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到現在，已經由一個國家的災難演變成為世界性的災難，這不僅逼迫著我們思考由此引發的各種文化及社會現象，也讓我們對所生活的共同體中出現的矛盾和沖突進行反思。這其中既有“逆行”的醫生們冒死去武漢搶救病人所激發起的感動，也有湖北人因疫情的爆發外出避險活在旅行和工作途中遭遇不公平的對待，如何理解這一組矛盾的現象？隨著近來境外疫情的大規模爆發，類似的現象也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內重新上演，華人在海外被歧視的現象不斷出現，川普竟把新冠病毒直接指斥為“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與此同時，國內的疫情漸趨穩定，人們開始擔心從海外回來的華人和一些來華的外國人引發二次疫情，這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撇開情緒化的反應，對其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也是當務之急。

從共同體這個概念出發，或許也可以對這些互相矛盾的現象做出可能的解釋。“共同體”（Community）這個最初來自西方的概念如何定義眾說紛紜，現在一般指的是有著共同的習俗、道德觀念、生活方式、價值觀乃至政治理念的、生活在特定區域的人類群體。而其容納的族裔與文化既可以是單一的，也可以是多元的，其單位也可大可小，小到家庭、社區，大到城市、省域，乃至國家直至整個世界，都可以是一個共同體。

柏拉圖的《理想國》對于“理想”城邦的構想，可謂是最早的對于政治共同體的系統研究，我國的孔子的仁、義、禮的觀念也是對于共同體的構思，兩者均對各自的政治共同體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共同體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始終處在動態的穩定之中，尤其是在遇到比較大的“事件”（event）的沖擊時，如戰爭、瘟疫、自然災害以及科技的革命性創新和應用時，就會出現震蕩和自我調適，如果在這樣的“事件”性危機中不能及時維護和更新自身，就可能遭遇自身的崩塌。新冠的爆發與流行，就是這樣的大“事件”，其對我們身處的共同體，乃至對世界這個人類共同體的沖擊，都已經開始顯露端倪。醫生逆行搶救湖北病人受到贊美和在外地的湖北人受到冷遇這組矛盾現象之中，體現出的就是我們生活的共同體在新冠爆發后的自我維護和應激反應，從中可以看到經過淬煉后的“新冠共同體”的誕生，也可以推演出在世界這個更大的人類共同體中發生類似應激反應的原因所在。

被贊美的“神圣”醫生

對于冒著生命危險堅守崗位的湖北醫生以及從全國各地馳援湖北的醫護人員的贊頌中，既有民眾對那些頂著各種壓力努力探討新冠真相的醫生們的私下肯定，也有對那些舍生忘死積極救治病人的醫護人員的公開贊美。但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對于他們的肯定和贊揚對于“共同體”（la communauté）的情感交流或“共通”（communication）和精神“共融”（communion）都非常重要。因為這種情感的共通和精神的共融是共同體得以凝聚、強化和形成認同的最為重要的“時刻”（moment）。

法國思想家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從獻祭這種人類有史以來就存在的極端現象出發，對共同體的情感的共通與精神的共融的重要性予以深入的闡發，并由此建構了自己獨特的重視“內在體驗”的“情本體”的共同體理論。傳統的共同體討論主要集中在其社會、習俗、制度的“共同”或“同一性”方面，但巴塔耶的共同體思考則打破了這種外在的物的同一。他認為只有在面對死亡的獻祭中，作為單個人的“主體”才能打破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物理間隔，在被激活的圣性的情感共通中，成為擁有絕對主權并相互承認的“至尊”（souverain），從而帶來更高更深的精神的共融。他的這一共同體理論也深深影響了布朗肖以及至今仍活躍在世界思想界的讓-呂克·南希、阿甘本等人的共同體思想。

