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個世界有道理的話，那么道理大體也就分為兩類，一類是講述世界的道理，說明天為什么是藍色，草為什么是綠色，花為什么是五彩繽紛的，這種道理讓人知道真實世界的樣子，知道支持真實世界運轉的背后規律。

而另一類道理，則是講述內心，或者說是講給內心聽的，無論是宗教還是哲學，大多形而上的東西，都屬于這一類道理。這些內容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聽起來似乎有道理，但有沒有什么辦法像檢驗藍色的天一樣去檢驗那些道理的對錯。那這些人類琢磨了上千年的詞句究竟是有什么用呢？

康德認為，人因自由意志而又決定自己行為的可能，但人的行為本身卻是受制于自然的因果法則，這是一個異于人類的領域。這也就對應了兩類道理，是講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一類就是在講人類意志。

而康德對人類意志和自然法則的論述，主要落在自由上，他強調人類意志的自由，但也明確了人類意志進入自然界之后的不自由，也就是人有一種“不自由的自由”。“那個本身自由的人，在異于人類的自然世界中，無助地接受擺布，接受與他作對的、摧毀他自由的命運。”

所以其實人所追求的道理，本身都是在對“自由”的一種試探。對自然規律的了解和掌握就是知道人在自然中不能做什么，以及還能做什么。可以說這一部分道理是關于“不自由”的描述。那么剩下的道理，就都是有關人類思想如何獲得“自由”的描述了。

那么這些關于“自由”的道理，有什么共同之處？

拿宗教來說，如今已經很少有人會徹底的相信會有一個全能的神在上空看著自己，終有一天把自己接走，在天堂中過上幸福美滿的日子。宗教更多的作用，是在撫慰人心，當人遇到困難、災禍時，心中有依靠，可以隱忍度過；當人犯了錯誤、有了罪孽時，可以有地方釋放，達到內心平衡；當覺得此生無望、了無生趣時，能尋找寄托，企望未來。

再隨便挑出一種哲學思想。比如此前提到康德的想法——不自由的自由“一面讓人成為自己的主人和尺度，一面只能充當存在的奴隸”。而謝林則提出來另一種解讀，他認為命運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本身就是人存在的一部分。命運不再是限制人的自由的外在力量，命運本身就是人的自由的一部分。

關于這一點，阿倫特曾說：人的毀滅不是由命運決定的，而是他自己的存在的一部分。人的墮落不是因果律支配的外界敵意勢力的過錯，而是早就隱藏在人自己的天性之中。在人性災難發生的時候，人要問的不是命運為何如此待人，而是人如何濫用了自己的自由。

有了這種理解，阿倫特又給出了人該如何行動的建議：人生在世，被拋入這世界，是荒誕的。人必須在荒誕中生活，以驕傲的對抗來生活。對抗是在經驗告訴我們理性不能解釋任何事情的時候，仍然堅持理性……對抗是在理性和人的尊嚴不再有任何意義的時候，仍然把他們當作最高價值。在荒誕中生活就是不斷反抗荒誕生活的一切條件，永遠拒絕在這種生活中安逸求生。

阿倫特這種存在主義，和康德的自由理論，乃至宗教法則，聽起來都很對，只要人愿意相信其中的一種，或者全部。但也沒有什么能夠說明，人是不是自由，人是否必須要對抗荒誕或者人可以在天堂中獲得救贖。

那么在這種看似都對，又無法驗證的道理中，人該如何去選擇相信或者選擇不相信呢？

追溯到古希臘時代，蘇格拉底，似乎早早就看透了一切。蘇格拉底式的思想的唯一標準就是agreement，也就是與自己相一致。蘇格拉底也曾說“know yourself”。從這個角度來看，可能他的真意并不在于去了解、理解自己，而是在于通過對外界和自身存在的判斷，去尋找一種agreement，形成一種自我和世界的一致性，也就是達到思想和行為的“和解”。

一個殺人犯，如果帶著殺人者必遭受懲罰的思想，那他也不會在這個世界上存活太久，早晚有一天這種思想與行為巨大的不一致會殺死他自己。

黑格爾曾經說過，悲劇有兩種最基本的沖突，一種是“社會普遍性的倫理生活和作為道德關系自然基礎的家庭之間的沖突”，還有“人的行為存在不可預測的后果”。這些沖突和不一致，導致了悲劇的誕生，而這些悲劇往往更多的都是在人的心中上演，最終給人的心靈造成巨大的沖擊。

那些被我們稱作命運的東西存在么，更有可能的是，我們把那些自己無法控制的外界自然，那些偶然性、突發性的東西，通通找一個可以理解的詞匯“命運”來概括。

人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的理解自己的行為，不停的調和思想和行為之間的差異。因為思想是沒有限制的，而行為總是受到限制，這一點又回到了康德的洞見。所以一切的，非自然規則的道理，都是在做著同樣一件事情，讓人理解“不自由的自由”，讓人調和關于純粹自由的思想邁入真實世界實施行動時受到限制之后的不一致。

所以一部分道理讓人知道自然的真相，而其余的道理，通通都是讓人理解自己，找到與自己和解的理由，調和思想與行動的不一致，最終成為一個看起來自己思想可以支配自己行動的，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