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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劇|《王國》:喪尸大片里的朝鮮政治史
按:這是一個歷史學者觀影追劇的小系列。
今年三月,《王國》第二季終于回歸。在新冠肺炎蔓延全球的背景下,這部講述架空時空中疫病襲擊朝鮮半島的韓劇顯得多了幾分現實色彩。雖然劇中時空與人物均是金銀姬編劇的虛構,但她并非毫無根據地架空,而是化用了不少朝鮮王朝(1392-1910)的歷史故事。

僵尸抗倭、君主失德——壬辰戰爭前后的朝鮮政局
《王國》的故事主線是,某一年朝鮮國王去世后,尚年輕的王妃趙氏(朝鮮國王正妻活著時被稱為“王妃”,死后才被稱為“王后”)與其父趙學州(時為領議政)為繼續獨攬大權,便讓李承熙醫員使用一種名為“生死草”的植物使國王復活。但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復活,而是讓國王變成一種“喪尸”狀態。這樣一來,趙氏一族才可以拖延時間,讓宣稱懷孕的王妃順利生下元子。然而王妃并沒有懷孕,而是計劃偷用其他孕婦的兒子作為己生。此時,庶子出身的王世子李倉則被貶至遠離漢陽的東萊府(今屬釜山市東萊區)。此后的故事便圍繞王世子李倉率領眾人對抗不斷擴散的喪尸瘟疫而展開。

這樣的歷史設定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壬辰戰爭(1592-1598)前后朝鮮的政局。
首先,疫病從東萊開始向尚州等地蔓延,劇中的東萊府使,也就是世子的老師安炫曾利用喪尸軍隊來對抗日本,在文慶鳥嶺(今屬慶尚北道文慶市)成功阻攔了日軍北上。這其實部分借用了壬辰戰爭的爆發路線。1592年四月,豐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長﹑宗義智率領先遣日軍進攻釜山。此時釜山僉使鄭撥正在絕影島打獵,沒有做任何防御措施。隨即釜山陷沒,鄭撥死于亂軍之中。隨后日軍占領東萊府,東萊府使宋象賢戰死,之后日軍得以一路北上。直到該年年底,明軍入援朝鮮,戰局才發生轉變。

釜山鎮殉節圖,描繪壬辰戰爭中日軍在釜山登陸情形的朝鮮畫卷(原作成于1709年;此圖重繪于1760年)
其次,劇中已成為喪尸的國王,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戰爭中倉皇出逃義州、棄首都與百姓于不顧的宣祖李昖(1567-1608年在位)。該年四月底,日軍北上京畿的消息傳到漢陽后,李昖大驚失色,召見大臣們商議北逃的計劃,但遭到激烈反對。但李昖心意已定,決意北行,在臨走之前冊立庶次子光海君李琿(1608-1623年在位)為世子,讓李琿召集各路勤王軍﹑義兵與日軍對抗。李昖北逃后,憤怒的朝鮮民眾燒掉了掌隸院與刑曹所收藏的公私奴婢文籍,又入內帑庫搶劫金銀,并焚毀景福宮﹑昌德宮﹑昌慶宮,弘文館所藏書籍與承政院日記等文獻也在這次暴亂中化為灰燼。可見金銀姬編劇在創造朝鮮國王與世子李倉的形象時,參考了李昖與李琿的事跡。同時,她將國王設定成喪尸,也可以解讀為是對李昖的諷刺。在當今大多數韓國民眾的認知中,李昖就是一位無能懦弱的君王,金銀姬編劇將他設定為喪尸,絕不會在韓國引發爭議,反而會使觀眾產生情感共鳴。

