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在美國確診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將近八周之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了其任期以來第六個“國家緊急狀態”，開啟國家層次的緊急響應。14日一早，被認為一周前曾在海湖莊園接觸過感染者的總統特朗普自己承認已在前一天晚上接受了新冠病毒檢測，并說結果會在一兩天內公布。但隨后不久，白宮就官宣檢測結果為陰性。從宣布“緊急狀態”到特朗普自己接受檢測，這基本上說明了特朗普政府已不得不正面回應當前在美國持續發展的疫情了。

那么，疫情到底會否影響目前的美國大選呢？這是我最近經常聽到的疑問。當我們已經坦然地將過去三年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看成是一片“黑天鵝湖”的時候，疫情在2020年大選年的登場簡直就是一只長著灰犀牛角的碩大黑天鵝迎面襲來。驚魂未定之際，的確會覺得這場疫情真的是一次提前到來的“十月驚變”；但冷眼靜思之后，卻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判斷：疫情對大選影響的重要性應該小于大選對疫情的影響。關注前者是未雨綢繆，關注后者則是當務之急。

疫情塑造選情？

一般認為，流行傳染病對美國這種選舉政治的牽動至少表現為兩個方向，一個是降低投票率，一個是塑造選民對相關政策議題的高關注度。但這個基本規律回答不了小標題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存在一個前提，即美國疫情在波及范圍和持續時間上足夠影響到七個半月之后即11月3日的大選。這個前提是否成立，或者說特朗普政府的“緊急狀態”到底會不會有效果，需要時間或者公共衛生專家判斷。在不具備任何明確專業評估的情況下，預測疫情對美國大選影響只能基于一些不同的假設情景。

一種情況是，如果美國疫情雖然持續發展，但在正式進入大選環節之前，即7月份之前出現緩解，那么疫情對大選的影響就可能相對有限。這個階段基本上是與當前民主黨初選重疊，進而也的確會增加民主黨初選的某些變數。比如，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已取消了3月15日拜登與桑德斯在鳳凰城電視辯論的現場觀眾；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亞兩州也已宣布將3、4月份舉行的初選推遲到5、6月份。

但這些程序性的變化目前看可能不會引發任何實質影響。辯論有無觀眾區別多大自不必說，而路、佐兩州的調整其實也無關大局：兩州代表數有限（路州54票；佐州105票），絕非不可或缺；就算后續其他州也采取類似措施，也不排除可采取網絡等其他方式實現初選，只要在7月13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前完成即可。

同時，如果疫情降低投票率的話，相對而言可能對年輕選民的影響略小；而疫情在民主黨選民中的議題塑造也應該是向著更為關注醫療保險體系的方向延展。這個方向的變化對于相對擁有年輕人支持、且強烈主張“全民醫療”的桑德斯而言也許更為合拍，但意外的優勢是否足夠大到幫助桑德斯翻盤、甚至瓦解掉目前民主黨上下一心認定拜登才能擊敗特朗普的高度共識呢？目前看這種概率并不大。最后可能的結果是，拜登會增加對醫療政策的闡述，甚至接受一些桑德斯的理念，從而加速民主黨整合。

另一種情況是美國疫情持續發展，甚至到選舉日也無法徹底緩解。出現這種情況的話，特朗普政府的“緊急狀態”應對應該是沒有奏效，進而對其連任、對大選本身都會產生較大影響。

對特朗普及其共和黨陣營而言，整體上顯然不利。不滿的民意估計會最終沖破特朗普過去三年多保持的45%到55%區間的“防波堤”，將其滿意度拖入新低。同時，投票率下降在大選中的影響則會有助于相對年輕甚至更熟悉網絡參與的選民支持的民主黨提名人而非特朗普。

此外，議題上的轉變也會帶來兩個效果：一是對經濟前景的持續憂慮削弱了特朗普標榜執政業績的可信度；二是對醫療體系的關注凸顯出共和黨人對奧巴馬醫改的破壞。這些因素都將為特朗普的連任制造不可低估的障礙，也不排除拖累共和黨在國會特別是參議院選情的可能性。

