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是當代法國哲學家，其博士論文《技術與時間》（第2卷）（Technics and Time, 2: Disorientation）曾受過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指導。不過，斯蒂格勒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學院派理論家。20世紀80年代至今，他一邊承擔哲學與藝術的教育、指導工作，一邊進行理論研究，是名副其實的實踐型思想家。進入21世紀，他致力于數字化研究與資本主義批判，陸續出版《象征貧困》（Symbolic Misery）、《新政治經濟學批判》（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休克狀態》（States of Shock）、《自動化社會》（Automatic Society）等著作，試圖重新審視社會的變革與發展。

2015年以來，斯蒂格勒積極參與中國學界，他在大學里開設的講座和短期課程引起了較大反響。目前已出版兩部相關著作，一是《人類紀里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二是《南京課程：在人類紀時代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自然辯證法〉》（以下簡稱《南京課程》）。2016年至2019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學先后開設三次短期課程，《南京課程》一書正是第一次課程，即2016年3月的短期課程講義。這本書采用了中英對照的編排方式，將八次課程匯編出版，并保留了原始講稿中的特殊標記，更加完整地展示出斯蒂格勒理論的構建過程。

人類紀里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
[法] 貝爾納·斯蒂格勒 / 著
陸興華、許煜 / 譯
拜德雅丨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11

南京課程
[法] 貝爾納·斯蒂格勒 / 著
張福公 /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10

開設本課程時，距其成名作《技術與時間》的問世已有20個年頭，斯蒂格勒的哲學理論已趨于成熟，但仍然推陳出新。讀者將會在這本書中看到，斯蒂格勒糅合不同學科與多家理論，利用人類學和生物學建構一般器官學理論，借助熱力學、宇宙學等科學領域的思考范式激活哲學家們的關鍵概念，在人類紀時代重新解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分析人類紀以來社會發展的變化和問題，并試圖建構一種沖破人類紀、走向逆人類紀（Neganthropocene）的未來社會發展方案。

在《南京課程》中，斯蒂格勒的主要目的是重新思考政治經濟學。他強調，盡管我們身處人類紀語境，但要展開面向逆人類紀的新政治經濟學批判。因此，他的理論必須完成以下三個步驟：其一，用一般器官學理論解釋人類發展史；其二，以“熵”與“負熵”打開問題域；其三，建構未來的經濟學。

在斯蒂格勒看來，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外在化的歷史。有機體的外在化會產生有機體的體內器官、人造的體外器官和社會組織，以此實現生命的延續。其中，人造的體外器官是技術，具有毒性和藥性的雙重特征。社會一旦發生技術中斷，我們率先面對的是藥理學中毒性的一面，表現為知識的喪失，即無產階級化。具體說來，19世紀表現為工人生存技能的喪失，20世紀表現為消費者感性生活知識的喪失，21世紀表現為心靈上的理論能力的喪失。斯蒂格勒認為，知識的外化就是知識的喪失，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化。

什么是“負熵”？“負熵”與我們生活的人類紀有什么關系？其實，“熵”與“負熵”是斯蒂格勒引入的熱力學概念。1854年，物理學家克勞修斯（Rudolph Clausius）提出了“熵”的概念，以表示一個體系匯總的混亂程度?！柏撿亍笔恰办亍钡膶α?，如果說“熵”代表著混亂和無序，那么“負熵”則是有序。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如果一個體系從外界吸收了某種物質或能量，降低了系統的熵值，系統就會變得更為有序。這樣看來，斯蒂格勒使用了熱力學的概念來重新詮釋人類紀以來的物質生產，其目的就是重新看待技術和生產與人類世界的穩定性之間的關系。與傳統的觀念不同，在斯蒂格勒的“熵”與“負熵”的熱力學解釋中，生產的增加并不一定伴隨人類幸福的增加，相反，它可能意味著人類世界體系的紊亂程度成倍增長，即所謂“熵增”。技術的目標并不在于無限度地促進人類世界的物質生產，而在于降低人類社會的“熵增”，實現“負熵”或“熵減”。

