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COVID-19時代的反資本主義政治

上周，著名學者大衛·哈維在《雅各賓》發文，稱北美、南美以及歐洲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沒有做好面對這種公共衛生危機的充分準備，使公眾完全暴露于困境。

哈維寫道，2020年1月26日，當他第一次讀到關于中國流行冠狀病毒的新聞時，立即想到了全球資本積累動態的后果。通過對經濟模型的研究知道，資本流動的連續性受阻和破壞會導致貨幣貶值，而如果貨幣貶值變得廣泛而深入，那將預示著危機的開始。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在2007年之后有效地拯救了全球資本主義，因此，對中國經濟的任何打擊都必將對已經處于困境中的全球經濟產生嚴重影響。在哈維看來，現有的資本積累模式已經遇到了很多麻煩。抗議運動幾乎發生在所有地方（從圣地亞哥到貝魯特），其中許多都集中在以下事實上：主導的經濟模式對民眾而言效果不佳。這種新自由主義模式越來越依賴于虛擬資本，以及貨幣供應和債務創造的巨大擴張。目前已經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這些需求是為了實現資本能夠生產的價值。那么，合法性低、健康上脆弱的主導經濟模式，如何吸收大規模流行病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影響并幸存下去？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破壞的持續時間和擴散時間，因為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貶值發生不是因為商品無法被出售，而是因為商品不能被及時出售。

長期以來，哈維一直拒絕將“自然”這個概念與文化、經濟和日常生活隔離開來。資本改變了其自身再生產的環境條件，也帶來意料之外的后果（例如氣候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真正的自然災害。病毒會隨時變異，但是，突變是否威脅生命取決于人類的行為。

首先，有利的環境條件增加了發生劇烈突變的可能性。例如，在潮濕的亞熱帶地區集中的或難以管控的食物供應系統可能對此有所貢獻。這種系統存在于許多地方，包括長江以南的中國和東南亞。其次，有利于通過宿主快速傳播的條件之間差異很大。高密度人群似乎容易成為目標。眾所周知，例如，麻疹僅在較大的城市人口中心肆虐，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區迅速消亡。人與人之間如何互動、移動、自律還是忘記洗手會影響疾病的傳播方式。近年來的SARS、禽流感和豬流感似乎首先影響了中國或東南亞。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國遭受了豬瘟的困擾，這導致了大規模的生豬屠宰和豬肉價格上漲。說這一切并不是要指控中國。在許多其他地方，病毒突變和擴散的環境風險也很高。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能來自堪薩斯州，非洲可能滋生了艾滋病毒，并且肯定引發了西西尼羅河病毒和埃博拉病毒，而登革熱在拉丁美洲流行。但是，病毒傳播的經濟影響和人口影響取決于霸權經濟模型中預先存在的裂縫和漏洞。

對于COVID-19最初在武漢被發現，哈維并不感到意外（盡管它是否起源于武漢尚不清楚）。顯然，給當地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并且考慮到這是一個重要的生產中心，可能會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盡管不知道其規模）。最大的問題是傳染和擴散將如何發生以及持續多長時間（直到找到疫苗）。較早的經驗表明，日益全球化的缺點之一是阻止新疾病在國際上迅速傳播是不可能的。人們生活在一個高度互聯的世界，幾乎每個人都在旅行。潛在的人為傳播網絡是巨大而開放的。

當最初的新聞爆出時，全球股票市場立即下滑，但令人驚訝的是，隨后一個月或更長時間，市場達到新高。這一消息似乎表明，除中國以外，其他任何地方的生意都很正常。人們似乎相信，將經歷一次SARS的重演，盡管它具有很高的死亡率，并且在金融市場上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但事實證明疾病很快就會得到遏制，并且對全球的影響很小。當出現COVID-19時，主要的反應是將其描述為SARS的重復，從而使恐慌變得多余。在中國爆發的病毒和那里采取的行動，還導致世界其他地區錯誤地將這一問題視為“在那兒”發生的事情，因此視而不見（與此同時某些地方出現了令人反感的反華仇外跡象）。

