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中國社工周，澎湃研究所與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聯合推出“陪伴：相信人類關系的重要”專題，邀請國內外11位學者談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工。

根據中國社工學會內部統計數據，目前，中國內地通過社會工作職業水平考試者有53萬左右。但是，《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提到，到2020年，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總量應達到145萬人。

今天刊發專題第三篇，復旦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顧東輝對中國社工職業發展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全國各地的社工人紛紛行動起來。經過兩個多月的各方協動，抗疫終于進入中后期，以線上為主、線下為輔的社會工作也開始從病患中心拓展到病患家庭、一線工作人員及其家屬、服務支持人員、普通民眾等多類人群，并將呈現出更豐富多元的工作形態。

筆者與社會工作者、志愿者、社區工作者、黨政干部時有互動，統籌過嚴重天災和突發事件的社會工作服務，也參與了此次新冠肺炎抗疫。面對此時此景，不由想起如下問題：社會工作與其他助人活動有何差異？社工作為職業的發展狀況如何？社工行業應怎樣繼續提升以更好承擔專業使命？

社會工作到底有何不同

武漢封城后，武漢大學郁之虹老師組建團隊，在線整合專業人員，基于“社區為本”網絡抗疫三級防御模型，分別針對社區居民、隔離人員和新冠患者開展服務。團隊在江漢區北湖街、江漢區某集中隔離點、洪山體育館方艙腫瘤醫院片區等場域開展了科普、醫療咨詢、情緒安撫、危機介入等服務，已服務3000余人。

在武漢之外，也有社工因疫服務的案例。常住上海的李小姐在返滬途中因經停湖北而被集中隔離。她擔心如果自己被感染，工作會受影響，因此寢食不安，無所適從。隔離后第三天，她向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小陳求助。小陳根據雙方交流信息和心理調查認為，李小姐存在情緒問題，決定基于“長項視角”與她線上互動，激發其自身力量，協助其正念看待疫情。在七次電話和微信的聯系中，小陳了解了李小姐的上海打拼經歷，肯定了她獨立和應對變化的能力，分享了對疫情的看法，并鼓勵她恢復運動。隔離結束前，李小姐多次主動與小陳交流，情緒也終于恢復正常。

抗擊疫情，社會各界人士都參與其中，視角各不相同。有社區工作者說，“我參加抗疫工作，應該也是社會工作者了”；也有志愿者認為，“我們就是義工，我們與社會工作者本質上一樣，都是學雷鋒”。

其實，社區工作者是職業身份，與崗位有關，社會工作者是專業身份，與技術有關。術業有專攻。在疫情中，社會工作者可以協助有需要者修補人際關系，進行哀傷輔導，促進公共衛生優化，但這些不屬于社區工作者的職能范疇。社區工作者是體制內的基層人員，社會工作者屬于社會領域。當然，社區工作者應該具有一定的社會工作知識，最好是社會工作者。

社會工作者與志愿者、義工也不同。社會工作者體現技術屬性；志愿者則強調自愿品性，用于非營利場合。營利單位招募志愿者，如汽車大賽維持秩序，是對志愿者的誤用。義工之說在我國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用得較多，指參與非營利行為的志愿者。此次抗疫志愿者就可以視為義工。

社會工作者不是社區工作者，也不是志愿者，而是專業人員。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就抗疫工作作了重要講話，明確指出“要發揮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

社會工作有專業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它高于其他職業，區別在于其觀察視角和處理方法。如，醫護人員協助新冠肺炎病患恢復生理功能，社區工作者開展疫情排摸，志愿者在信息發布、物質運輸、人員接送等方面貢獻心力。要各自發展，相互配合。

調查：八成MSW畢業生就業與社工有關，四成供職于體制內單位

社會工作者是與教師、醫生相類的專業人員，在業內被稱為“人類幸福工程師”。成為社會工作者的途徑之一是經過大學訓練。據中國社工教育協會辦公室主任秦小峰提供的統計資料，2017年7月，中國內地有348所本科院校、80所左右高職高專開設社會工作專業；2019年有社會工作專業碩士（MSW）學位點155個、二級博士點或研究方向21個。除了理論學習外，本專科生、碩士生均需完成600-800小時的專業實習。

途徑之二是通過職業水平考試，依據的是2006年民政部和人事部聯發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評價暫行規定》和《助力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職業水平考試實施辦法》。中國社工學會鄒學銀秘書長最近告知筆者，2019年有12.8萬人通過考試，2008年開考以來全國已經有社會工作師和助理社會工作師53.3萬人。

對于上述兩類人員何處從業，全國尚無專門調查，但從全國社會工作專業碩士教指委2019年內部調查資料中可以發現一些趨勢。被調查學校中，約八成畢業生就業與社會工作有關。根據經驗，博士生的對口比例會更高，本專科生的對口比例應該低于專業碩士畢業生。

表1:社會工作專業碩士畢業生就業單位與社會工作專業對口情況表，76所高校回答該問題。文中表格均由作者繪制

此外，調查中將企業列為第一去向的學校最多（37%）。如果合并同類項，則體制內單位（黨政部門和事業單位）為畢業生第一去向（40%），主要從事社會事務管理；然后是企業，畢業生主要從事人力資源、社會責任等事務，再次是社會組織（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和基金會），考博和其他很少。

