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圍暴發以后，人們常聽到的一句話是：“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然而，法國社會學家Anne Lambert指出，新冠病毒及其帶來的禁足措施，恰恰使社會不平等被加劇并放大，這體現在不同人所住的居所、對疾病暴露的風險、禁足期間對孩子的教育等方面。法國知識界對“不平等”的議題相當關注，相較之下，“疫情下的社會不平等”這一議題在中文媒體上鮮少被討論，這篇譯文權當拋磚引玉，為讀者的思考提供新的線索。

2020年3月19日，在米盧斯地區的Emile Muller醫院，新冠病毒的病患過多，醫護人員正把一位病人抬向醫用直升機，以便把他運往另一所醫院。SEBASTIEN BOZON 圖

我是一名社會學家，不是新冠病毒，或者我還不知道我是不是。就目前而言，我還算走運，我和丈夫以及五歲的兒子被禁足在我們位于市區的公寓里，在一天的不同時間里，我給兒子上課，并遠程工作。我妹妹呢，則和她的丈夫以及4個月大的女兒被禁足在60平方米大的巴黎公寓里，她那年輕、愛運動、出色的丈夫，在協助衛生機構工作數周后，（于3月12日）被測出新冠病毒陽性，如今病情剛剛穩定下來。八天來，他們的生活如同煉獄。

但我這些天從社交網絡，比如whatsapp、 instagram、facebook上看到的一切讓我恐懼。疫情之下，我們這個社會的放大鏡讓我寢食難安。我感到羞愧。我們正在經歷的這一巨大的公共衛生危機，以從未有過的程度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并使其成為了可見的、明顯的、緊急的問題。這些方面包括：生活條件、感染風險、家務的管理、父母的分工、對孩子的教育。

醫護人員和公共服務人員（警察、老師），還有城市的底層人員（清潔工、保安），不僅在一線抵抗病毒的蔓延，同時更保證了社會生活的繼續（保障人們的安全、博物館的安全等），而那些上層人員，由于他們頻繁的社交活動和外出旅行，本應更多暴露在病毒前，但卻離開城市躲了起來。而這些，我們并不提及。

從周二（3月17日）中午開始的禁足的確加倍放大了生活條件的不平等：狹仄的空間，擁擠或不衛生的居所，通常針對的是居住在學生公寓、保姆房、單身公寓或半地下室的大學生，但也有居住在大城市的平民階層和中等階層，由于房價的提升和私人租房市場價格的提升，他們近十年來才剛剛定居到城市中心。另外，還有那些勉強符合SRU法案（注：法國的城市規劃和住房法）所規定的“體面居所”的住客。然而，因公共衛生的原因而外流的人口所空出的住房并不是這些。完全不是，那是一些寬敞的、明亮的、干凈的、便利的住房，位于首都的富裕街區，由那些上層階級的家庭居住。這些家庭現在住到了遠離城市的度假屋里，或者專門租的連接著互聯網的花園別墅里。

在城市中，一線醫護人員處理每天的緊急病況，公共服務人員保證了社會生活的繼續。這些人都必須留在原地。他們不能走，有時候更是不愿意走，因為他們遵守其“公共服務”的職業道德。

然而，當醫護人員沒日沒夜地工作，當收入微薄的藍領打掃我們的城市并保證供給，當他們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在做這些的時候，他們的孩子卻不能遠離城市的危險。不，他們被禁足在同樣狹仄的公寓里，如果他們不能被接收到專門為疫情設立的幼兒照管所的話。他們的父母無法保證由教育部緊急提出的“不停學”的要求。在這樣一種工作條件和物質條件下，他們完全不可能保證作為家長本應承擔的教育工作。

這些“不停學”的指令最終又對誰有用呢？那些本應由教授負責的線上課程，事實上都由國家高等教育系統的大量的臨時代課老師所承擔，而這些代課老師的生活條件也變得越來越糟，正如最近在媒體上熱議的眾多社會運動——反退休法案改革和反LPPR法（譯注：法國高等教育和科研領域里對公務員體制的一種改革）——所揭示的。再仔細想想，“不停學”這一要求又怎么不會滋養出社會不平等呢？用移動電話上課壓根就不容易，而擁有一臺手提電腦、一個自己的房間、一臺打印機，也都是被不平等地分配著的。這些，都應該在這次危機之后被銘記。

最后，當然還有在新冠病毒前暴露的風險的不平等。那些在一線的人——護士、全科醫生、護理人員、擔架員，還有洗衣工，清潔工——他們確保了醫治、清潔、浣洗，阻擋新冠病毒在法國的蔓延。他們治療了這種“富人病”，卻因各種原因——愈加徹底的城市隔離，經濟不平等的增長，公共服務的削減——而被近年來的致富模式長期隔離在外。這些，也應該在這次危機之后被銘記。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城市。巴黎富裕街區的家庭都離開了。然而這些家庭是否可以另做打算？他們是否更應該留在巴黎？比如幫年邁的鄰居買東西，或者幫助因感染病毒而被完全禁足的年輕夫婦？還是說，離開城市去度假屋，將有助于緩解巴黎地區近乎飽和的醫院床位的壓力？但是他們難道不會作為病毒的潛在攜帶者而把病毒也帶到鄉村市場或海濱浴場嗎？

正義應該得到伸張，但并不是在個人層面，而是在群體層面。我想說的是，應該增收一種特別的財富稅來修正、消除、彌補不平等，來支付醫護人員和全體公務員（警察、教師、門衛）毫無保留的服務，正是這些人控制了危機，并保證了社會生活的繼續。

我還想說，應該增強對醫院、學校和大學的投資，從而彌補我們社會落后的地方，用一些體面的基礎建設為我們的未來做好準備。馬克龍重申過，這些才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石，是我們共和國的源頭；他在周一（1月16日）的電視講話中說到，新冠病毒是一個分水嶺，有一個“之前”，一個“之后”。（馬克龍說：“危機過去之后，我們不可能重新回到危機之前的日子?！保┪蚁Ｍ覀兊恼o醫護人員和所有行動起來的雇傭勞動者伸張正義。應該有一個“之前”，和一個“之后”。就道義而言，更應該有“之前”和“之后”的區別。只有這樣，這次巨大的人道主義危機和公共衛生危機才不會無疾而終。

（作者Anne Lambert系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譯者南楠畢業于巴黎高師社會學系。此文3月19日首發于赫芬頓郵報法文版，經授權翻譯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