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美國《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發布了一則爆炸性新聞：圣經博物館所藏十六件“死海古卷”殘片均屬偽造。這引發了國際媒體的爭相報道。有人夸張地表示，“死海古卷全是假的！”甚至有人提出了聳人聽聞的問題：這是否顛覆了我們之前對《圣經》的認識？

要理解這一事件，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死海古卷的歷史。大約在1947年，在尚處于英國托管之下的巴勒斯坦昆蘭地區，有貝都因牧羊人偶然發現了山崖洞穴中的十個罐子。其中一個罐子中裝有手抄本。隨后，貝都因人聯系了一位名叫堪多（Kando）的伯利恒古董商人，將之轉賣給敘利亞正教都主教撒母耳（Athanasius Yeshua Samuel）。這些古卷幾經輾轉，最后到了以色列考古學家蘇克尼克（Eleazar Sukenik）和亞丁（Yigael Yadin）父子手里，現藏于耶路撒冷“圣書之龕”（Shrine of the Book）博物館。這些是死海古卷中著名的“洞穴1手抄本”。后來，貝都因人和考古學家們又在附近陸續發現了其他洞穴和手抄本。

死海古卷共計約九百三十件，其中兩百一十余件是我們現在認為是《圣經》正典中的經卷，其他的有圣經注釋、律法文本、敬拜規程等。學術界認為，死海古卷是我們了解第二圣殿時期猶太教中愛色尼人（Essenes）的重要材料。其中的《圣經》抄本是存世文獻中最古老的，對《耶利米書》《撒母耳記上》等經卷的文本校勘有重要意義。現在，這些手抄本絕大部分集中于耶路撒冷的“圣書之龕”和洛克菲勒博物館，這兩個博物館都由以色列博物館管理。

在此之外，還有一些機構藏有死海古卷殘片，但為數較少，比如約旦博物館、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近年來，美國的一些保守福音派神學院出于“唯獨圣經”的信仰傳統，也對收藏死海古卷很有興趣，并通過各種渠道購買了一些據稱屬于死海古卷的殘片。

在眾多收藏了“死海古卷”的美國機構之中，圣經博物館無疑最引人注目。這一博物館坐落于美國首都華盛頓，緊鄰國會山。它一共八層，占地近四萬平方米，2017年11月對公眾開放，開放當天還有埃里克·特朗普、以色列駐美大使等政要出席。不過，雖然這個博物館的名稱和地理位置顯得很官方，但它卻是一座私人博物館，由零售業巨頭格林（Green）家族斥資五億美元創辦。

格林家族常住俄克拉荷馬州，遍布全美的家居用品和手工藝品連鎖店好必來（Hobby Lobby）就是這個家族的企業。在2020年福布斯榜單上，格林家族排名兩百四十位，資產六十三億美元。他們是保守福音派基督徒，認為《圣經》中的歷史記載都是真實的，將基督教視為美國立國之本。從2009年到2014年間，以掌門人史蒂夫·格林（Steve Green）為首的格林家族一共買下了近四萬件文物，從楔形文字泥版到各種文字的《圣經》抄本，應有盡有，而這些也就是圣經博物館的絕大多數館藏。

格林家族創辦圣經博物館，一方面出于信仰動機，認為這些文物印證了《圣經》敘事的可靠，另一方面似乎也有經濟上的考量。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尚未完全消退，文物市場價格走低。若以較為低廉的價格買入他國文物，再在美國估值，估值的數額要遠遠大于實際支付的數額。若將文物捐給博物館以抵稅，抵稅數額是按照估值數額計算，而非實際支付的數額。從商業角度來看，這是再合算不過的買賣。

而正是在這段時間，從2002年開始，一些新的“死海古卷”殘片在市場上出現。參與售賣這些殘片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年轉賣洞穴1死海古卷的堪多家族。2009年到2014年間，史蒂夫·格林一共分四批買入了十六件“死海古卷”殘片，其中有七件直接買自威廉·堪多，即當年伯利恒古董商人堪多之子。2014年，這些殘片高調出現在梵蒂岡，成為“上主圣言”（Verbum Domini）展覽的一部分。

