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應該有一個免于受傷害的權利，”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1月30日接受央視采訪時如是說。然而3月6日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披露，湖北省已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

每一位醫生上崗前都要宣誓，希波克拉底宣言第一句——“病人應該有免于被傷害的權利”，要保證病患不被傷害，首先要保護好醫護人員。而3000多數字背后是為抗疫付出的沉重代價。 

我們用數據記錄這段付出沉重代價的歷史，并試圖探索“我們該如何更好地保護白衣天使？” 

自疫情以來，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為受感染和殉職的醫護提供救助。截至3月5日，該基金已經為全國2003名疫情防控一線確診感染的醫務工作者提供資助。

通過梳理從該基金獲得的數據，我們發現：三甲醫院醫護感染情況最為嚴重，醫護感染較為嚴重的醫院多分布在人口密集地區，其中李文亮醫生所在的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護感染人數最多，各院區加在一起已超過200人。呼吸科和急診科是重災區。疫情初期，由于認知不足、防護不到位、信息不通暢等種種原因，醫護人員感染多發。通過收集1月30日到3月7日武漢紅十字會公布的11837條物資分配數據，發現外界捐贈的口罩和防護服多為非醫用，而在一次分配中，醫用口罩和防護服的主要流向是各區指揮部和衛健局。武漢發布官方賬號在2月14日回復分配失調問題時稱，分配給各區級指揮部和管委會的醫療物資并非分發給工作人員，而是由各區級指揮部和管委會根據轄區內區屬醫院、各區衛生服務中心發熱門診、疑似病人隔離點等一線單位的疫情防控需要再進行二次分發。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早有明確規定，所有武漢市公職人員均不能佩戴醫用N95口罩，因此不存在工作人員占用醫療物資情況。但二次分發情況未予發布。

武漢每千人口床位數高于北京、上海

中國的疫情爆發在武漢，根據《2018年武漢市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簡報》（下文簡稱為“衛生健康簡報”），2018年武漢共有醫療衛生機構6340個，全市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9.53萬張，執業（助理）醫師3.96萬人。

與北京、上海相比，武漢的床位和醫生絕對數量均少于兩地。但加入人口指標后，武漢每千人口床位數8.6個，高于北京、上海兩地；每千人口執業（助理）醫師3.57人，超過上海，但仍低于北京的水平，武漢的每千人口床位數和醫生數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醫護感染：三甲為重災區，武漢市中心醫院最為嚴重

從數據上看，武漢自身醫療條件不弱。根據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數據，截至3月5日，超過1700名來自武漢的醫務工作者被感染，他們分屬于武漢120多家衛生醫療機構。

武漢市中心醫院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的感染人數均超過一百。三甲醫院是醫務人員感染重災區，在醫務人員被感染數量最多的15家醫院里，有11家三甲醫院，三甲醫院占比73.33%，而根據2018年武漢衛生健康簡報，武漢三甲醫院占全市醫院總數6.94%。

將這些存在醫護感染的醫院分布在武漢市地圖上，我們發現醫護感染較為嚴重的醫院多分布在人口密集地區，比如江漢區、硚口區、武昌區等。醫護感染數破百的兩所醫院，即武漢市中心醫院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的院區分別位于江岸區勝利街、江漢區姑嫂樹路和武昌區解放路。值得注意的是，華南海鮮市場就坐落于江漢區發展大道。武漢市中心醫院后湖院區是距華南海鮮市場最近的三甲醫院，直線距離不到2公里，駕車時間在5分鐘左右，這或許是其醫護感染情況較為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漢市各行政區間人口密度差異較大，人口密度最高的江漢區與密度最低的黃陂區之間相差近60倍。黃陂區、漢南區、新洲區等人口稀疏行政區的醫院醫護感染人數較少。

呼吸科與急診科是重災區

在全國范圍內，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所救助的2003名醫務工作者來自不同科室，統計發現，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呼吸內科）和急診科醫務人員感染人數最多，兩個科室的感染人數占總感染醫護13%。此外，腫瘤科、消化內科、神經內科、發熱門診等科室的醫護感染也比較嚴重。

國家呼吸疾病臨床研究中心學者張鵬俊等人在2017年進行了一項有關呼吸科室的全國性調查，研究發現，呼吸科室存在護理人員配置不足的問題，在各級醫院中，呼吸科的床護比為1：0.23~1：0.37，低于《醫院管理評價指南》規定的1：0.4。床醫比則為1：0.21~1：0.23，低于國家最低標準1：0.24~1：0.30[1]。而且，三級醫院和基層醫院收治的患者疾病類型差不多，沒有充分形成分級診療的格局。

醫護人員感染確診時間集中在1月中至2月上

再從時間維度來看，就武漢市的情況而言，確診新冠肺炎的病例數及醫護人員病例數總體都呈現出從緩慢增加到快速增加再到緩慢增加的“S形”曲線特點。二者相較來看，醫護人員確診感染大多集中在1月中旬至2月上旬，而總的感染者人數則在1月末至2月中旬猛增。在疫情前期，由于認知不足、防護不到位、信息不通暢等種種原因，醫護人員感染多發。而在疫情暴發階段，確診病例數激增，醫療救治壓力和工作強度陡增，因此醫護人員感染的發生率也未降低。

