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瑟琳·阿諾德

1918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停歇，一種可怕的新型病毒卻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散播。它橫亙1918和1919年，通過三波彼此相連的傳染潮殺死了至少5000萬人。德國士兵管它叫“閃電黏膜炎”，英國士兵則稱之為“弗蘭德爾流感”，但在世界范圍，這種傳染病獲得了臭名昭著的名稱——“西班牙流感”。

英國史家凱瑟琳·阿諾德在充分研究當時的原始檔案為依據，寫下了《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變的世界》，為人們呈現了一個籠罩在流感陰霾下的世界，看到了那場災難中普通人的生活圖景。

經出版社授權，摘選書中講述美國費城百姓的困苦經歷的片段。現標題由編者所擬。

《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變的世界》，[英] 凱瑟琳·阿諾德 著，田奧 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

死亡的幽靈拍打著翅膀，但沒有哪里比在費城上空的拍打得更猛烈。在1918年，坐擁170萬人口的費城被認為是一個干凈衛生的大城市，但生活于其中的移民群體其實窮困潦倒，美國歷史最為久遠的黑人貧民窟之一也位于這座城市。從歷史來看，在費城，英年早逝是理所當然的。劇作家、時任《生活》（Life）雜志主編的杰克·芬徹爾回憶道，他的叔叔便是在1918年10月死于西班牙流感的：

我叔叔的死，只不過是當時美國家庭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對的致命傳染病中的一個小小的、悲傷的部分，如今我們已無須面對這種情況。當時的情況不一樣。成人和孩子可以如此輕易地被多種疾病從這個世界帶走，甚至是一些現在我們已經不再擔心的疾病。比如我的祖母，死在（我叔叔）前頭。她處理完了因肺結核而病逝的妹妹的葬禮，轉身就因同樣的疾病死去。她最小的兒子生下來就得了肺結核，死在了她前頭。

9月11日，費城的海軍船塢暴發了西班牙流感，而新澤西州的迪克斯營和馬里蘭州的米德營的暴發時間則分別是15日和17日。到了9月18日，費城衛生局簽發了流感傳染警告，開展了通告經咳嗽、擤鼻涕和吐痰傳染疾病之危害性的運動。據《費城調查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報道，有600名水手因流感入院，平民也有染病的。9月21日，盡管醫生宣稱流感不會在平民中大范圍傳播，衛生局還是將流感列入強制上報疾病。當地海軍軍區總司令的醫務助理Ｒ.Ｗ.普魯默少校發布公告稱，海軍和市政官員們正通力合作，“將疫情控制在目前的范圍內，我們一定做得到”。醫生們也十分樂觀：在費城將流感列為強制上報疾病的同一天，費城菲普斯研究所主管保羅·Ａ.劉易斯醫生宣稱他已經成功離析出流感嗜血桿菌，從而找到了西班牙流感的病因。據《費城調查報》稱，這一發現“用知識武裝了醫學研究，有助于我們打贏這場與疾病的戰爭”。結合其他地方針對西班牙流感起源所做的研究實驗來看，劉易斯的結論單單針對的是當地的情況。盲目樂觀帶來了悲劇性后果。人們充滿自信，認為西班牙流感的疫苗很快就會被研發出來，市政府甚至允許舉辦大規模游行。9月28日，第四次自由公債大游行舉行。游行伊始，有20萬人參與，他們橫穿了市內23個街區。

1918年的游行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圖

有兩個人正從隊伍中觀看這場游行，一個是蘇珊娜·特納，另一個是科倫巴·沃爾茲。17歲的蘇珊娜當時是威廉·潘恩高中的學生，她回憶道：“我們深知這場戰爭的重要性、自由的重要性。我們游行、歌唱，為自由公債募集資金。”至于科倫巴，當時只有8歲，在她的回憶中這場游行是“一場無與倫比的歌唱大會，有很多張山姆大叔的巨型海報在人群中穿梭”。科倫巴和她的朋友凱瑟琳手挽著手放聲高歌，為公債募集貢獻了僅有的幾美分。科倫巴回想道：“我和凱瑟琳都很開心，覺得我們為備戰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在游行后的一天內，一場大規模西班牙流感疫情暴發。10月1日，新增635個新病例。醫生們忙著處理疫情，甚至沒工夫做記錄，所以真實的病例數恐怕要比這高得多。衛生局的Ａ.Ａ.凱恩斯醫生估測從9月11日到9月底，費城新增了7.5萬新病例。在霍格島船塢，8％的船工缺勤，太多鉚接隊無法正常工作，導致10月3日這一天的鉚接量就從8.6萬跌到1.1萬。這天晚上，費城所有的學校、教堂和劇院都被勒令關閉。同一天晚上，賓夕法尼亞州代理衛生專員Ｂ.Ｆ.洛伊爾下令關閉所有的公共娛樂場所和沙龍，與此同時，布魯總醫官向全國重新下達了同樣的命令。盡管許多城鎮執行了此項命令，但這對于控制疾病傳播并沒起多大作用。