自從格林家族公布收藏“死海古卷”殘片的消息之后，質疑的聲音就一直不斷：第一，這些他國文物是否合法買入？第二，這些殘片真的屬于死海古卷嗎？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財產非法進出口和所有權非法轉讓公約》出臺，規范了文化財產的登記、貿易、監管、歸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文物走私行為。一些國家除了締結1970公約之外，還有自己的相關法律，比如美國的《國家被盜財產法》和以色列的《以色列國文物法》。因此，從美國買入他國文物，理論上要走合法程序，否則就會受到制裁。但格林家族并沒有公開完整而可靠的“死海古卷”來源（provenance）。雖然他們一直聲稱合法買入，但這些殘片究竟從何處而來，一直疑點重重。

而且，格林家族也并非沒有“前科”。他們曾經購入一大批共五千五百塊楔文泥版，而運送泥版的聯邦快遞貨運標簽上寫的卻是“手工陶片”，價值僅三百美元。這離文物的真正價值天差地別。而且，文物的出土原址是今天伊拉克境內蘇美爾時期的伊利薩格里格（Irisagrig），對這一古城的考古工作尚未展開，因此在市場上出現的伊利薩格里格文物都屬于盜挖。格林家族的購買行為已經構成走私。司法部門2017年的判決結果是格林家族賠償三百萬美元，并將泥版歸還伊拉克。此外，2018年，圣經博物館將一份《新約》手抄本歸還給了雅典大學，因為它是1991年從這里被盜走并轉賣的。

再來看第二個問題。格林家族收藏的這些殘片幾乎全是《圣經》經文，包括《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耶利米書》《以西結書》《約拿書》《彌迦書》《詩篇》《但以理書》和《尼希米記》。唯一一份非圣經殘片是“訓誡篇”，內容與洞穴4已經發現的4Qinstruction重合。在真正的死海古卷中，《圣經》經文所占比例不到四分之一，但這些殘片幾乎全是《圣經》經文，正符合格林家族的購買興趣。而“訓誡篇”殘片的存在更像是一個定心丸，讓買家放心：這些殘片確實出自藏有《圣經》經卷最多的洞穴4。

這種供求關系太像是“量身定做”。既然“唯獨圣經”的保守福音派買家愿意購買經文手抄本，那就有經文手抄本專門賣給他們。無獨有偶，2002年之后出現的部分“死海古卷”經文殘片，也被得克薩斯州的西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購買。在其中的一份殘片上出現了兩節“反同性戀”經文，卻分屬《利未記》18章和20章，像是有意湊到一起的。還有一份殘片是《詩篇》22章，在傳統基督教釋經中，這章經文預表了耶穌受難。另外一份殘片是《但以理書》6章。學術界一般認為《但以理書》是第二圣殿時期的作品，并非出自被擄巴比倫時期的先知但以理。但保守福音派不接受這一觀點，認為這是對《但以理書》正典性的挑戰。這些符合保守福音派口味的手抄本忽然出現，果然被保守福音派神學院買下，這恐怕并非巧合。

2010年，格林家族開展了“格林學者計劃”（the Green Scholars Initiative，現已簡稱“學者計劃”），邀請了很多學界重量級人物加入。其中包括希伯來大學死海古卷專家托夫（Emanuel Tov），牛津大學紙草學專家歐賓克（Dirk Obbink），牛津大學神學家、欽定本專家麥葛福（Alister McGrath）等。“格林學者計劃”涵蓋面很廣，還包括邀請保守福音派院校的老師帶領學生參與項目，以培養下一代手稿學者。他們解讀、翻譯、發表格林家族購買的手抄本，這樣既有助于整理藏品，也推進了福音派背景的宗教學研究。

