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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平:張之洞中法戰爭時期的情報網
張之洞以兩廣總督身份實際主持中法戰爭越南戰場,任用老將馮子材大敗法軍,取得輝煌勝利。毫無戰爭經驗的一介書生,把百戰功高的李鴻章比了下去,自有其成功之道,其中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是,張之洞精心組織了一個高效率的情報網,這是以往中法戰爭研究中所忽略的。

張之洞的情報意識
張之洞被稱為“巧宦”,中探花后歷官數十年,一直有驚無險,有賴于他超前的情報意識。這數十年,清廷內憂外患,朝局先后發生劇烈變動,多少名臣高官得咎落職、飽受攻擊、身敗名裂,甚至戰死、賜死,惟有他一直穩如泰山。李鴻章在甲午戰敗后受盡朝野攻訐,帝師李鴻藻中法戰爭時被逐出軍機,翁同龢在“百日維新”時罷官還鄉,庚子事變時原四川總督李秉衡兵敗自殺,大學士徐桐自縊,軍機大臣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賜死。差不多同一時期名望相當的高官,只有他跟少數幾個人得保令名。
清代,府州縣官員指派在省城打探消息的人員叫做“坐省”,省級官員指派在京城打探消息的叫做“坐京”,凡是固定在某地負責獵取政治情報的人員都可以叫做“坐探”。他們大都有本職工作,獵取情報只是額外服務。茅海建指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乃是張之洞的“坐京”(見《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百日維新期間擔任軍機章京,時常得到光緒帝召見,參預最高機密。張之洞的“坐探”都是能力很強、有名望地位的一時之選。筆者的研究表明,庚子事變時他的“坐京”是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袁昶,軍機章京王彥威,這三個人都在領班軍機大臣榮祿身邊工作。這樣的“坐京”提供的情報,當然是最高質量的。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期,張之洞給許景澄、袁昶、王彥威等人下達要求:“再,前奉高密相國復電,言至痛切,憤恨無極。惟其中尚多未盡之詞。自肇事至今,內中秘密宗旨,兵事曲折情形,務懇詳悉示我。其有關重要者,請速用密碼翻好,付原差至保定電發,以便早得聞知。洞又啟?!保S濬:《花隨人圣庵摭憶》上冊,中華書局2008年7月,第112頁)所謂“高密相國”,指領班軍機大臣榮祿。張之洞及時打探到慈禧寵臣榮祿的態度,與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共同主持“東南互?!保粌H沒有受到責罰,事后還得到慈禧的肯定。與此同時,形勢判斷有誤的大批高官,要么在八國聯軍入城前后自殺、逃亡,要么在追究“禍首”時被賜死、流放,十分悲慘。

在晚清督撫之中,張之洞的情報意識可能是最強的。他有計劃地在全國編織一個周密的情報網,及時掌握京外(京城與外?。┳钚聞酉?,為決策提供有力支持,謀定而后動,故而為官數十年,沒有犯過什么致命錯誤,深得慈禧太后欣賞。
1881年,張之洞由內閣學士外放山西巡撫,上謝恩折,自稱“不敢忘經營八表之略”,當時被傳為笑料。人們覺得他一介書生,剛剛當上普通省份的巡撫,未有尺寸建樹,竟妄想“經營八表”,未免自視過高。據野史記載,他的族兄張之萬某日上朝佩了兩只掛表,旁人頗為詫異,張之萬笑道:我戴兩表而已,不如舍弟有“八表”之多。
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張之洞還在山西,已開始密切注視戰場與外交動態,11月30日連上三道奏折,除提出決戰計、顧根本、策敵情、擇戰地、用劉團(劉永福)、務持久、散敵援以及調兵遣將種種方策外,還特別留意到“速文報”問題,提議在云南、廣西安設臺站以達廣東。
張之洞做事富有前瞻性,謀定后動,穩步推進。他在山西上奏對法方略時,實際已在覬覦兩廣總督職位,同一天呈遞三份闡述抗法策略的奏折是重要鋪墊。到次年春慈禧撤換全班軍機時,新的軍機大臣當中有他的堂兄張之萬、盟友閻敬銘,經這兩人推薦,慈禧決定召見張之洞面詢方略。
在11月30日遞上奏折之前,張之洞已派遣在山西任職的兩廣籍官員提前南下,打探兩廣官場及法國、越南方面的情報。這兩個情報委員不負所托,稟報源源不斷,十分詳盡,使得他身在太原卻對南海周邊了如指掌。憑借高質量的情報,他對如何打好這場戰爭大體已心中有數。1884年4月12日,上諭“張之洞著來京陛見”,在當面垂詢對法方略后,5月22日,慈禧以光緒帝名義,命張之洞署理兩廣總督,全面主持兩廣、云南前線的抗法戰爭。至此,曾經嘲笑“八表經營”的人,才領會到張之洞的深謀遠慮。