再次,李昖原配懿仁王后樸氏無子,在她去世后,李昖又另娶繼妻金氏(仁穆王后,1584-1632)。后來金氏生下嫡子永昌大君李?(1606-1614),自然給李琿的世子之位造成沖擊。可以說,《王國》的故事背景框架化用了十六世紀晚期到十七世紀前期的朝鮮政治史。
外戚、權臣、腐敗、饑荒——瘟疫的溫床
金銀姬編劇在化用宣祖李昖統治期間的歷史故事之外,又將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晚期的歷史進一步添加到這個框架上來。
十九世紀后,朝鮮王權逐步衰落,大權由安東金氏﹑豐壤趙氏等數個勢道家族把持。勢道是韓語中對政權的俗稱,勢道家就是千萬人之上、國王一人之下的權臣。當時幾乎所有的國家權力都集中在勢道家手中,國王不過是個擺設。安東金氏、豐壤趙氏等家族通過與王室的聯姻,構筑了自身的權力基礎。如安東金氏出身的王后有純祖李玜(1800-1834年在位)的純元王后(1789-1851)、憲宗李奐(1834-1849年在位)的孝顯王后(1828-1843)﹑哲宗李昇(1849-1863年在位)的哲仁王后(1837-1878);豐壤趙氏的則有孝明世子李旲的妻子趙氏,后被追尊為神貞王后(1808-1890)。其中安東金氏掌權最久也最為著名,直到神貞王后在哲宗李昇去世后將興宣大院君李昰應(1820-1898)之子李熙指定為下一任國王,即高宗(1863-1907年在位),才結束了安東金氏的勢道統治。在純祖李玜的執政晚期,由孝明世子李旲(1809-1830)代理聽政。李旲一方面想壓制勢道家族的權力,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這些家族出身的大臣來處理朝政,而且不可能完全不顧忌王室女性的立場,最終,李旲壓制勢道家族,重建王權權威的努力并沒有取得成功。在他去世后,權力仍然被安東金氏等勢道家族把持,這些家族出身的人士占據了朝中的要職,也加劇了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滿與分裂。可見劇中的王妃趙氏與海源趙氏一族,很可能影射的就是神貞王后與豐壤趙氏,但是在人物創作上,又加上了安東金氏一族的影子。安東金氏一族慣用將本族或依附本族的人士任命為備邊司堂上的手段,從而把持朝政。而朝鮮后期最高議政決策機構——備邊司召開會議的地方正是賓廳,這樣的場景也多次在劇中出現。

但勢道政治并不是十九世紀突然出現的情況,外戚專權的苗頭早在十七晚期就已出現在朝鮮政壇上。如肅宗李焞(1764-1720)就讓舅舅金錫胄(1634-1684)長年擔任最精銳部隊——訓煉都監的都提調來控制軍權,李焞一朝頻繁發生政局變動,其背后常常都有金錫胄的身影。訓煉都監是朝鮮在壬辰戰爭期間模仿入援的浙軍建置,又參考了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一書后而設置的新式軍隊。這個機構亦多次也出現在劇中,領議政趙學州也被稱為提調,應該指的就是訓煉都監的都提調。提調這個官職在朝鮮的機構設置中亦經常出現,就領議政一職來說,按慣例也兼任備邊司提調與藥房提調(國王醫療事務小組的總負責人)。十八世紀時朝鮮的王權相對強大,尚可以控制外戚們的勢力膨脹。但到十九世紀后,國王即位時大多年幼,大妃們得以垂簾聽政。大妃背后的勢道家族們亦通過掌握訓煉都監來控制軍權,劇中的訓煉都監聽命于趙學州,也是這樣歷史背景的影視再現。
此外,劇中還出現了名為御營廳的軍隊。御營廳是晚于訓煉都監,直到1623年才建立的主要由騎兵構成的軍隊。劇中讓御營廳負責搜查被王妃囚禁的平民孕婦死亡事件其實并不符合朝鮮王朝的慣例,因為御營廳并不介入司法事務。當時民間的一般案件由捕盜廳等機構負責抓捕犯人,由所謂的“三法司”——刑曹﹑司憲府﹑漢城府負責審理,而涉及到王室成員的事件則由義禁府專管。義禁府是朝鮮的從一品特殊司法機構,負責按國王的命令逮捕并審問犯人,處理的都是王族犯罪及如謀逆這種大案要案。某種程度上可以將義禁府理解為朝鮮版的“錦衣衛”,但在大部分歷史時期由士林派占據朝鮮政壇優勢的情況下,義禁府的權力并不像明代錦衣衛那么大。
在勢道家族的統治下,朝政日益腐敗,加上災荒與疾病的襲擊,朝鮮民眾的生活日益艱難。此時的朝鮮賦稅體制,即以“田政”﹑“軍政”﹑“還政(政府在荒年時借給農民米糧,豐收時再加上利息一起歸還的制度)”構成的“三政”體系陷入紊亂狀態,加上天災不斷,甚至出現“黃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軍丁而征稅)”﹑“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稅名單上被征收軍布)”的荒唐景象, 百姓生活極為困苦。在電視劇第一季中,女醫蘇菲向奄奄一息的民眾說道,只要等到朝廷發下的“還谷”(字幕誤譯為“黃谷”)就可以再支撐一段時間,實際上影射的就是十九世紀“還政”紊亂,還谷發放不及時的情況。