2016年，《博物館藏死海古卷殘片》（Dead Sea Scrolls Fragments in the Museum Collection）由荷蘭博睿（Brill）學術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是圣經博物館館藏“死海古卷”殘片研究集成，其中包括藏品介紹、古文字學鑒定、與以色列所藏死海古卷的平行對比、手抄本圖片、譯文等。領銜主編的托夫是死海古卷研究的頂級學者，1990年至2009年曾擔任收錄死海古卷的“猶太沙漠中的發現”系列叢書的主編，發表過與死海古卷年代勘定、文本批判相關的學術著作。《博物館藏死海古卷殘片》的第一章也是托夫所寫。但耐人尋味的是，他對這些“死海古卷”殘片來源的介紹極為簡略，只有第5頁的兩段文字。這兩段的第一句就是“部分殘片一定來自昆蘭，很可能是洞穴4，其他或許來自猶太沙漠其他地點”，接下去他卻承認殘片來源不明。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令人費解。而主編之一、第二章作者戴維斯（Kipp Davis）開篇便說：“圣經博物館所藏死海古卷殘片據稱由貝都因人在昆蘭洞穴中發現，主要來自洞穴4。但這一說法無法證明，殘片來源至今成謎。”既然殘片來源不明，真偽一直受到質疑，為何托夫這些學者要編寫這部書呢？封面上的“圣經博物館系列出版物 卷一”意味著這是一個大項目，后面還會有更多的館藏手抄本研究問世。那么，格林家族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這對手抄本研究的學術規范、學科發展、道德準則又意味著什么？這些問題仍然沒有明確的答案。

但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圣經博物館作為一家博物館，藏品的真偽他們還是看重的，尤其是在受到多方質疑的情況下。何況這些殘片是作為“死海古卷”買入的，花費必然不菲。既然花了錢，是真是假就得有個說法。既然文科生給不出定論，那就讓理科生用科學手段檢測吧。

2018年10月，圣經博物館宣布，經德國聯邦物質研檢所（Bundesanstalt für Materialforschung und -prüfung）分析，十六件館藏“死海古卷”殘片中有五件屬于偽造。技術人員通過3D數字顯微和X光掃描得出的結論是：手抄本上的墨跡不符合古代書寫特征。圣經博物館還宣布，隨后會做出進一步考察，以判定所有殘片的真偽。

這一任務交給了“藝術品辨偽”（Art Fraud Insights），一家位于華盛頓的專業藝術品鑒定公司。公司的CEO蘿爾（Colette Loll）經驗豐富，曾經服務于美國國土安全部，專門訓練特工如何辨別真品和贗品。蘿爾和圣經博物館達成協議，“藝術品辨偽”將對圣經博物館館藏“死海古卷”殘片展開獨立調查，調查結果向全社會公開。

2019年11月，蘿爾團隊提交了一份長達兩百一十四頁的調查報告，結論是：十六份殘片均屬偽造。其中有十五份材料并不是皮紙（parchment），而是皮革（leather）。皮革在鞣制后其皮面顆粒明顯并略呈海綿狀，肉面凹凸不平呈纖維狀，并不適合用作書寫材料。而皮紙有不同的制作工藝，其中一個步驟是將它放在木板上盡力拉伸，使表面變得平整光潔。真正的死海古卷沒有寫在皮革上的，都是寫在皮紙或者紙草上。調查報告認為，皮革的來源有可能是羅馬時代的皮鞋，上面鉆的孔是系鞋帶用的，而這些皮革使用的石灰除毛法直到公元四世紀才出現，遠遠晚于真正死海古卷的年代。

作偽者在表面粗糲的皮革上書寫，雖然有意使用了粘性較高的墨，但墨汁仍不免滲入開裂的地方，并在凹陷處匯成了一個一個小洼。這些開裂和凹陷都是皮革老化的結果，如果皮革上的字是當年就有的，那么墨不可能滲到這些地方來。至于皮革外觀看上去很像死海古卷，那是因為造偽者在上面涂了一層動物皮膠，盡量抹平表面，方便寫字，而且還有仿死海古卷膠凝反應（gelatinization）的效果。和墨水一樣，膠水滲入皮革裂縫和聚集成洼的情況也隨處可見。而且，皮革上沉積的礦物顆粒被膠和墨覆蓋在了下面，證明字顯然是新近寫上去的。