表2: 社會工作專業碩士畢業生的第一去向畢業去向表。

薪酬是反映就業質量的關鍵指標。社會工作以上海和廣東的發展較好，從其薪酬情況大致可以估測全國情況。

筆者曾進行過“上海市社會工作者薪酬情況調研”，發現浦東新區的制度相對成熟。根據“2019年版浦東新區社會工作服務機構薪酬體系指導方案”的說法，該協會基于職位名稱、任職條件、能力要求和薪酬水平相對應的原則，設立實務類（四級，高級、中級、助理級、社工員）、督導類（三級，高級督導、初級督導、助理督導）和行政類（四級，總干事/主任、副總干事/副主任、部門主任、干事）三類人才職位。根據該制度，社會工作者的薪酬水平與2019年度上海市職工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上下限標準的參考水平掛鉤。

廣東省社工師聯合會2017年發布了“社工薪酬研究報告”。根據該報告，廣東省社會工作者薪酬由基礎薪酬、浮動薪酬和福利服務構成，但存在水平偏低、未分設服務與管理類型、指導文件存在不足、缺乏常態化調整機制、機構支付壓力大等薄弱之處。

筆者近期也聽到過兩地社工薪酬消息，基本情況與此前接近。扁平化和雙梯制，注重任職條件、職責、能力和薪酬的對應，注意與社會平均工資及其增長、物價指數的呼應，是制定薪酬的基本原則。

關于社會工作者薪酬狀況，多位同行曾跟我有過交流。廣東省社工師聯合會前會長李敏蘭曾表示，“社會工作發展主要靠人才，人才主要靠薪酬，廣東及全國社會工作有上升空間。”上海市楊浦區復馨社工師事務所前總干事劉勇也告訴我，“社會工作者薪酬看機構運作情況，總體而言，與政府、企業等還是不太一樣。”

其實，社會工作者薪酬與生存狀況和社會工作發展階段有關。中國社會工作1988年左右才恢復重建。廈門大學教授童敏在發表于文集《回顧、反思、展望——中國社會工作輝煌發展的十年（2006-2016）》的“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實踐的十年回顧與反思”一文中指出，2011年以后中國社會工作處于專業化發展期。筆者也在上述文集和其他報告文獻中多次論證，社會工作在中國還沒成為成熟專業。

因此，社會工作者薪酬及整體情況是其發展階段的反映，媒體中社會工作公開信息不很豐富自然也是反映其發展狀況的標志之一。對于這些，業界人士大致認同，但也一直意識到社會工作者薪酬乃至社會工作總體狀況還沒有呼應其專業人員身份和社會貢獻程度，應該盡快予以改變。

中國社工如何前行

筆者曾受某中央部門委托梳理“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工作發展經驗”，發現中國社會工作現狀與隊伍和環境兩方面因素有關。

社工隊伍實力提升很快，但離理想還有距離。一是數量不足。發達國家社會工作者比例在總人口2‰以上。我國通過職業水平考試者才53萬多，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每年4萬左右。因此，人才比例遠低于發達國家，離2020年145萬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目標也有差距。

二是專業品味還不濃郁。誠如某同行所言，“雖然社會工作者在汶川地震等重大災害中有參與，醫療社會工作等隊伍也成長很快，但是，總體而言還缺獨門功夫，針對疑難雜癥還不得心應手。”

三是人員輸出較多。上海市某社會機構負責人告訴我，“近幾年，我們向其他地方輸送的社工占人員總數10%左右，是團隊的優秀和資深人員”。東莞某社工機構負責人也告訴我，“我們人員流動很快，有些到其他機構做管理，有些考研究生，有些離開社工行業。”這種輸出從長遠而言有利于宏觀環境的打造，但在短期內對機構有一定負面影響。

除了社會工作隊伍“作為不夠”之外，環境依然存在不利因素。復旦大學陳虹霖教授認為，“我們強調家丑不外揚，這與求助理念不合拍，扼殺了不少社會需求”。行政與社會合一特性也使機構資源比較單一。深圳大學易松國教授基于社會工作機構調查提出，“機構極大部分資源來自體制內，運用社會資源和市場資源極少。購買時設定的人力支出也較低”。此外，越是欠發達地區，社會工作的可用資源就越少，問題解決與資源不匹配。

社會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行業的良好發展，首先應該自我增能。社會工作者要在“兩輪驅動”即外來社會工作本土化和傳統助人經驗規范化的過程中，向書本學習和向他人學習。除了日常服務，也要積極參與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的社會服務。還要經常“三省吾身”，總結經驗。

其次，社會組織的數量和質量都應該提高。中國社工教育協會前會長徐永祥教授曾指出，“社工機構強大后，可以開些分支機構。政府也可以培育一些，資源上適度傾斜。”這是數量方面。在機構質量上，要避免風險，綜合考慮項目服務、行政事務和公信建設，加強機構內外經驗分享及與其他行業聯動，提高實力是王道。

社會工作行業還要致力推動場境改善，所謂“促境美好”。比如，共同形成科學的評估體制，倡導政府設立財政項目和減免稅收，并依托自身服務吸引社會資源和市場資源的投入。

在社會工作走向未來的過程中，需要激發三個主體的特殊功能。一是政府。華東理工大學費梅蘋教授在“上海青少年社會工作發展中的政府角色研究”一文中提出，政府可以體現制度創新者、政策制訂者、行政體制和社會資源協調者等角色。因此，要研究制定社會政策，培育扶持社會組織，推進社工行業進步。二是教育機構。大學社工學科與實踐中的社工機構要共享資源，教學、科研和實務進行螺旋式互動。三是行業組織。社會工作行業協會或學會要發揮主人翁精神，助力社工人、社工組織的各自增能，并加強與其他行業的互動。三類關鍵主體應該深化聯動，更好促進社會工作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