然而，通過武漢的全球生產鏈中斷的故事開始流傳。這些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或者被視為特定產品線或公司（如蘋果）的問題。貨幣貶值是局部的和特殊的，不是系統的。消費者需求下降的跡象也被最小化，即使像麥當勞和星巴克這樣在中國市場有大量業務的公司不得不暫時關閉當地業務。農歷新年與病毒爆發的重疊掩蓋了整個一月份的影響。對此的自滿情緒是嚴重錯位的。

最初，新冠病毒在國際上傳播的消息是偶然的、偶發性的，當時疫情在韓國和伊朗等其他一些熱點地區已爆發。是意大利的疫情爆發引發了第一次暴力反應，2月中旬開始了股市崩盤，開始只是震蕩，但到3月中旬，全球股市凈貶值了近30％。

感染呈指數級上升，引發了一系列通常不連貫、有時甚至驚慌失措的反應。面對疾病和死亡的潛在上升趨勢，特朗普總統模仿了克努特國王（King Canute，這個國王曾經到海邊命令海潮不要上升）。讓美聯儲面對病毒降低利率似乎很不可思議，即使人們意識到此舉旨在緩解市場影響而不是阻止病毒傳播。

公共當局和衛生保健系統幾乎到處都人手不足。盡管先前有SARS和埃博拉的教訓，北美、南美以及歐洲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使公眾完全暴露于困境，并沒有做好面對這種公共衛生危機的充分準備。在所謂的“文明”世界的許多地方，地方政府和區域/州當局始終構成此類公共衛生和安全緊急情況的防線，但受緊縮政策（為了給公司和富人減稅和增加補貼）之害，地方上其實資金緊缺。

社團主義（Corporatist，指大型利益集團操控國家）的大型制藥公司對傳染性疾病（例如自1960年代以來廣為人知的整個冠狀病毒家族）的沒回報的研究幾乎沒有興趣。大制藥公司很少投資在預防上。他們對投資于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準備沒有興趣。他們喜歡設計治療方案。人們越病，他們賺的越多。預防不會增加股東價值。應用于公共衛生服務的商業模式消除了緊急情況下所需的剩余應對能力。特朗普總統削減了疾病控制中心的預算，并本著削減所有研究經費的精神解散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流行病工作組。哈維說，如果要對此進行擬人化和隱喻化，可以說COVID-19是大自然的復仇，是大自然對暴力和無節制的新自由主義的榨取主義（extractivism）進行了40多年粗暴虐待的報復。

現在，全世界的經濟影響都在急劇失控，破壞比原先所認為的更具系統性和實質性。長期影響可能是縮短供應鏈或使供應鏈多樣化，同時轉向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的生產形式（會對就業產生重大影響），并更多地依賴人工智能生產系統。生產鏈的中斷需要裁員或暫時解雇工人，這會減少最終需求，而對原材料的需求會減少生產性消費。這些對需求方一側的影響本身至少會造成輕微的衰退。

但是最大的脆弱性存在于其他地方。2007 、2008年以后爆發的消費主義模式墜落了，帶來一系列毀滅性后果。這些模式是基于將消費的周轉時間盡可能減少為零。這種形式的消費主義投資泛濫。國際旅游業具有象征意義。在2010年至2018年期間，國際訪問量從8億增加到14億。這種即時消費主義需要在機場和航空公司、酒店和飯店、主題公園和文化活動等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現在航空公司瀕臨破產，旅館空空蕩蕩，酒店業的大規模失業就在眼前。外出吃飯不是一個好主意，許多地方的餐館和酒吧已經關閉。即使外賣也有風險。從事零工經濟（gig economy）或其他形式不穩定工作的廣大工人隊伍被解雇，無法獲得支持。文化節、足球和籃球比賽、音樂會、商務和專業會議，甚至選舉前后的政治集會等活動均被取消。這些“基于事件”的體驗消費主義形式已經被關閉。地方政府的收入顯著下降。大學和學校正在關閉。足球和籃球比賽，音樂會，商業和職業大會，甚至選舉前后的政治聚會都被取消。