10月3日 報紙上刊登費城所有的學校、教堂和劇院關閉的告知 THE EVENING PUBLIC LEDGER 圖

當疫癥來襲時，小姑娘安娜·米拉尼住在北街的意大利移民社區里。“我記得那天天氣溫和，我們坐在外面的臺階上。大概到了黃昏，我們開始聽到尖叫聲。就在同一棟房子里，在那個剛死了個小女孩的家里，又有一個18個月大的嬰兒死了。有人告訴我們，西班牙流感正在到處傳染人。”

到了周末，即10月5日，700名費城市民死于流感和肺炎；第二周，2600人死去；到第三周，4500多人死了。醫生們忙著在大街小巷看診，根本來不及向當局報告死亡人數。估計有成千上萬人患病，醫院裝滿了病患，轎車、馬車甚至手推車，全被用來運送病人。更糟的是，那些治療病人的醫護人員也病倒了。隨著護士、護工和清潔工的減少，醫院只能掙扎著經營下去。僅在費城醫院，就有40名護士病倒。很快當局就開始懇請任何健康的、愿意工作的人自告奮勇來幫忙。在費城北部，蘇珊娜·特納自愿前去幫忙照料西班牙流感病人：

我當時17歲，想著自己可能會想成為一名護士。所以我就去找我們片區的牧師，問他我可以幫什么忙。他讓我去找托馬斯夫人（她是伊拉·托馬斯的妻子，伊拉是費城運動家棒球隊的捕手），她在醫院一個偏房里制作口罩。托馬斯夫人讓我在病房外給口罩浸一浸消毒液，然后我戴上口罩走了進去。我幫病人拿便盆，盡我所能幫助教會姊妹。病人們太虛弱了，看著幾乎像已經死了。

我的身體時不時會變得僵硬，我便開始害怕，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流感。但我幸存了下來。我只是做好每天的事，沒有考慮未來。

在流感疫情中，基礎的公共服務已經崩潰。共有487名警察未能到崗工作，而兒童衛生局則擠滿了數百個被遺棄的孩子。人們不敢把孩子送去孤兒院，害怕那里的疫情更為猖獗，只好請鄰居收留。10月8日，賓夕法尼亞貝爾電話公司的850名員工未能到崗，貝爾只好在報紙上發布通告，聲明公司已經無法處理“流感疫情和戰爭通信需求中哪怕最基本的電話接線工作”。第二天，衛生局和施濟機構授意貝爾電話公司有權拒絕為非必需通話服務，這家公司也確實因此拒絕了一千多通電話。

費城Temple Samaritan醫院為救治流感病人做準備 美國國家檔案館 圖

護士們親眼看到能讓她們聯想到黑死病的種種情景。她們身穿顯眼的白褂，戴著紗網口罩，身后跟著一大群絕望地乞求幫助或想得到些許安慰的病人。一個護士可能早晨在照顧15個病人，到了晚上就變成了50個。“有個護士發現在同一個病房里，丈夫病死了，而他的妻子生下一對雙胞胎。在死亡與新生之間，只隔了不到24小時，而妻子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吃，除了一個她正好伸手就能拿到的蘋果。”

民政機構的防疫措施零零散散又沒有章法，反而是費城國防委員會協調開展了對疫癥的防控。此機構于10月10日在斯特勞布里奇與克洛希爾百貨商店開設了一處信息臺，設有24小時電話求助熱線，并在當地報紙上刊登通知：“流感患者們，如果你需要醫生、護士、救護車、汽車，或任何因患病而急需的服務，請撥打‘菲爾伯特100’，電話通了以后，直接說：流感。”電話總機立馬就擁塞了。貝爾電話公司將其電話線路翻了一番，甚至兩番。到10月7日，整個電話系統還是崩潰了，因為850名電話接線員也患上了流感。

費城一名警察護送一名流感受害者到醫院。費城醫學院歷史醫學圖書館 圖

在傳染病的侵襲中，窮人永遠是最脆弱的。生活在貧民窟的家庭，由于養家糊口的壯年父母們病死，剩下未馬上感染的人只能挨餓，靠流動救濟站挨家挨戶施舍活下去。幸運的是，國防委員會有許多車子，參與第四次自由公債大游行的400輛汽車現在被征用來抗擊流感疫情，10月10日之后，15輛救護車以及幾十輛私家車，甚至出租車都被捐出來用以接送醫生和護士看診。

然而，醫生、護士和輔助護工仍然短缺，大量工作無法完成。10月1日流感暴發后沒幾天，退休的老醫生們就被召回工作，而醫學院的學生們頓時發現自己肩上已經扛著資深醫師的職責了，每天工作15個小時。