另外,劇中在確定死亡人物身份時,往往參考的是標記有人物出生年份與姓名的“號牌”。這是當時通行的類似于今日身份證制度的“號牌法”。該制度早在太宗李芳遠(1400-1418)統治期間就已提出,但并沒有施行。后來李芳遠之孫世祖李瑈(1455-1468)在全國的兩班與良民中推行了此法,從此國家權力開始有力地介入對國民人身的管理。需要注意的是,賤民們沒有“號牌”,這也意味著,朝鮮王朝在國家層面并不把賤民視為“人”。朝鮮社會極為講究身份秩序與嫡庶差別,若是嫡出的兩班子孫,可以繼承兩班的身份,如果是庶出,則轉落為中人,也沒有參加文科科舉的資格,只能參加醫科﹑譯科等雜科科舉。但如果是賤民的話,則是世世代代永遠是賤民。曾與出使北京的朝鮮使團有過多次交流的清人吳昆田(1807-1882)曾感嘆到:“(朝鮮)但專尚世閥,名分截然,等級極多,士夫世世為士夫,庶人世世為庶人。庶人雖有才德,無以進用。其中各有等級,有兩班焉,士夫出入東西班之稱。有庶孽焉,士夫之賤生。有中人焉,醫官譯官之類。有吏胥焉,有徒隸焉,階級一定,十世不得免。”劇中趙學州的侄子趙凡八盡管不學無術,但憑著兩班身份和伯父的關系,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東萊府使的職位,正是這樣的社會風俗的體現。

電視劇第二季中亦多次借用十九世紀歷史事件的標志符號。在世子李倉被人誤會殺死早已死亡的國王,而王妃趙氏尚未生出元子之時,備邊司堂上(即堂上官)們在賓廳討論萬一王妃生下女兒的話,是否要提前安排可能即位的王室旁系人士。有官員建議可以考慮流放在江華島后遭賜死的魯成君的子孫。這里的魯成君影射的是思悼世子李愃的庶長子恩彥君李?(1754-1801)。李?因可能對兄長正祖李祘(1776-1800)的王權產生威脅而被流放江華島,后因其妻其兒媳信奉天主教而遭到牽連處死。1849年,憲宗李奐突然死亡,年僅23歲,死時無嗣。坊間傳聞年輕的國王是因為長期沉溺酒色,縱欲過度而亡。在他去世后,在江華島以砍柴為生的李昇(恩彥君李?之孫)被純元王后金氏指定為下一任國王,也就是哲宗。李昇原本就缺少必要的政治教育,也無任何政治經驗,在他統治期間,極其依賴安東金氏一族處理政務,造成安東金氏一族勢力進一步膨脹。此外,劇中的安炫在死后又通過“生死草”轉化成喪尸,從而給趙學州致命一擊。此時安炫出場時背上背著的“帥”字旗,模仿的正是在1871年美國軍艦入侵朝鮮半島,即“辛未洋擾”中戰死殉國的魚在淵(1823-1871)將軍的旗幟。可能在金銀姬編劇看來,安炫的行動與魚在淵頗有類似之處。

劇中安炫化為喪尸給奸臣趙學州致命一擊,身上插著“帥”字旗
Netflix官方給《王國》配的中文字幕采用的是韓語漢字詞直接漢字轉譯的方式,所以劇中稱趙學州為“大監”,這一稱呼也被直接轉譯過來。實際上,在可稱國王為“上監”之外,朝鮮對高階官員亦有多種別稱。十九世紀的李圭景對此有如下的概括:
今之大官,正卿以上稱大監,亦自三國始。新羅武職,有大官大監、隊大監、大匠大監、頭上大監之類,非武職無此稱,今則轉為文武尊官之通稱。至于令監,則堂上緋玉員之通稱。堂下官之稱進賜(俗音羅阿里(???)),未知何謂。而唐時郭子儀為中書令,故號郭令公,乃尊稱之辭。我國以銀臺(即承政院)為中書,故呼承旨為令公。而通政以上稱令公,自十許年來,不曰令公而曰令監。
也就是說,“大監”一詞原是武官的專稱,后來也可用于稱呼一品與正二品文武官員。而“令監”一詞可能來源是郭子儀的別號“郭令公”,“令公”漸漸轉為“令監”,變成稱呼正三品堂上官與從二品的官員的用語。而正三品堂下官以下,則被稱為“進賜”。趙學州身居正一品領議政的高位,自然會被稱為“大監”。“令監”一詞在當代韓國社會仍被使用,一般用作對老年男性的尊稱。筆者也注意到在韓劇《輔佐官》里,韓國國會議員的幕僚們不分國會議員的性別,而在日常交談中稱其為“令監”的情況。
“生死草”源頭之謎——義州商人的對清貿易
第二季末尾,李倉等人雖然暫時撲滅了喪尸瘟疫,也除掉了留存在朝鮮境內的“生死草”,但在一次野外搜查中,李倉一行意外發現了有朝鮮民眾跟隨灣商,從中國購入了“生死草”。可以大膽推測,該劇第三季很可能涉及到十七世紀清朝(后金)與朝鮮間的兩次戰爭,即“丁卯之役”與“丙子之役”。1627年丁卯之役后,朝鮮與后金結為兄弟關系。1636年丙子之役后,朝鮮脫離了以明朝為中心的封貢體制,正式奉清朝為正朔,接受清朝的冊封,成為清朝的朝貢國。到了十七世紀晚期,清鮮之間的關系漸漸平穩,雙方間的貿易規模隨著政治關系的穩定而不斷擴大。

