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疫情沖擊之下，經濟形態和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不同國家針對疫情和經濟動蕩出臺不同的政策，力圖保證國民的日常生活。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探討適合中國經濟與社會的應對策略及我們的經濟生活將會出現的變化，同時討論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會改變中國經濟與全球的關系嗎？本文為專訪的上半部分。

澎湃新聞：現在美國和歐洲通過補貼個人收入來刺激消費，美國直接給個人發錢，德國補貼被降低的工資。中國也推出特別國債，也有地方出臺消費刺激政策，根據中國人的消費習慣，這樣的消費刺激會起作用嗎？

張軍：現在有些地方已經推出刺激消費的政策，譬如補貼新能源汽車、搖號發放消費券等。但是在消費意愿方面，中國跟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我們在2008年危機之后，對刺激消費政策，包括家電以舊換新政策做過調研發現，用消費券刺激家庭或者個人進行消費，總體效果不是特別好。從統計上看，家庭消費支出的確會有一個小小的反彈，但只是瞬間的反彈，很快又會回到原來的狀態。從這方面看，消費刺激不太能解決我們消費支出偏低的狀況。

實際上，我們在2019年以及2019年之前的消費支出都不太好，家庭消費增速減緩，甚至也出現了所謂消費降級的現象。歸根結底還是我們的家庭儲蓄傾向過高，這跟發達國家完全不同。我們都知道，發達國家的家庭或個人，都沒有什么存款，他們掙的錢大部分都消費掉。現在出現瘟疫，估計沒有額外收入補貼的話他們就真的沒有能力消費了，所以現在很多發達國家政府需要給個人發錢，讓他們繼續消費，撐到秩序恢復、就業和收入回歸正常，那樣消費也會恢復正常。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特別是近30年，中國經濟增長這么快，可是我們的居民儲蓄還是居高不下，這是消費拉動經濟缺乏后勁的主要原因。每個人都可以想想，自己掙了多少錢，花了多少錢，中國城市大多數家庭的支出，一是為應對住房壓力，二是自我保障或預防，這是一種自我保險，要有足夠的存款大家才能夠安心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未來的不確定性除了購房壓力和子女教育支出，主要還是社會保障，包括養老、醫療這樣的支出。預防性儲蓄是我們儲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既然儲蓄傾向這么高，我們用消費券這些辦法并不能改變家庭當期消費過低的趨勢，不能真正刺激讓大家去消費，這是我們現在比較頭痛的事。

因為中國人儲蓄率比較高，靠自己沒有消費掉的收入，不向外借債推動了經濟發展。中國這幾十年來比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對經濟增長起到了比較正面的作用。但是，如果我們的消費需求長期上不去，經濟就會缺少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只能不斷靠投資拉動經濟，產生的收入又變成儲蓄，然后再去投資，形成一個循環。但是投資會受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增長的路越走越窄。我們現在基本就是這樣的狀況。如果不刺激投資，經濟增長就會掉下去，原因就是增長在走鋼絲。

1980年代中后期，冰箱、洗衣機開始進入中國家庭，出現過一個消費擴張的浪潮。1990年代，彩色電視和家電普及推動了10多年的消費增長。在2000年以后汽車又開始進入家庭，這些都是全國性的集中消費浪潮，推動消費爆發式的增長。消費增長比較快，對經濟拉動當然也比較大，我們靠這種一波接一波的集中消費浪潮維持了比較快的經濟增長。2010年后汽車消費進入較高的飽和期 ，汽車的購買就不再是集中消費行為，開始不同步地出現，消費浪潮也就消失不見了。

過去20年，很多經濟學家討論中國高儲蓄的原因都認為，中國的社會保障做好了之后，家庭儲蓄會顯著降低，因為預防不時之需的儲蓄動機會減弱。另一方面，我們進入快速老齡化，儲蓄率也會降下來。不過這些變化都非常緩慢，子女教育和社保還是會長期影響家庭的儲蓄傾向。這一點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高儲蓄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問題。

現在疫情沖擊反而可能讓更多的家庭增加儲蓄而不是增加消費。因為就業崗位受到疫情沖擊很大，很多人所在公司業務下滑或者中小微服務企業倒閉，收入減少或干脆失去工作的擔憂會明顯上升，所以也會加大儲蓄。

因此，政府在這個時候更應該做的不是發放消費券，而是大力支持和幫助中小微企業生存下去，保障就業穩定。特別國債應該像德國那樣去激勵企業，讓它不去裁減工人，不去大幅降低工人工資，這個錢由政府來出。保就業比發放消費券更重要。現在80%以上的就業來自中小微企業，所以要把有限的資金用到扶持中小微企業，如果地方政府能給中小微企業提供更多支持，幫它們渡過難關，那么就業就沒有太大問題，尤其針對那些最容易裁員的行業給予政策激勵。如果未來幾個月的潛在失業人數能大幅減少，員工收入沒有特別嚴重的波動，對于維持原有消費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

