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間引起憂慮的不僅是病毒，也有氣候危機：澳洲大火和南極罕見的高溫，都暗示我們亟待應對的災難或許不只有相對短暫的疫情，還有長期的氣候變化。拉圖爾近日在Critical Inquiry發文指出，氣候問題和健康問題都不僅涉及到自然因素（氣候或病毒），也涉及到社會組織的方式，后者決定了前者如何產生影響。健康危機加強了國家的權力，針對病毒，世界各國都紛紛自上而下地頒布了嚴格的人口管制措施，以保護人的性命。但為了應對氣候災難，這種依賴于統計學和生物權力的國家模式，及其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舉措還能有效嗎？在氣候危機中，摧毀了生命的生存條件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本身。或許這時就輪到管理部門向那些探索全球化大生產以外的生活方式的人們學習了。這次全民禁足的“大齋期”，或許正是反思該如何應對未來的氣候災難的機會。

那些被要求出于團結而什么也不做、遠離前線的人們，全面禁足（a general confinement ）和大齋期（the period of Lent，編注：指復活節前為期40天的齋戒和懺悔）之間出乎意料的巧合仍然是受到歡迎的。對他們來說，這次強制的齋戒（fast），世俗的、共和國的齋月（Ramadan）正是反思哪些事重要、哪些不值一提的好機會。似乎病毒的干預可以成為下一場危機的演習，一場重新規定我們的生活條件、打亂日常生活的細節的危機，將給每個人帶來挑戰，我們必須學會仔細地梳理生活的細節。我也和許多其他人一樣，支持這樣一個假設：健康危機正在預備、勸導和鼓動我們為氣候變化做準備。這一假設仍待驗證。

使健康危機和氣候危機得以接連發生的，是人們突然痛苦地意識到社會的經典定義——人生活在人群中（humans among themselves）——毫無意義。社會狀況每時每刻都有賴于許多影響因素之間的關聯，其中大部分因素都不是人。微生物的因素是如此（我們在巴斯德[Pasteur，法國生物學家，發明疫苗的人]之后已經清楚了這一點），互聯網、法律、醫院組織、國家后勤和氣候也是如此。當然，盡管對抗病毒的“戰爭狀態”的喧嘩聲縈繞著我們，病毒卻只是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在這個鏈條中，口罩或試劑盒的庫存管理、財產權的規定、公民習慣和團結的姿態，都同樣重要地決定了傳染源的致命程度。一旦考慮到病毒作為一個環節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整個網絡，同一種病毒在新加坡、紐約和巴黎的作用方式并不相同，這一傳染病就不再只是“自然”現象，正如過去的饑荒和當前的氣候危機也不僅是自然現象。社會早已超出了社交領域的狹窄范圍。

話雖如此，我不確定能否把這種類比再推進一步。畢竟，健康危機不是什么新鮮事，到目前為止迅速和激烈的國家干預也不是什么創新。我們只需看看馬克龍總統對于擔任國家元首的熱情——這是他在此之前一直相當缺乏的——就知道了。比起只是警察的任務的恐怖襲擊，傳染病更能喚起領袖和掌權者們不言而喻的“保護”意識——“我們必須保護你們”，“你們必須保護我們”——這種意識重塑了國家權威，使它能頒布一些在其他情況下必然遭遇人民暴亂的舉措。

然而這樣的國家不是二十一世紀的國家，也不是生態改變下的國家，而是十九世紀所謂生命權力（biopower）的國家。按照阿蘭·德羅西耶（Alain Desrosières）后期的說法，我們可以恰當地稱之為統計學（statistics）的國家（state）：即在專家力量的領導下，按照自上而下的轄域網格進行的人口管理 [1]。 我們如今見到的正是這種國家的復活，唯一的區別是這種舉措正從一國復制到另一國，乃至傳遍世界。在我看來當前形勢的獨特性在于，我們都被困在家里，外面只有擴大的警察權力和救護車的喧嘩，我們正集體演繹著一種夸張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形象，仿佛是直接從米歇爾·福柯的演講里搬出來的。許多在人們視野外的工人被遺忘，為了使其他人能繼續躲在家里，他們無論如何都要被迫工作——移民們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注定無法自我隔離在他們自己真正的家里。但這幅夸張的畫面恰恰是一個并非我們的時代的畫面。

一個能說“我保護你的性命”——保護你不被病毒感染，而這個病毒的行蹤只有科學家才知道，它的影響只有通過采集統計數據才能被理解——的國家，和敢于說“我保護你的性命，因為我能維系你賴以生存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條件”的國家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

想想吧。想象一下馬克龍總統以丘吉爾式的口吻宣布一系列舉措：把天然氣和石油儲備留在地下，停止出售殺蟲劑，廢除深耕，并大膽地禁止酒吧露臺上使用室外取暖器。如果燃油稅引發了黃背心起義，那么想象一下這種聲明會引起怎樣的動亂吧，整個國家都會沸騰。然而在生態危機下保護法國民眾自身的利益和免于死亡的要求，比在健康危機下提出的要求更合理，因為生態危機會影響到幾乎所有人而不是幾千人，且它不只持續一段時間，而是永遠的。

顯然，不存在能這樣做的國家——或許幸好如此。更令人憂慮的是，我們不知道那樣的國家該如何做好從這場危機進入下一場危機的準備。在健康危機中，政府扮演著十分經典的教育角色，其權威與舊的國界完全吻合——突然回歸歐洲國界的古老說法令人難過地證明了這一點。而在生態變化中，這種關系變了：管理部門必須從不同族群（multiform people）那里學習，學習在不同規模下，人們是在怎樣的轄域中試圖逃脫全球化生產、以各種新方式生存。在生態危機中，現有的國家完全無法自上而下地頒布規定。如果說在健康危機中，是勇敢的民眾必須像小學時那樣重新學習怎么洗手，咳嗽時用臂彎掩嘴，那么在生態異變中，要進入學習狀態的是國家。

“反病毒戰役”的模式之所以不合理，還有另一個原因：或許在健康危機中，確實是全體人類在“抗擊”病毒——盡管病毒對我們沒有興趣，它們只是從一個呼吸道傳到另一個呼吸道，在計劃之外干掉我們。而在生態變化中，狀況卻悲劇地逆轉了：這一次，改變了地球上全體生命的生存條件的可怕毒素不再是病毒，而是人類！但并不是全體人類，而只是那些沒有宣戰就向我們發起戰爭的人。民族國家對于這場戰役的準備不足，計劃不周，規劃也糟糕透頂，因為這次的前線是多重的，與我們每個人交叉。從這個意義上說，反病毒的“總動員”沒有以任何方式說明我們能為下一次危機做好準備。總是停留在前一場戰役的經驗中的，不只有軍隊 [2]。

但歸根結底，我們還無法預計；無論是世俗還是共和國的大齋期，都會引起重大的轉變。許多年來，這是第一次十億人都被困在家里，重新得到了被遺忘的奢侈機會：反思并考察那些通常多余地、無所不在地攪動著人們東西。讓我們尊重這漫長、痛苦和出乎意料的齋期吧。

[1] 阿蘭·德羅西耶，《大數字政治學：統計學思維的歷史》（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 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卡米爾·奈什（Camille Naish）譯，劍橋：Mass，2002年。

[2] 譯注：出自一、二戰期間經常被使用的一句諺語：“和平期間的軍隊總在研究怎么打上一場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