2月1日，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市肺科醫院、市漢口醫院、市武昌醫院等23家定點醫院共開放床位6754張。隨確診病例數不斷增加，開放床位的定點醫院也不斷增多，同時方艙醫院陸續建成、投入使用。2月25日，包括新建的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在內的48家定點醫院和武昌、江漢方艙醫院在內的14家方艙醫院共開放床位35232張。床位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就診壓力，使得更多患者的病情得以控制，但同時也向醫護人員提出了更高的挑戰。

至少26家醫院發布求助公告

專家建議重點加強生產潛力儲備

1月底到2月中旬的醫護感染高峰期，也是各家醫院物資最為緊缺的時期。根據“健康湖北”公眾號推文，從1月30日到2月10日，共有26家醫院發布求助公告，僅2月5日就有4家醫院同時求助。醫用防護服、防護眼鏡和口罩等防護用品是各醫院最為缺乏的物資，全部26個醫院都在尋求醫用防護服，23個醫院在求助防護眼鏡，21個醫院求助醫用外科口罩，還有一次性醫用帽、手術衣、防護面罩等物資也有多家醫院求助。

面對物資缺乏的狀況，全國多地馳援武漢，捐贈了大量物資。我們爬取了1月30日到3月7日武漢紅十字會與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公布的11837條物資捐贈信息，并將其分類。這些物資中，醫療用品居多。90%是口罩、防護服、護目鏡、手套之類的防護用品，7%是各類藥品，醫療器械和消毒類物品則分別占1%，除了醫療用品，還有1%的生活物資（例如分給新疆醫療隊的兩箱馕餅），物資類別較為全面。那么物資都去哪里了呢？

以一線醫院最為缺乏的口罩、防護服和護目鏡進行統計，外界捐贈的口罩和防護服多為非醫用，這些非醫用物資大都分給了各區防控指揮部。在一次分配中，約46.7%的醫用口罩分配給了各區指揮部，30.1%分配給了各區衛健局及其他單位，方艙醫院和其他醫院加起來收到了23.2%。武漢發布回應稱，這些防護物資會由指揮部進行二次分發。

注：口罩、防護服和護目鏡均按照原數據的標注來判斷是否為醫用。除已標明的外，FFP2/3、N95/KN95、3M9501和KF94口罩也被視為醫用口罩納入數據。

50%以上的醫用防護服則分給了各區衛健局，僅有11.6%的分給了除方艙外的醫院。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應急及物資保障（社會捐贈）組在2月14日發布公告稱，物資并非發給工作人員，而是各區級指揮部和管委會根據轄區內區屬醫院、各區衛生服務中心發熱門診、疑似病人隔離點等一線單位的疫情防控需要再進行二次分發，但截止3月12日，各區指揮部的二次分發情況并未公示。

注：護目鏡（非醫用）分配給其他醫院、各區防控指揮部和方艙醫院的比例分別為20.7%，8.0%和1.6%。

再來看醫院的具體分配情況，我們選取了醫護感染人數最多的三家醫院，1月23日武漢封城當天，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就發出了求助公告，根據武漢紅十字會官網的公示數據，2月9日，該醫院收到了武漢市防控指揮部發放的物資。醫護感染情況最為嚴重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即李文亮醫生所在醫院，在1月30日就收到了1400個護目鏡與600只口罩，但該院有4300余名職工，僅后湖院區就開設了510張床位。三家醫院中規模最小，擁有職工1900余名的湖北省第三人民醫院，在2月11日收到防護服350件。

實際上，我國自2003年發生SARS疫情后，醫療物資儲備制度已逐步建立起來。2003年印發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提出，國務院有關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根據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的要求，保證應急設施、設備、救治藥品和醫療器械等物資儲備。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我國醫療物資儲備存在短板的問題。南方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副教授王麗芝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指出，此次疫情中，應急醫療物資的品種、數量、獲得渠道以及應急保障經驗等方面還存在一定不足，比如如何確保應急物資審批、生產、收儲、調運和接收等環節運轉高效，應進一步建立健全應急醫療物資國家物流體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研究員王帆認為，面對如此重大疫情，防疫物資的供給非常重要。當前，全球都出現了防疫物資緊缺的情況，一方面我國要增加現有物資供應，保障國內使用，另一方面也要加強產能挖潛，以應對全球需求增加。此外，應當發揮我國資源集中調配的優勢，維持好防疫資源的動態平衡，比如在此次疫情中，全國支援武漢、湖北，無論是醫療設備，還是抗疫物資，“全國一盤棋”，大大提高了核心醫療設備和防疫物資的使用效率，也為長期抗疫、防疫物資的補充和生產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資料來源：

[1] 1978年衛生部制定的《醫院組織編制原則試行草案》

[2]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1/435260.shtm

[3]張鵬俊, 彭博, 許揚, et al. 我國呼吸學科科室設置現狀調查[J]. 中華醫院管理雜志, 2017, 33(11):829-833.

數據獲取：梁方圓 麻慧琳 陶晨 王風范 

文字與可視化：李泓 溫瑞琪 張榕瀟 張淑凡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數據分析與信息可視化》（本科生）、《數據新聞與可視化》（碩士生）課程專欄

指導老師：周葆華、徐笛、崔迪

特別鳴謝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提供數據支持。

本文為湃客·有數欄目首發稿件，未經授權，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