但是當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有70％甚至80％受消費主義驅動。在過去的四十年中，消費者的信心和情緒已成為調動有效需求的關鍵，而資本已變得越來越受需求驅動。之前這種經濟能量的來源并沒有受到劇烈的波動（有一些例外，例如冰島的火山噴發使跨大西洋的飛行封鎖了幾周）。但是，COVID-19不僅造成劇烈波動，還造成最富裕國家中占主導地位的消費主義形式核心的全面崩潰。無休止的資本積累的螺旋正在內部崩潰，從世界的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唯一可以挽救它的事情是政府出資激發了大眾消費主義。 例如，這將需要使美國的整個經濟社會化，而不必稱之為社會主義。有一個方便的神話，即傳染病不承認階級或其他社會障礙和界限。像許多這樣的說法一樣，這有一定的道理。在19世紀的霍亂流行中，階級障礙的超越性十分顯著，以至于催生了一直持續到今天的公共衛生和健康運動（已被專業化）。這個運動是為了保護所有人還是只是為了保護上流社會，并不總是很清楚。但是今天情況不同了。首先，負責照顧不斷增加的病人的勞動力通常具有特定性別、種族、民族。

這種“新工人階級”處于最前沿，要么最容易因工作而感染病毒，要么最容易因為沒有資源被解雇。存在誰可以在家工作，誰不能在家工作的問題。這涉及到在接觸或感染時誰負擔得起隔離（帶薪或不帶薪）的問題，加劇了社會鴻溝。就像哈維把尼加拉瓜的地震（1973）和墨西哥城的地震（1995）稱為“階級震”一樣，COVID-19也是表現出了階級、性別和種族的所有特征的大規模流行病。雖然這被方便地掩蓋在“我們都在一起”的言論中。美國的當代工人階級（主要包括非裔、拉丁裔、受薪婦女）要么繼續提供照料和日常用品供給（如保持雜貨店開放），要么就是失業（沒有任何福利）。受薪人員（像哈維一樣）在家工作，并像從前一樣領取薪水，而首席執行官則乘坐私人飛機和直升機四處飛行。長期以來，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的勞動者都被社會化為表現良好的新自由主義主體（這意味著如果出了什么問題要怪自己或上帝，但從來不敢暗示資本主義可能是問題所在）。但是，即使是良好的新自由主義主體，也可以看到這種對大規模流行病的應對方式是有問題的。

最大的問題是：這將持續多長時間？可能會超過一年，而且持續時間越長，貶值就越多，包括勞動力貶值。在沒有大規模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失業水平幾乎肯定會上升到與1930年代相當的水平，而干預措施必將不利于新自由主義國家。對經濟以及對社會日常生活的直接影響是多重的。但是它們并不全都是壞事。在某種程度上，當代的消費主義正在變得過度。這種過度消費的魯莽性在環境惡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取消航班和徹底停止運輸和遷徙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武漢的空氣質量已大大改善，美國許多城市也是如此。生態旅游景點將有時間從踩踏中恢復過來。天鵝已經回到威尼斯的運河。在某種程度上抑制魯莽和毫無意義的過度消費的嗜好，這是可能帶來的長期利益。珠穆朗瑪峰的死亡人數減少可能是一件好事。盡管沒有人大聲說出來，但該病毒的人口偏向可能最終影響年齡金字塔，對社會保障負擔和“護理行業”的未來產生長期影響。日常生活將會放慢，對于某些人來說，這將是一件幸事。如果緊急情況持續的時間足夠長，保持社交距離可以就會導致文化轉變。幾乎可以肯定會受益的唯一一種消費主義方式就是哈維所說的“Netflix”經濟，它無論如何都可以迎合刷劇一族。

