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要求政府嚴格依法辦事。然而，嚴格依法辦事并非冰冷、麻木、機械地操作法律，它還要求執法者在處理案件時運用自己的良知，能夠根據具體情況，在個案中實現法律、情理、人性的統一。

尤其是在法律的僵化和嚴厲可能導致處理結果明顯不當或當事人遭受的懲罰明顯過重時，執法者應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恰到好處地運用自由裁量權，將法律的理性與人性的溫情相結合，努力尋求最佳的結果，用德國“柏林墻射手案”中演繹出來的一句話說，就是“把槍口抬高一厘米”。

“柏林墻射手案”是在冷戰即將結束、東西德即將統一的前夜發生的。1989年2月，20歲的東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Chris Gueffroy）與其同伴試圖翻過柏林墻逃往西德。守衛柏林墻的東德士兵因格·亨里奇（Ingo Heinrich）開槍射殺了格夫洛伊。在整個東西德分立及對峙期間，因偷越柏林墻邊界而被槍殺的東德民眾大約有兩三百名，一般認為，被亨里奇開槍打死的格夫洛伊是最后一位遇難者。

在柏林墻倒塌、德國統一之后，守墻士兵亨里奇受到了審判。他的辯護律師認為，根據前東德的法律，東德民眾沒有隨意逃離自己國家的權利，士兵亨里奇開槍阻止格夫洛伊逃離東德的行為在當時是合法的，所以被告無罪。被告也辯解稱，自己身為士兵，當時只是在執行上級的指令。

本案的主審法官沒有接受被告的辯解。在他看來，士兵們向逃亡者開槍，確實是在執行東德的法律和上司的指令，他們只是處在那根很長的責任鏈條的最底層和最末端，但同時他也強調：“不是一切合法的就是正確的”（Not everything that is legal is right），當士兵代表政府或法律去殺害民眾時，他沒有權利忽視自己的良心，他不能對鮮活的生命無動于衷。據此，法官判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釋。

法官關于本案的判決理由及其在媒體上發布的觀點，后來被人們不斷演繹和添加，變成了現在廣為流傳的版本，即主審法官在法庭上怒斥被告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開槍打不準則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權把槍口拾高一厘米，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你有權把槍口抬高一厘米”這句話并非出自法官，而是后人演繹和虛構出來的，但它之所以廣為流傳，其實是凝聚了公眾對于執法者在特殊情形下如何作為的期待，對于這種期待，執法者不可不重視。

在當時，“柏林墻射手案”主要涉及的問題是執法者應如何對待“惡法”，即當法律的規定與人性和倫理沖突時，這樣的法律是否有效的問題？在今天，對于大多數正常的國家而言，不大再會頒布如冷戰時期那樣恐怖的法律，但是，盡管“惡法”少了，但“劣法”依然存在，法律的缺陷依然存在，執法者依然會面對法律的僵硬、冰冷。而當法律與公正之間出現緊張時，執法者依然需要保存和運用良知，在必要的時候，把槍口抬高一厘米。

柏拉圖之所以反對法治，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律有缺陷，無法在每個事件中都給出最佳的處理結果。從執法的角度講，法律的缺陷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律的僵化性，即法律是根據一般人的一般情況做出的一般性規定，當遇到很特殊的個案時，法律的要求和標準就會顯得不合時宜；二是法律的滯后性，法律一旦出臺，就必須保持相對穩定，不能朝令夕改，但社會生活每天都在變化，當舊的法律遇到新的案子，就難免會產生“嚴格依法辦事卻會導致結果不當”的困境。

面對這種情形，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是法律固有的缺陷，也是法治必然的代價，因此，對于執法者而言，其實沒有任何辦法：我既不能修改法律，也不能違背法律，那就只能按照法律來辦，盡管明知這樣的結果不合適和不正當。然而，事實上，除非在極端和罕見的疑難案件中，執法者會確實無能為力外，在很多時候，執法者其實是享有蠻大的自由裁量權的，而運用好手中的自由裁量權，在必要的時候把槍口抬高一厘米，其實是可以解決這種執法的困境的。

大多數時候，執法者對案件的處理，在法律層面是沒有問題的，但在情理上卻不一定都很恰當，換句話說，合法性充分，但合理性不足。

比如，在南方某縣，一個中年女性早上推著三輪車在小學校門口賣包子，五毛錢一個，城管部門因占道經營對其罰款百元。這個縣城街道寬闊、人煙稀少，你實在想象不到，在學校門口賣包子的行為，會給公共交通和城市管理帶來什么危害？在當時執法記錄儀拍攝的視頻資料中，那個女人推著自己的小車，面對執法者的追問，滿眼都是迷茫和恐懼，像極了張藝謀電影《秋菊打官司》里最后的那個鏡頭。

再比如，在北方某縣，一個偏遠村莊的村民買了一部二手的舊車供自己使用，偶爾會拉同村的村民進縣城辦事，來回會收十來塊錢的車錢。執法人員以非法運營的名義扣押了他的車子，并對其作出了數額遠超這部車子價格十多倍的罰款。這個村民交不起罰款，從此隱姓埋名，去向不明。

西方古諺說：“法律不外乎人情”。在基層政府的日常執法中，執法者面對的絕大部分人，都是忙碌和滿足于平凡日子的普通民眾，絕非什么十惡不赦的惡魔暴徒。因此，面對類似上述案例的情形，執法者需要從鄉民的生活場景出發，運用基本的生活常識，在依據法律評判的同時，也要進行人性和情理上的衡量，千萬不要把法律變成了冰冷的機器。

面對行為惡劣、后果嚴重的違法者，當然要給予嚴厲的懲罰，而對于那些情有可原、危害很小甚至沒有危害的行為，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執法者應當盡量結合具體的情景，以謙抑的心態行使懲罰權，能夠罰款解決的，就不必吊銷證照，能夠批評教育的，也就不必進行人身拘留。比如，在瘟疫爆發的初期，在人人自危、消息四起的時候，如果有醫生在朋友間的微信群里發布自己親歷的疫情信息，即使消息不完全真實全面，也是無害和可以理解的，如果這樣的行為也要受到制裁和懲罰，顯然就不當和過度了，不僅背離了法律的精神和目的，也無助于化解社會恐慌情緒。

法治不僅需要優良的法律，更需要優秀的執法者，執法者千萬不能因為掌握權力而變得冷漠、機械，失去了判斷是非的能力，失去了感受痛苦的敏銳性。屈原在《離騷》中感慨到：“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優秀的執法者，不僅能夠準確適用法律的條文，還能深入理解法律背后的關懷，不僅能夠秉公執法，還能在具體個案中運用良知，在必要的時候，把槍口抬高一厘米，讓世人感受到法律的溫度。

-----

作者李宏勃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本文插圖由作者拍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