費城大街，一個男人戴著紗布口罩和護士站在紅十字會卡車旁 phillyvoice.com 圖

慈善、宗教和政治組織均鼎力相助。由于學校關停，數百名教師自愿為抗疫獻力；多爾蒂大主教從圣約瑟勛章隊伍里調遣200名護士前往急診醫院；天主教的修女們在猶太醫院里工作，接受科恩醫生的指導，圣文森特·德·保羅協會為病患提供食物、衣物和護理，如有挖墓穴的必要，其成員也義不容辭。巡警慈善協會的數十名下班的警察則幫忙抬擔架。疫情在費城南部更為嚴重，數百家小賣鋪關門休業，將自己的貨品捐獻給了窮人和任何需要的人，一位消防員駕著一輛老式急救馬車穿越大街小巷，提供協助和食物補給。

“西班牙女郎”到訪這座城市前，科倫巴·沃爾茲愛極了附近教堂傳出的鐘聲。“那鐘敲起來總是歡欣鼓舞、喜氣洋洋。鐘聲悠揚，給我帶來愉悅。”但當西班牙流感開始侵襲鄰里時，一切都變了。科倫巴就住在一戶殯葬人的街對面，她看著棺材逐漸在人行道上堆起。

費城的死亡率急速上升，10月的第二周已有2600人病死，第三周則有4500人死于流感和肺炎。可怕又吊詭的是，西班牙流感重創了殯葬行業。“慈善管理協會找了25個殯葬人才有一個愿意安葬窮人。”尸體往往橫躺家中數日。私人殯葬公司見有這么大的需求很高興，其中一些坐地起價，甚至抬高到600％的價格。墓園也向死者家屬收取15美元作為安葬費，在遭到抱怨后就直接讓家屬自己挖坑埋人。

費城僅有一處市立太平間，在伍德街13號，里面只有36個停尸位，一般是留給殺人案件受害人或無名尸體的。到了10月第三周，市立太平間已經需要處理好幾百具尸體了，走廊和每個房間里都堆滿了，僅用帶血漬的臟床單掩著。這些尸體既沒做防腐處理，也沒用冰保存，很快就發出令人作嘔的惡臭。大門打開，以方便通風，站在門口就宛如看到地獄的景象。在最夸張的時候，太平間里的尸體數量是棺材數的10倍。

10月10日，太平間里堆著500具等著下葬的尸體，殯葬人、棺材制作工和掘墓人都無法完成如此多的工作量。為了處理這么多的死尸，當局在劍橋大街20號的冷藏庫里緊急開辟了一間臨時太平間。在疫情結束前，當局還會新開另外5間臨時太平間。

另一個難題是收尸：把尸體從第一急診醫院里運出來相對還算容易，從家或出租屋里收尸就非常費時間了；最夸張的一次，6駕馬車和1輛卡車開遍全城街巷，收了221具尸體，這些病人已經死了1至4天。

僅一天費城就有528人死亡，天主教救濟會主管約瑟夫·科里根神父安排了6駕馬車，開啟了憂傷的行程。這6駕馬車不分晝夜地穿街走巷，收取無人認領的尸體。教區志愿者和神學院學生接手了這可怕的工作，拿著鏟子和鐵鍬，用煤油燈照亮前方的道路。

費城的50位防腐工很快就被大量的需求壓垮，一位經驗豐富的殯葬人，來自紫十字殯葬人協會的Ｈ.Ｓ.埃克爾斯先生差不多解決了這個問題。埃爾克斯先生請求費城市長聯絡戰爭部長緊急調來了10位軍隊防腐處理專家。

另一個難題是棺材短缺，隨著最便宜種類的棺材售罄，只留下了最貴的棺材，一些不良殯葬販子還會火上澆油，標上更昂貴的價格。在費城，這一問題是由國防委員會解決的，其招募了多個當地木制品企業來制造更多的棺材。委員會還為這些企業制訂了嚴格的指導標準，令它們只能為費城市民制作棺材，而且提升的價格不得超過原價20％。

費城人挖路埋尸 費城醫學院歷史醫學圖書館 圖

由于掘墓人的短缺，市政當局從路政部門招來筑路工，從監獄招來囚犯，充當掘墓人。當死亡人數多到單純憑靠人力無法解決時，路政局借出一把蒸汽鏟，工人們用它在公共墓園里挖出大型溝道，用以埋葬窮苦人和身份未明者的尸體，這些尸體被做了標記以防之后有人來認領并遷移到自家墳塋。在費城西部經營一所家庭殯儀館的邁克爾·唐諾休回憶道：

墓園不遺余力地幫助大家，特別是費城主教區。在一些情況下，家屬得自己挖墓穴，如果不自己挖，根本得不到。為了維持人性的底線，大主教區借來蒸汽鏟，將圣十字墓園的42區挖空——后來此區域被人們稱為“戰壕”。挖“戰壕”是墓園幫助人們迅速埋葬、妥善處理死者的方式。人們將死者排成行，一個挨著一個，祝禱也是一個接一個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