義州這個邊境城市在朝鮮對清貿易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朝鮮方面來說,對清貿易占據主導地位的是義州商人,即“灣商”。義州在高麗時期被稱為“龍灣”。灣商通過結識常年出使清朝的朝鮮譯官,以及賄賂邊境官員等方式,漸漸掌握了對清貿易的主導權。灣商們甚至參與使團前往北京,全面介入對清貿易。如1780年朝鮮派往清朝的慶祝乾隆帝八旬生日的使行團,就有灣商林景贊隨行。灣商們又與朝鮮國內最有實力的大商人松商,即開城(開城別稱“松京”)商人聯系在一起,通過松商們設置在朝鮮商業要沖的商鋪兼物流集散地的“松房”將進口的清朝商品銷往朝鮮八道。松商們將人參輸往日本,從日本獲取大量白銀,這些白銀又成為松商購入清朝商品、參與對清貿易的本金。此外,深受清朝市場喜愛的朝鮮人參與紅參也可以用作朝鮮方面的交易本金。十八世紀中晚期,灣商與松商的勢力進一步壯大,并與朝鮮官員勾結起來,擴大對清貿易。如水獺皮本是朝鮮對清貢品之一,也是在清朝市場頗有人氣的朝鮮貨物。由于這項貿易的獲利十分豐厚,灣商與松商便勾結權勢之家偷偷在朝鮮大量收購水獺皮,再買通邊境的官員,將此物違禁賣去清朝,甚至造成朝鮮官方在籌措貢物上遇到困難。松商又勾結生產高麗紙的僧人,在朝鮮官方挑選貢紙之前,搶先一步把質量最好的買走,以偷偷賣去清朝,賺取豐厚利潤。

在對清貿易繁榮的情況下,大量奢侈品源源不斷地流入朝鮮,加速了朝鮮內部崇奢風潮的蔓延,標榜“儉樸”的英祖李昑(1724-1776年在位)非常看不慣這樣的風潮,曾批評到:“似聞士夫家,多有貂皮衾不知名之饌。奢侈何至此之甚耶?”李昑在位期間,多次下令“禁奢”,并禁止從清朝購入如“紋緞”等奢侈品。不過社會風潮并沒有因國王的禁令而發生改變,到了十九世紀,這樣的風潮進一步加劇。按朝鮮燕行使的記載:
余嘗入燕,見譯員中與群胡貿易,則無一養生日用之具,都是具玉香緞諸般奇貨,而珊瑚一枝,琥珀一塊,價至銀三四十兩,有纓子一件,造以蜜花而呼價銀子八十兩,吸煙一個,斵以真玉,而論價銀二十兩,余外所買,莫非此類。饑者不得為粟,寒者不可為襦,而萬里外國,歲歲來貿,以無用害有用,蠹國病民者,是孰使之然哉?紅參四萬斤,畢竟盡歸于此等換買。每見我京鐘街(今首爾市鐘路一帶)上,擺列百貨娛人耳目者,太半自燕都琉璃廠而來者也。
顯然朝鮮兩班們看不慣這樣的奢侈風潮,并認為對清貿易的繁榮無益于朝鮮的國計民生。但實際上,朝鮮從清朝購入的物品不僅僅只限于奢侈品,書籍也是當時朝鮮從清朝購入的大宗物品。包括天文歷法知識在內的天主教書籍,以及乾嘉考證學的書籍等流入朝鮮,給朝鮮思想界的發展帶來新變化的可能性。同時,對參與貿易的譯官﹑商人等來說,對清貿易給了被排除在科舉仕途之外的他們可以安身立命、積蓄財富的絕好機會。當時朝鮮的大富豪們往往都是譯官,所以劇中人會說出:“跟著灣商去中國賺錢”的話語,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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