巴塔耶認為，人類“獻祭”（sacrifice）的行為，不僅僅是一種用人和動物的鮮血來祭神的活動，它有著更深的意義，“從詞源上來說，獻祭（sacrifice）正是圣性事物的生產（la production de chose sacrées）”（《被詛咒的部分》，南大出版社，2019年，第26頁）也就是說，獻祭有兩個層次，一是祭神，二是通過這一行為把獻祭的“犧牲”生產為“圣性的事物”，這一過程可以稱為“因圣而神”，而之所以要把“sacré”翻譯為“圣性”，是因為人的行為只能是從下到上，而神的行為卻是自上而下的，但因“獻祭”可“通”神，所以也可以認為其同時獲得了“神性”，是“神圣”的。換句話說，獻祭既是一種人的“犧牲”，也是使得這種“犧牲”“圣化”并進一步“神化”的過程。

面對由新冠帶來的強烈死亡危險，湖北及外地的醫護人員不僅沒有退縮，反而不顧一切地勇敢奮戰在搶救那些傳染性很強的病人的第一線，這本質上就是一種獻祭行為。因為醫生和護士們不僅被從日常生活的秩序中突然抽取出來，同時也是從億萬的國民中被“遴選”出來，而其使命即是以“從容赴死”的決絕，走上疫情中心所在的這個巨大而可怕的“祭壇”。在湖北，他們一方面代替我們接受死亡的危險，另一方面代替我們去實施救助，使得湖北的病人乃至其他隨時可能陷入危險中的人們能夠擺脫死亡的恐懼和威脅。這使得他們既成為獻祭的“犧牲”，也因此成為“因圣而神”的人物。而醫生因獻祭的“犧牲”帶來的強烈的“圣性的事物”，使得平時我們這些孤立的人突然間產生了“圣性”的情感的共通，得以打破物理的和心理的分隔，并因此帶來一種不分你我的更深的精神的共融。在這種共融中，相互之間的“至尊性”得到“承認”和尊重，大家也由之融為一“體”。在這一過程中，人們也獲得了內心的自由，擺脫了日常理性的約束和自己身上的“物性”。

可以說，因為醫生們做出的巨大犧牲，我們這個共同體在遭遇新冠的沖擊后，得到了“圣化”和“神化”，并因此迅速得到修復和維護。錢鐘書在討論詩歌的神秘性時，對于其所蘊含的某種不可言說的“道”有一段很好的闡發，可以加深我們對獻祭所引發的這種共通且共融的狀態的理解，與很多人將“immaent”譯為“內在”或“內在性”不同，他將其譯為“遍在”：“道既超越（transcendent），又遍在（immaent）。”（《談藝錄》，三聯書店，2001年，第676頁）可以說，獻祭這一行為本身就是既讓人感到“超越”，同時又賦予或者喚醒了人們的“內在”的情感，因而是“遍在”的，有一種不可思議也不可控制的共通和共融的效應，這也是這些逆行的醫生之所以可以喚起無數的國人共鳴的一個原因。

被排斥的湖北“圣人”

硬幣的另一面，是那些在武漢封城前聞訊離開，以及之前在各地工作旅游的湖北人的遭遇。他們很多人不僅遭到冷遇，甚至還遭受到了歧視。這不僅讓他們感到傷心和憤怒，也讓絕大多數人感到不平和困惑。這其中最為明顯和直接的原因當然是他們可能傳播病毒，給更多的人們帶來死亡的風險。但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他們的遭遇也是共同體在遇到危機時的一種本能的應激反應。他們的“污名化”和那些支援湖北的醫生的“神圣化”是聯系在一起的。

意大利當代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提出“Homo Sacer”的概念，國內對此概念有各種翻譯，有譯為“牲人”，有譯為“被獻祭的人”，也有譯為“神圣人”（參見《神圣人》，吳冠軍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8頁），但這個譯法依然不能妥帖傳達其含義。阿甘本使用的這個概念來自羅馬時期的法律規定，特指那些因為犯罪不可用于“獻祭”（sacrificed）的人，同時他們可以被人謀殺而殺人者無須承擔法律的懲罰。這樣的人既不受神的律法拘束，也不被人的法律訓誡，但是卻成為人和神的共同的“犧牲”（sacrifice），也即被“圣”。但他們雖說處在被“圣”或可被犧牲的狀態之下，但他們的犧牲卻不能“通”神，所以譯為“圣人”似更能達其原意。阿甘本認為“圣人”是一種“赤裸生命”（Bare Life），因人神共棄而變得無所依托，同時也無“家”可歸。而在國家或共同體的“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也即“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下，因為權力的突然制動，中斷正常法律，使得大量的“圣人”產生，他們不僅成為“赤裸生命”，也成為不潔的和危險的存在和象征。