那么，什么是人類紀？人類紀是斯蒂格勒從地質學里借用的概念。我們知道，距今260萬年前地球進入第四紀，從地質學角度來看，人類生活的時代是前一個冰川期結束后的新時代，被稱為“全新世”。但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保羅·克魯岑（Paul J. Crutzen）認為，人類今天已經不處在全新世，而是處在一個全新的人類紀。克魯岑為什么如此肯定人類的世代已經進入全新的人類紀呢？他的理由很簡單，之前的各個地質世代全部是由自然地理變化產生的紀元，但是人類紀表明，人類本身的存在已經影響到整個地質面貌的改變，包括全球變暖、物種滅絕，在一定程度上，都被鐫刻上了人類的痕跡。所以，人類紀是外在化歷史的新階段，確切地說，是指工業革命以來的資本主義社會。過去的250年，整個社會的發展驅力表現為資本逐利，工業革命中的熱力機、大眾傳媒時代的注意力經濟與超控制社會中的算法治理，無一例外建構了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斯蒂格勒認為，人類紀以來的加速發展是巨大的“熵增”過程，“熵增”將會導向所有生命的毀滅，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摧毀了力比多經濟和人的欲望。

因此，斯蒂格勒提出必須對抗“熵增”、克服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反對市場營銷，在經濟領域進行一場革命性的運動，迎接逆人類紀的到來。逃離人類紀就是要從技術中斷的斷裂和懸擱中尋找新的藥方，用“負熵”的方式激活技術的藥性。斯蒂格勒用“蛹的蛻變”隱喻2008年金融危機中存在著的“負熵”活動，危機的蛻變將會反轉技術的毒性邏輯，發展出一種昆蟲授粉似的貢獻型經濟。斯蒂格勒所謂的新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在數字時代進行認識論變革，將馬克思哲學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力比多經濟學結合，建構生命—經濟學，尋求“負熵”的價值規律，利用“負熵”的發展為人類紀向逆人類紀的轉向提供可能性。相比馬克思從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的憧憬，斯蒂格勒多了一個具體步驟，那就是要求人們在新的境況中率先進行一場認識論的變革，在人類紀的紀元中完成跨個體化和集體化的回路，利用“負熵”的方式主動追求逆人類紀的到來。

斯蒂格勒理論的基礎是用知識的外化、技術中斷架構馬克思論述的社會歷史過程的內在運動，用時間現象學糅合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象關系，二者也是構成其技術與時間理論的兩條路徑。然而，斯蒂格勒后續的跨學科研究欠缺一種核心方法，他借助生態學、宇宙學、熱力學等不同學科的關鍵概念作為理論補充，有陷入理論堆砌、自說自話的嫌疑，盡管這在他本人看來是必不可少的。同時，他弱化了哲學概念與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例如，我們會在《南京課程》中看到，他用“知識”替代了馬克思的生產、海德格爾的存在，這顯然遮蔽了生產、存在概念的原初語境，不足以涵蓋原初理論的豐富內涵。因此，讀者難免感到斯蒂格勒對馬克思和海德格爾的理解非常經驗化，這是他無法避免的過失。究其原因，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由技術哲學發展而來的，并未觸及具體的生產環節。礙于課程內容安排，書中理論缺乏具體的推演，顯得有些粗糙。事實上，在《技術與時間》的前兩卷中，斯蒂格勒對外在化、一般器官學、藥理學、語法化等思想已做出詳細說明。因此，讀者若試圖深入理解、研究斯蒂格勒的思想，還需參照《技術與時間》以及與這本書緊密相關的《自動化社會》《象征貧困》和《休克狀態》等著作。

技術與時間：1. 愛比米修斯的過失
[法] 貝爾納·斯蒂格勒 / 著
裴程 / 譯
譯林出版社，2012-06

總體上看，《南京課程》高度概括了斯蒂格勒社會批判理論的搭建過程。斯蒂格勒所做的并非一種思想史研究，而是集眾家之長來建構其自身的哲學體系，對人類紀以來的社會發展方式進行批判。當代社會批判理論大多走向一種悲觀和絕望的情緒，但是斯蒂格勒希望人們從當代社會的危機，甚至是經濟崩潰中發現一種蛻變的希望，發現內在的熵性，以對抗“熵增”的方式發展，而不是靜靜等待奇跡的降臨。他的哲學對社會現狀飽含樂觀情緒，這種思考方式必定對未來社會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20期，題圖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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