在經濟方面，應對措施的依據是2007-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大量外逃。當時這需要采取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再加上對銀行的救助，并輔以生產性消費的急劇增加，通過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大規模擴張。后者不能按要求的規模重復進行。2008年設立的救助計劃的重點是銀行，但也使通用汽車事實上國有化了。面對工人的不滿和市場需求的崩潰，底特律三大汽車公司正在關閉，至少暫時是在關閉，這一點也許很重要。

如果中國不能重新扮演其2007-2008年的角色，那么擺脫當前經濟危機的重擔將轉移到美國，這就是最終的諷刺：在經濟和政治上唯一可行的政策要比伯尼·桑德斯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議更社會主義，這些救援計劃都必須在唐納德·特朗普的主持下啟動，很有可能是在“使美國再次偉大”的面具下。 

【國內】電子游戲與瘟疫

2005年，一場因設計漏洞引發的虛擬瘟疫肆虐網絡游戲《魔獸世界》，影響了400萬魔獸玩家，癱瘓了正常的游戲進程。

這場瘟疫起源于游戲開發商暴雪娛樂在當年9月發布的副本“祖爾格拉布”（Zul'Gurub），這一副本的BOSS“哈卡”會隨機向玩家施放名為“墮落之血”的技能，被擊中的玩家每隔幾秒會受到生命值傷害，附近玩家也會隨之被感染，低級別玩家會在幾秒內被殺死，高級別玩家可通過治療手段維系角色生命。玩家原本并不能將這一技能效果帶出副本，但開發商的游戲設計忽略了陪伴玩家作戰的寵物，這一技能效果被寵物帶出副本，并感染了生命值極高的NPC（非玩家角色）。這些NPC成為持續的感染源，加之被感染玩家的遠程傳送技能，將一場“黑死病”傳遍游戲世界。

根據維基百科資料，“玩家們對瘟疫的反應各不相同，但與現實疫情有不少相似之處。一些擁有治療技能的玩家志愿提供幫助，一些缺乏技能的低等級玩家引導別人離開疫區，一些玩家逃亡到沒有瘟疫的地方，也有一些玩家故意傳播瘟疫。暴雪娛樂嘗試采用隔離措施限制瘟疫，但未能成功。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被拋棄，玩家們紛紛到鄉村地帶避難，城市街道上一度布滿因為瘟疫死亡的尸體。”

因為與現實世界中流行性疾病的相似性，“墮落之血事件”受到國際性的新聞關注，進而引起流行病學家的興趣。

2007年3月，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流行病學家蘭·D·巴利瑟在《流行病學》雜志發表論文，描述了“墮落之血事件”與SARS和禽流感的傳播相似之處。他表示，未來流行病學家可以和游戲管理者合作，在游戲中謹慎釋放感染性病原體，研究疾病的傳播方式和控制手段。巴利瑟還認為，較之《魔獸世界》，有幾百萬人在線聊天、工作、貿易、娛樂和社交的電腦游戲《第二人生》更接近現實世界，可以作為研究平臺。《科學》雜志在當年5月的新聞欄目“隨機樣本”（Random samples）中報道了相關研究。報道還寫道，國際疾病監測學會的研究委員會隨后就這一論文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哈佛大學疾病建模師約翰·布朗斯坦表示，網絡游戲中的流行病涉及成千上萬的真人決策，這“增加了一種在其他模擬中并不存在的真實性水平。”

同年，美國塔夫斯大學的艾瑞克·洛夫格倫和妮娜·費弗曼在《柳葉刀·傳染病》上發表主題為“虛擬世界如何協助研究現實中的傳染病”的論文。根據BBC新聞2007年8月21日的報道，妮娜·費弗曼表示，“墮落之血事件”為人類如何應對這類危機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游戲中，玩家對感染威脅的反應非常多樣化，這與現實生活中的情況類似。人類行為對疾病傳播有很大影響，虛擬世界為研究人類行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目前流行病學家研究疾病動態的一個主要限制是只能進行觀察性和回顧性研究，為了研究結果而在現實生活中釋放一種傳染病是不道德的。計算機模型允許在沒有這些限制的虛擬群體上進行實驗，但仍然依賴于用數學規則來模擬近似的人類行為。虛擬世界可能是彌補這一差距的一種方式。