但必須強調的是，目前距離大選投票日還有七個半月的時間，不斷變化的疫情態勢是否會最終影響同樣在持續變化中的選情，存在著很多變量。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政府仍因為掌握著應對疫情的絕對行政權力與議程而占據主動地位。如果可以有效控制疫情的話，其對大選的影響應該說就是可控的。從數據上看，雖然民眾對特朗普政府防疫抗疫的不滿意度已達到49%，但目前只是基本與特朗普過去三年不滿意度的水平即其所保持民意結構基本持平。這也意味著，特朗普仍有空間挽回局面。

另一個重要指標是，至少到3月初為止，在只有43%的美國民眾對特朗普政府的應對滿意時，共和黨人的滿意比例還是高達87%。令人費解的是，共和黨人對特朗普的支持甚至延伸到了他們與特朗普共享對病毒看法的地步：與68%的民主黨人擔心會被傳染呈現出鮮明對比的是，共和黨人中63%并不擔心會被傳染。對新冠病毒態度上的兩黨極化，至少說明目前疫情的發展并未改變共和黨所謂“特朗普化”的基本態勢。

所以，最為關鍵的變量還是特朗普政府目前的“緊急狀態”響應能否真正奏效。有效的話，選情就都有希望；不奏效的話，選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選情影響下的疫情

雖然選情走向最關鍵取決于防疫抗疫成效，但這并不意味著要以選舉的邏輯來推進響應，否則極可能會適得其反。在美國總統選舉政治史上，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1976年大選年背景下美國豬流感的防控。

1976年的大選雖然是一次在任總統謀求連任的選舉，但因為共和黨人福特作為美國首位未經選舉就接任副總統并進而接任總統的特殊身份而具有特別意義。當年，福特不但面對著里根在黨內的強大競爭，而且還面對著因特赦尼克松而引來的巨大爭議，民主黨虎視眈眈更是不用多提。但如此急于以一場真正當選來證明自己的福特，在大選年之初就遇上了麻煩。

1976年2月4日，新澤西州迪克斯堡的一個19歲的年輕士兵因感染一種新型流感而死亡，當時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對19人做了取樣檢測，隨后13人住院治療。CDC認為這是一種“豬流感”，極可能將導致全世界大流行，并像1918年大流感那樣導致全球千萬人死亡。作為回應，CDC認為至少80%的美國公眾需要接種疫苗。

2月中旬，時任衛生、教育與福利部部長的戴維·馬修斯公開宣布，類似于1918年大流感的豬流感將在當年秋天大爆發。3月15日，福特總統宣布支持大眾免疫計劃，并于4月5日成功得到了民主黨主導的國會1.35億美元的專項撥款。雖然同步了解到情況的世界衛生組織更多只持觀望態度，而且美國國內的病例也并未有任何大爆發的跡象，但福特政府還是在當年10月即大選之前開始了大眾免疫接種計劃。

有統計稱，最終有4000萬到4500萬的美國人（約占當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接種了疫苗。福特總統自己也在10月14日在白宮完成了接種。就在開始接種疫苗的當月，匹茲堡一個診所的三位接種者就接連因為心臟疾病而死亡。之后兩個月，全美有大概500人在接種后出現嚴重并發癥，并有30人不治身亡，隨后疫苗免疫項目被叫停。而在疫苗項目被叫停時，1976年豬流感在美國留下的惡果則還是一人死亡、13人住院以及據說的240人感染。事后對疫苗的研究得知，由于時間過于倉促，疫苗生產者使用了減毒病毒而非滅活病毒，這也直接導致了一些接種者的劇烈反應乃至致命并發癥。

叫停豬流感疫苗大眾免疫項目之時，福特已成為“看守總統”。很難確定他在當年11月2日以240比297的選舉人團票以及48%比51%的選民票惜敗給卡特的結果，是否要歸罪于其在豬流感應對上的急于求成。但反過來說，如果不是在大選年，或者不是福特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態，美國政府還會如此不惜違背科學規律地快速推進疫苗生產與接種計劃嗎？歷史無法假設，但應該可能不會。

1976年的福特，正是今天特朗普的一面鏡子。福特的“急”，與之前特朗普的“慢”一樣，背后都是希冀確保連任的政治算計。而福特的例子已充分給出了一個歷史教訓：選舉政治的邏輯絕不能凌駕于客觀事實與科學規律之上。面對如今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的現實，特朗普政府能否有效應對疫情，關鍵就在于能否拿出尊重科學、回應民意、與世界同舟共濟的態度與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