今年中央政府可能不會太在意 GDP，會更關注就業，這是對的。可以肯定失業率會上升很多，政府要盡量讓失業率維持在可承受的范圍內。這樣的話，政策就需要從發放消費券轉到穩就業，有限的資金應該更多地去支持中小微企業。

澎湃新聞：最近疫情反復，出現了無癥狀傳染病例。我們的經濟生活具有疫情高風險傳播的特征：高人口密度的超大城市、人口大規模流動、勞動力密集，這種模式在疫情反復之下會不會被動改變？

張軍： 比爾·蓋茨在最近一個演講里講，現在核武器的風險沒有以前那么大，他最擔心的是病毒和超級微生物帶來的風險，尤其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即使在一個國家內部，經濟活動也呈現人口高密度聚集的狀態，而且對中國而言還有超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一旦出現病毒傳播，殺傷力就會特別大。所以從這個意義講，很多行業尤其是服務業的數字化，由線下轉移到線上，肯定是未來的趨勢。

我們這次兩個多月居家體驗已經發現，線上服務其實很不錯，很有效率，我的朋友也和我討論，覺得線上的體驗很好，這是因為我們的電商、物流加上移動支付，這些基礎設施都比較發達。中國應有更長遠的考慮，要有備無患，要鼓勵服務業更多地轉移到線上。而且，線下轉到線上并不是等價的轉換，實際上會有很多價值創造，在網上購物不僅成本低，還有很多增值服務，這是線下沒法得到的。現在有了大數據、人工智能，可以做得到個性化的量身定做服務。

這次疫情將前幾年興起的醫療大數據也大大地推動了一下。我到平安科技去看，他們用機器讀肺部CT片，與復旦醫學院的博士生做比賽，結果機器的診斷準確率要高出很多，所以很多靠人工來支撐的服務業，都有巨大的轉型期待。這次疫情中，我們轉到線上的活動就有很多，網上開會的效果就很好。唯一不一樣的體驗是，線上會議比較單一，如果我到其他國家去開會，可以看當地風土人情。 譬如去博物館、美術館看畫展。當然即便畫展，數字化的轉型也能做得好，也許虛擬空間的體驗比走進博物館會更好，可以看得更清晰，還可以有很詳細的講解。總之，我相信很多服務業都能比較容易地轉到線上并創造更多的附加值。疫情會讓有遠見、有眼光的投資者、企業家加快轉型，這一點我深信不疑。

而且我覺得這個轉型趨勢并不遙遠，就在眼下。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干的事情，聯想到我們要推的新基建，其實相當多的部分是信息平臺的數字化，經濟活動轉到線上，要做更多的數字化經濟活動，這就需要非常發達的信息數字化的基礎設施，要有足夠的數字資源，需要更強大數據處理能力，需要覆蓋更廣泛的5G網絡基站，需要大量懂算法和開發云計算的人力資源，新基建就是要支撐這樣一些平臺。我們要把經濟發展轉向數字化，不光服務業的數字化，還包括制造業的數字化，城市管理的數字化等等，其實這些都是新基建的概念。

中國現在提出要搞新基建，不要把它簡單理解為我們現在經濟不好，所以要啟動新基建，靠這個投資拉動經濟，這完全是兩個概念。新基建更多不是物理形態上的投入，不是建更多的房子，建更多的橋梁，建更多的機場。新基建要在數字化上提升處理能力。這些投入要成為經濟數字化轉型的推動力，以此保持中國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當然，老基建如機場、高速鐵路肯定還要建，但要把握節奏，不能攤子鋪得太大，過度超前去做，這樣總的看來弊大于利，我們已經有很多經驗教訓。雖然基建現在還有很多短板，像高速鐵路干線網絡已經有了，但網絡還不夠密集，像長三角這樣的地方高速鐵路覆蓋也有很多欠缺，所以我們還是需要老基建，老基建的智能化程度也要大幅度提升，譬如將來到機場候機的方式會更智能化，機場的建筑也要更智能化，新基建有助于老基建的智能化。

一切為了保就業

澎湃新聞：如果今年出現大量失業，需要做覆蓋面很大的社會保障，這似乎和將來高度自動化帶來失業，需要做大面積的社會保障類似，假如這一天遲早到來，我們是不是趁此機會，考慮北歐那種國民基本收入的嘗試？