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疫情爆發后，武漢及湖北人在客觀上就成為這樣一種“緊急狀態”下的“圣人”，他們的“罪”其實是“飛來橫禍”，他們本質上是無辜的，但是因為新冠及疫區的影響，以及國家突然進入緊急狀態，使得他們似乎因此獲“罪”，而不得不成為既不蒙“神”所喜悅，又被人們唾棄和隨意傷害的“圣人”。他們在離開武漢及湖北后在一些地方遭到冷遇，甚至情感上的嫌棄，就是圣人所不得不接受的“無家可歸”或“有家難回”的狀態的具體表現。而這一尷尬的“時刻”，就是考驗共同體的危機時刻，如何對這些已經不幸陷入兩難處境的“圣人”予以合理化的安置，使其有時間和空間終止這種意外的赤裸生命的狀態，就成為共同體的一項必要的也是至關重要的救濟行為。

這既是一種道德的救濟，也是一種共同體的自我教育，同時更是共同體的自我調適和修復行為。否則，這種狀態如果持續過久便會演化為“敵我”狀態，其更深的架構則是深置在人們內心和精神深處的黑格爾所謂的“主奴關系”，人們確立自己的意識及狀態靠的是與“他者”之間不無敵意的對抗與區隔，并以此獲得自我的安全和生命的持存。在此前提下，對于離開武漢和在外滯留的湖北人的妥當的安置就變得尤其重要。應該說這次疫情中，除了個別地方和個人，不幸成為湖北“圣人”的同胞大多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比較及時地終止了生命的“赤裸”狀態，但對于他們來說，去“圣”化之后，重新還原到“人神共悅”的狀態，還有一段路要走。還有現在迫于生計而出外謀生的湖北人，在一些地方也遇到相似的困境，但是，作為無辜的“湖北圣人”，他們的這種境況也需要共同體及時作出回應和調節，盡快將他們去“圣”化，恢復共同體的常態運行。為了抗疫，和那些勇敢的醫生一樣，他們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雖然他們的“犧牲雖然未能得到像醫生那樣的作為“神”的共同體的及時的承認和“神圣化”，但他們的“犧牲”同樣值得人們同情和理解，更需要情感和經濟的支援與補償。這也是共同體康復工作的一個當務之急。

當下華人及亞裔在國外所遭遇到惡意中傷和歧視其實是一個放大的共同體中出現的湖北“圣人”現象。全世界現在遭遇的這次新冠危機既是對不同國家的考驗，也是對于人類共同體的考驗。華人及亞裔曾因疫情在中國肆虐成為“圣人”，而如今，隨著新冠的世界性擴散及“回流”，原先遭受這種犧牲的華人及亞裔與先前那些嘲笑和歧視他們的其他國家、族裔的人互換了“位置”，這使得大家都不得不遭遇和體驗相同的犧牲，成為痛苦的“圣人”。如今這種考驗依然在進行中，如何使人們不得已的犧牲“圣化”和“神化”，使人們的情感得到升華，不僅成了此一危機時刻各國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乃至各個領域的學者們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每個人對個體生活進行反思的契機。不然，放任這種狀態或者有意擴大這種狀態，會讓世界重回“敵我”狀態，引發進一步的矛盾和沖突，乃至相互之間的隔閡與怨恨。

但我個人更愿意相信，經此一大疫后將形成的“新冠共同體”將變得更加富有人道主義的彈性和愛意，不管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推己及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還是西方的“愛鄰如己”的情感，都會使得置身于不同國家、不同族裔和不同文化的人們加深理解，棄絕誤會、對抗、隔膜和冷漠。因此，那些有意無意借此機會煽動國族仇恨，宣揚個體乃至族裔及文化優越的人，都應該遭到批評和撻伐。因為這已經不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族裔的災難，更不是哪一種文化優劣的試金石，而是需要大家齊心協力共同醫治和維護我們的人類共同體，以一種更為深摯的情感共通，直至共融，并在這一淬煉中升華。

2020年3月20日于五角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