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意大利哲學家、政治家、威尼斯前市長馬西莫·卡恰里（Massimo Cacciari）假想自己在2040年，也就是意大利半島全境隔離的20年之后，寫給今天的意大利一封信。在他夢想中的未來，意大利（特別是其領導階層）最終利用這場新冠病毒危機建設出了一個更美好的國家。本文首發于2020年3月15日意大利《快訊》（Espresso）雜志，中文譯自法國《國際郵報》（Courrier International）3月25日轉載的法語譯本。

今天追憶起遙遠的過往，那一天，整個意大利被宣布為“紅色禁區”，數不清的邊界（試圖）將城與城、省與省、地區與地區，甚至一間間房屋彼此隔開，一路走過令人觸目驚心。那時候，在許多人眼里，那場可怕的衛生危機標志著我們和歐洲的體制不可逆轉的衰落進程，是它們無力應對在我們那個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全面“國家躍遷”的象征。

然而，正因為我們已然觸底，政治意愿——那個首字母P大寫的Politica（政治）才得以反彈。那天之后出生的年輕人，無法想象這場危機在國家領導層中掀起了怎樣的深刻“突變”，通過各政治勢力傳播到各行各業的組織機構中。

也許真的是“天意本無惡”，這場病禍喚醒了人們的靈智，使人們認識到過去30年的災難，采取了系統的補救措施。

新時代到來的最初跡象，在應急管理的方式本身已經顯露出來。從醫療衛生角度來看，當時除了遵循科學權威機構、高等衛生理事會的建議之外別無選擇。然而政府并未局限于此，也沒有急于手忙腳亂地調撥資源，幫助某些重要經濟領域應付即將到來的災難，而是著手與反對派力量進行深入協商，以確定所有的當務之急，以及措施執行程序的標準與規范。

政府很快向人們證明，它已經完全理解國人不僅會感染新冠病毒肺炎這種疾病，還一直在勉力承受著更持久的社會病：失業、地區緊張局勢、心灰意冷。

承認錯誤與無能

政府繼而向受危機影響最嚴重（且對國家經濟至關重要）的產業發出呼吁，致力于優先確保工人獲得盡可能的保護（針對技術性失業及其它方面），同時向企業承諾明確而徹底的減稅降費。

除此之外，那段時期唯一不容置疑的強制性命令大致可以歸結為一句口號：“我待在家里”（有人戲稱為“終于當家做主”）。政府制定好了路線，以迎擊“解放”之后人們所需要應付的經濟和財務狀況上的困難。預算迅速明晰地向全民公布：要投入進去的，是數千億歐元。赤字也只好算了，結構性的改革早就該進行了。

政府承認了先前的拖延、失誤和無能。隨后它嚴正宣布，這場小規模戰爭的費用絕不該由公民來支付，尤其是其中那50%定期全額繳稅的公民。最后，它保證反對逃稅的斗爭將不再停留于口舌之爭。所有這一切都使人感到心安、振奮，也使人民了解到這場危機將帶來政府的誠意與全新規劃。

沒有墻能保衛我們

就在醫護人員和民事保護系統都堅守在崗位上竭盡全力之時（盡管這類職業在過去30年中遭到連番削減），政界也在有效地履行其職責，在全歐洲乃至全世界努力捍衛我們的國家形象，同那些背信棄義的機會主義“友邦”對手作斗爭。所有舉措和決策的結果都在每晚的疫情通報之后公示。

良好的開端最終讓諾言兌現，我們看到了隧道盡頭的曙光。我們的政府在這萬分痛苦的經歷中強大起來，為建立全新的政治文化而全方位作戰，這種文化與全球化的世界保持一致，因為無論我們是否愿意，人們都必須生活在其中。

事實上，新冠病毒的緊迫性從邏輯上來說，與困擾著那個所幸一去不復返的舊時代的諸多危機相比并無不同。任何一種危機，無論來自金融、移民、環境還是衛生領域，都不可能停留在局部地區。沒有哪一堵墻可以保護我們免受傳染病蔓延。能夠保衛我們的，只有通過合作和國家間的協商默契，以各國的人為法（legge positiva）為基礎，建立起的法規定義和國際標準。并且能適用于所有領域。

我們曾經只敢奢望的即將成為現實

那場衛生危機揭示了變革的必要性。它的自然之力確實如地震一般，仿佛超越了所有政治權力，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意外變故只會吞沒缺乏分析和預測能力的政權。事實證明，在所有重大問題上，人類都有預見能力，從而采取防范。一個追著緊急情況拆東補西的政權是無法站在時代之巔的。原因很簡單，緊急情況變成了常態，就不再緊急了。

我們由此發現，必須建立一種有預防能力的政治文化，如同一劑能防病的良藥。可是要知道如何預防，則必須博聞多識。政黨們在意識到這一點后，都圍繞這方面進行了重組。可以說他們都成功實現了專業性、技術性的內化，在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和資源，形成了能在我們這個“永續變革”的時代共同治理國家的行政、官僚和技術階層。

我們在20年前只敢奢望的目標，只經歷一代人就即將成為現實。我們的政治力量做到了利用這場衛生危機，開啟了一個攜手共筑的歷史階段——在柏林墻倒塌后的30年里他們曾不幸錯過了這個階段。因此，我們要在今天慶祝2020年3月10日的紀念日。

馬西莫·卡恰里

2040年3月10日 于 米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