這些皮革是哪里來的？調查報告中列出了傅里葉轉換紅外光譜（FTIR）對皮革表面沉積的礦物成分的分析數據，結論是：與昆蘭地區其他文物表面的礦物成分一致。這表明皮革也是來自猶太沙漠。確實，這片沙漠中有多處古代遺址。在《國家地理》的報道中有這樣一個細節：普林斯頓神學院榮休教授查爾斯沃思（James Charlesworth）曾經見到過幾片皮革待價而沽，他對貝都因人賣家說，這個東西不值錢，因為上面沒有字。現在回想起這件事，查爾斯沃思覺得自己在不經意間告訴了貝都因人，如何才能讓皮革增值。

事情的經過大致就是這樣：貝都因人從遺址中找到了皮鞋殘片，交給作偽者。作偽者涂上動物皮膠，抄上“量身定做”的經文。皮鞋搖身一變就成了“死海古卷”，被格林家族買下，并貼上了“佐證《圣經》真實可信”的標簽。死海古卷專家托夫領頭編寫了研究著作，為它背書。這些殘片被視為圣經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還被用于“格林學者計劃”的教學科研，影響了一批福音派高校的師生。

圣經博物館直到今年3月才公開“藝術品辨偽”調查報告，《國家地理》等隨即紛紛刊發了這一重大新聞。而此前不久，格林家族就已經成為另一件丑聞的焦點：英國《衛報》（The Guardian）1月9日長篇報道了牛津大學紙草學專家歐賓克“監守自盜”的故事。埃及探索協會（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擁有著名的奧克西林庫斯紙草藏品（Oxyrhynchus Collection），保存于牛津大學賽克勒圖書館（Sackler Library）。在這批珍貴的古代文書中，有一份據稱是公元一世紀的《馬可福音》殘片。如果確實可以定年到一世紀，這就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新約》抄本，離《馬可福音》原文成書年代不遠。對《圣經》抄本研究而言，這無疑是非常重大的發現。然而，一件蹊蹺的事情發生了：這份殘片被格林家族買下，購買合同上寫的賣家是歐賓克。但這份殘片并不屬于歐賓克，他沒有權利把單位的財產變賣。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圖書館里的索引卡和照片被故意銷毀了，好像奧克西林庫斯藏品中從來就沒有過這份紙草。而且，這還不是奧克西林庫斯藏品中被拿走、轉賣、索引卡也被銷毀的唯一一份。在過去的十年間，至少有一百二十件紙草從賽克勒圖書館不翼而飛，其中至少十一份賣給了格林家族。經過各方調查和談判之后，圣經博物館做出了許諾，將原本屬于埃及探索協會的紙草盡數歸還。

格林家族對文物合法來源的重視度或曰誠信度，并不能令人稱道，無論是泥版、紙草還是“死海古卷”都是如此。這幾樁交易最終讓他們自己也賠上了本錢和名聲。而且，有明確福音派立場的資本介入學界，通過各種出版、研究、教學項目來施加影響，而學界的重要人物反過來利用資本為自己謀利——這對考古和《圣經》文本校勘等學科發展并沒有好處，也有損于福音派自身的形象。還好，圣經博物館還算知錯就改，公開了鑒定報告，承認自己的“死海古卷”藏品是贗品。與此同時，我們可以拭目以待，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阿祖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這些福音派院校收藏的“死海古卷”殘片是否也是贗品。

至于媒體的問題：“圣經博物館的‘死海古卷’均屬偽造，這是否顛覆了我們之前對《圣經》的認識？”答案是：不會的，只有在去偽存真之后，死海古卷研究才能不受干擾、正常發展，我們才能通過真正的死海古卷，更深入地了解《圣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