賓夕法尼亞大學人口生物學和流行病學教授加里·史密斯同樣表示：“很少有疾病傳播的數學模型考慮到宿主的行為。”但是他也對虛擬世界在現實生活中的代表性持質疑態度。

近期COVID-19的肆虐將“墮落之血事件”重新拉回人們的視線。根據微信公號“游戲研究社”，《柳葉刀》論文的第一作者艾瑞克·洛夫格倫已經也從一個生物學本科生成長為資深的流行病學家，當前正致力于研究美國醫療體系如何應對COVID-19的流行。

同樣因COVID-19再度火爆的電子游戲還有《瘟疫公司》（Plague Inc.）。這款經久不衰的游戲發布于2012年5月。這款游戲采取“反人類”的視角，玩家在游戲中通過制造病原體，并不斷調整其特性，與人類醫學和防疫措施作斗爭，從而誘發世界范圍內傳染病疫情，直到消滅全人類。這款游戲經久不衰，取得巨大的商業成功，運營八年累計吸引1.3億玩家，長期占據全球策略/模擬游戲榜首。

根據騰訊游戲報道，2013年4月16日，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官網上發表了一篇針對該游戲制作人的專訪文章，感謝其對疾控事業所做出的貢獻：“《瘟疫公司》作為一種非傳統宣傳工具，確實可以提高公眾對流行病學和疾病傳播的認識，制作團隊創造了一個關于公共衛生課題的引人注目的游戲世界。”

順便一提，《瘟疫公司：進化版》在2019年12月推出了名為“假新聞”的擴展包，玩家可以像制造病毒一樣造謠傳謠，有計劃地讓謊言蒙蔽全世界，顯然是諷刺當前“后真相”的全球媒介環境。

從今年1月21日開始，《瘟疫公司》就登上了中國區iOS游戲排行榜付費榜榜首。對此，《瘟疫公司》開發商、英國游戲工作室Ndemic Creations在1月23日發表聲明稱：“目前在中國爆發的冠狀病毒非常令人擔憂，并且我們也收到了許多來自于玩家和媒體的提問。《瘟疫公司》發售八年，每當疫情爆發時，隨著人們尋求更多地了解疾病如何傳播以及了解病毒爆發的復雜性，我們會發現游戲玩家有著明顯的增加。我們特地把這款游戲設計成既真實又包含豐富的衛生安全知識，同時又不至于引起現實世界的恐慌。游戲得到了 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其它主要醫療組織的認可。但請記住，《瘟疫公司》只是一個游戲，不是一個科學模型。目前的冠狀病毒疫情是個非常現實的情況，影響了許多人。我們始終建議玩家們直接從地方和全球衛生部門獲取信息。”

另一款與疫情相關的電子游戲是2008年問世的“實驗性科學游戲”《Foldit》，由華盛頓大學貝克實驗室開發，游戲目的是借助全球玩家力量，尋找那些沒被發現的蛋白質結構。

根據微信公號“手談姬”介紹，“相比計算機的機械式運算，人腦獨特的思維能力在推算蛋白質結構上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性，《Foldit》正是因此誕生的。”“在《Foldit》中，數十萬專業、非專業的游戲玩家集結著自己的力量，致力于解決無休無止的蛋白質結構問題。”這款游戲也因此在2010年登上了《自然》雜志。隨著疫情的全球肆虐，《Foldit》游戲中也引入了以已知的新型冠狀病毒模型為基礎設計的新謎題，呼吁玩家們參與到抗擊疫情的戰斗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