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過兩次顏福慶追悼會

2020-03-20 19:3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黃喬奇上海灘雜志公眾號

日前，我途經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原上海第一醫學院）校園，在姹紫嫣紅的東一號樓花園里，只見中山醫院創始人顏福慶院長的全身雕像矗立于大草坪中，周圍有一些學生在悠閑地散步。觸景生情，不由得使我回憶起顏福慶的一些往事。

顏福慶雕像

顏福慶的大哥顏明慶娶了我祖父黃祖庭的十妹為妻，因而顏家和黃家是姻親關系，我叫顏福慶“公公”。顏福慶的家和我家離得很近，兩家人時常來往。在我的印象中，顏福慶公公是一個中等身材的慈祥老人，平易隨和，對我們小輩很親切。我清楚地記得，在顏家客廳的墻上，掛著一幅1956年毛主席接見并宴請顏福慶時的照片。

顏福慶在“文革”動亂中受到迫害，于1970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與眾不同的是，他的追悼會舉行過兩次。

第一次追悼會：到場者寥寥不足三十人

第一次顏福慶追悼會，是1970年12月上旬在龍華火葬場（今龍華殯儀館）舉行。福慶公的小兒子顏端清知道我喜愛攝影，事先委托我在追悼會上拍幾張顏福慶的遺容留作紀念。由于1966年后我已經沒有照相機了，為此特地趕到淮海中路陜西南路轉角的“祥生舊貨商店”，花了8元錢，淘了一只二手的海鷗牌203型折疊式照相機來應急。

當時正值“文革”中期，鑒于顏福慶被強加的身份，他的喪事只能從簡。出席追悼會的只有顏家的一些至親及少數好友，總數不到三十人。第一醫學院及中山醫院的老領導不是被打倒，就是被下放，因此也沒有單位領導參加。追悼會由顏家親戚吳石適先生主持，吊唁儀式很簡單，場面顯得冷清，氣氛也是壓抑的。

我臨時買的這架照相機沒有閃光燈裝置，所以在室內拍照時只能盡量利用門、窗透進的自然光，再開大相機鏡頭光圈并用慢門曝光，拍攝了幾張黑白照片。追悼會結束后，又在室外給參加吊唁的親友們拍了幾張合影。當膠卷沖洗出來后，我發現室內拍攝的底片曝光略顯不足，于是我在后期制作時做了一些補救，以提高照片清晰度，將福慶公的遺容保存下來。后來出版的一些紀念顏福慶的書刊中，也曾刊用過我當年拍攝的這些照片。

1970年12月，參加顏福慶告別儀式的親友們在大廳外合影

1970年12月，至親好友在龍華火葬場向顏福慶遺體告別

第二次追悼會：龍華公墓大廳里人都擠不下

第二次追悼會是在“雨過天晴”的八年后。那是1978年11月29日，即顏福慶逝世八周年。那天上午，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在龍華革命公墓大廳舉行了“顏福慶骨灰安放儀式”。這次出席追悼會的有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負責人楊愷，市委統戰部的領導和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席許德珩，第一醫學院及中山醫院黨政部門領導，還有在滬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民主黨派代表，以及醫務界、宗教界、工商界等顏福慶的生前好友，總共有四五百人到場。

當我趕到龍華公墓時，大廳內已擠得滿滿的，周圍擺滿了花圈、花籃和挽聯。我趕緊擠到大廳前排的家屬隊伍中站好，在家屬隊伍前面站立的是兩排領導同志。當天因來吊唁的人實在太多，大廳內已容納不下，很多人只得站在門外參加追悼會。

追悼儀式上，由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書記吳立奇致悼詞。他對顏福慶一生為醫學教育事業所作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并代表第一醫學院黨委鄭重宣布，徹底推倒“文革”期間強加在顏福慶身上的所有不實之詞，為顏福慶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這次追悼會不需要我來拍照了，當時會場內有許多記者拿著攝影器材跑前跑后忙碌著。當天晚上，上海電視臺在新聞節目中播放了顏福慶追悼會的現場片段。

追悼會結束后，顏家親屬將顏福慶的骨灰盒安放在“龍華烈士陵園革命干部骨灰存放室”。當晚，顏福慶的家人在南京西路上的“梅龍鎮酒家”，設宴招待了前來參加追悼會的親友。

二十天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中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