張軍：這個問題確實比較大。但坦率講，這個跟國情有關。北歐發達國家能做得到每個國民的基本收入保障，可以理解，但我們目前還做不到，一是我們體量不一樣；二是我們還處于經濟發展的時期，肯定要鼓勵更多的人去就業，靠就業獲得主要收入。現在中國政府的基本思路就是這樣，政府做基本保障的兜底，由于我們的經濟體量和人口規模，現在政府沒有這么多的財力做更多的收入支持，只能做到托底。現在我們有了基本保障，有了最低工資，確保每年都有上調。即便最低工資，也不可能短期里定太高，不然又影響到企業的經營，反而不利于企業吸納就業。

現在就業出現一個新現象，因為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市場變得非常有彈性，過去就業要去正規的企業、去正規的服務業，按照勞動合同履行一個較長的合同期限，現在各種非正規就業越來越多，臨時的和短期的工作越來越多，很多人自我就業、自我雇傭，我們非正規就業比例上升很快。日本、美國也是這樣。你看他們的GDP增長率都還很低，都沒有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但就業市場還是不錯的，找工作比較容易，失業率降到歷史低位。再看我們，GDP增速下來了一半，失業率并沒有明顯上升。每年城鎮還能夠增加1000萬-1300萬個崗位，基本能吸納新增就業的需求。所以現在GDP增長與就業不像過去那么嚴格對應，二者關系現在變得比較松弛了。只看GDP增長率根本沒辦法判斷就業的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講，今明兩年，因為疫情沖擊我們應該把就業放在第一，GDP放第二，是有道理的。

所以，根據中國現在的情況，還是要關注如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讓更多的人有工作，靠工作收入養活自己。中國經濟還有很大增長潛力，人均收入提升還有空間。在制造業的全球供應鏈中，我們明顯的競爭優勢還集中在中低端領域，一般技能的勞動力還有足夠的就業機會。尤其我們占GDP一半多的服務業，更加勞動密集。

因為我們不像北歐那樣，經濟已經具有穩態的特點，我們還在追趕中。

澎湃新聞：隔離期間，很多經濟活動消失了，大家的生活方式都變得很簡單，只有吃、睡、工作，進入一種低消費模式，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就是日常的生活，那是不是說明，大多數的經濟活動與一般消費能力的人關系不大？

張軍：每個人的衣食住行跟經濟都有關系，只是說經濟周期不見得會影響到每一個人。任何一個經濟可能都會有這樣一個現象，經濟的增長總是靠那些最活躍的部門來推動。大多數人的衣食住行構成經濟總量的基本部分，而增量往往是少數活躍部門創造的，這些部門可以是外貿部門、房地產部門或金融部門，它們當然跟經濟周期關系很大。但不否認經濟當中有一些活動可能跟經濟周期本身的關系不大，抗周期能力較強，比如理發店、超市，即便是現在動蕩不安的華爾街的一個清潔工，資本市場出現踩踏，出現股災好像對他們也沒有影響。你知道，如果一個公司受到危機沖擊之后要裁員，肯定首先裁掉高收入崗位。上海高端小區里住著不少企業高管和高級白領，他們可能在金融危機期間會受到很大沖擊，甚至有些人失去了工作，但是這些小區的保安還是那樣，依然能過著平靜的生活。

澎湃新聞：隔離期間另外一個感受是，大家都出不去，收入可能也下降了，就壓縮各種開支，手機不去換新的，汽車也不換新的，旅游不去了，飯館也不去。那么疫情和經濟沖擊的疊加影響下，我們會不會進入低物質時代？

張軍：說到低物質欲望時代，看看日本在過去30年的情況就明白了。日本經濟總體上不增長已經快30年了，日本人也進入低欲望的時代。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在日本的時候就有很多討論，日本經濟雖然不增長，但日本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并沒有惡化。如果家庭收入多年不增長，就會推遲買新房，推遲或取消國外旅行，但基本生活仍然很安逸。回到中國看，年收入200萬元的家庭跟年收入20萬元的家庭，在基本生活層面上差別不是很大，差別在需求層次上面。沒有了更多的收入增長，人們就不得不壓縮一些更高層次的需求，但這對大多數家庭的基本生活不太有影響。

當然，日本已是發達國家，有高度發達的科技和人均GDP，而且日本又是老齡化特別嚴重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進入低欲望時代也未必是什么壞事，尤其對比一下美國，更是這樣。日本人比美國人住更小的房子，更少開車，更注意環保和節約，更追求生活的精致。這甚至讓我想到計劃經濟時期上海人的生活，哈哈。

眼下的疫情也許讓我們有機會體驗了一把低欲望生活是怎么樣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們會選擇進入低欲望時代。極端地說，沒有欲望，我們經濟發展就停了，這不是我們大多數人要的生活。前面我們還在討論消費不足的問題，為什么？就是因為我們希望中國經濟還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和欠發達階段向高收入和發達國家階段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