的電視臺大樓廢墟就是這道傷口的具象。

我想起塞爾維亞史詩中，1389年拉薩爾大公在科索沃舍身抗擊土耳其入侵者，天使告訴他：若放棄地上的國，便能得到天上永恒的國。

斯拉夫科和米爾科沉默不語。這或許是貝爾格萊德的宿命：無論此刻多么無憂無慮，過去的陰影總會突如其來造訪。畢竟在這個國家，每一代人都經歷過至少一次戰爭。

內容選自《擇一城而短居》，本期為第一部分《貝爾格萊德不愿被描繪》，下期更新第二部分《無論如何，還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