張之洞的情報網
張之洞的情報經營,大約包含幾個層次;一、依靠族人、姻親、同鄉、同年、師門、門生故吏通報朝野動態。這一點,同時代的高官大體都能做到;二、在重要城市指定“坐探”,包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李鴻章憑借其多年經營積聚的大量人脈,可能鋪設的節點比張之洞還要密集,但未必效率更高;三、派出偵探委員到某個區域,專職從事情報工作;四、充分利用好香港這個遠東航運中心、情報中心,指派可靠的香港華商為“坐港”。張之洞超出其他高官一籌的地方,在于他能將多個層次信息來源互相配合,又愿意親自起草電文發縱指示,提高了情報人員工作的效率與積極性。他的情報人員不僅提供軍事情報、官場動態,兩個“坐港”甚至隨時稟報國際政治事件,使他得以及時獲得國內國際各種深度信息,立體全面,為決策提供充分依據。
以往各個版本的《張文襄公全書》、《張文襄公全集》、《張之洞全集》,受限于“體例”,極少收錄張之洞的收電、收信、所收稟稿。有經驗的晚清史學者都知道,只看到某個人物單向的發函、發出的電報、奏折,若看不到對方的來函、來電以及朱批,很難深入了解某個事情的前因后果。顧廷龍、戴逸兩先生主編的新版《李鴻章全集》突破傳統“體例”,大量收錄收電、收信、朱批等,對深化研究極有幫助。
近年,隨著《張文襄公(未刊)電稿》、《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鈔本》第二輯(張之洞專輯)、《清代稿鈔本三編》及《廣州大典》“張文襄公電稿”“張文襄公督粵收接電稿”、《趙鳳昌藏札》的影印出版,張之洞文獻成倍增長,對深化張之洞研究創造了條件。唯上述文獻只是以影印方式面世,相當部分原稿沒有日期,尚需多下考證功夫。
筆者對上述史料集中的相關來電、來函、稟稿作初步整理,考定其年月日,發現張之洞苦心經營的龐大情報網,因《全書》《全集》的“體例”問題幾乎都被遮蔽掉。以1883-1885年間為例,張之洞在天津、上海、香港等要地均布置了“坐探”,及時掌握動態,對中法戰爭越南戰場的勝利起到重要作用,也有力地支援了臺灣抗法斗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884年5月20日朝廷才任命張之洞署理兩廣總督,他卻早在1883年9月份,就從山西派出兩名專職偵探委員到兩廣、香港刺探情報,同時要求到派駐天津采購軍械的記名總兵李先義隨時匯報有關中法越南交涉各方面動向。張之洞情報工作所表現出來的高度前瞻性、目的性,令人吃驚。這一切只能說明,兩廣總督這個職位,是他有計劃營求的結果。
何見揚與陳占鰲
張之洞派到兩廣刺探情報的兩個專職偵探,一個是廣西容縣人何見揚,另一個是廣東海陽(今潮安)人陳占鰲。事先約定,陳占鰲在香港、廣州工作,第一份稟單編號“粵字第一號”,其馀類推。何見揚主要負責廣西方面,第一份稟單編為“西字第一號”。國家圖書館所藏《張文襄公(未刊)電稿》,收錄了何見揚的前3份稟單,陳占鰲的則有30份上下。
何見揚,1875年中舉人,后通過“大挑”分發山西。清代官制,舉人若多次參加會試不中,允許參加吏部的“大挑”考試,入選者用作候補知縣?!按筇簟笨脊僦饕磪⑦x者身材樣貌,入選者皆是相貌堂堂之輩。何見揚于1883年9月16日向張之洞稟辭,從山西出發輾轉行進,中途或有耽擱,到達廣州的時間是1883年11月底。12月4日,湘軍老將、兵部尚書彭玉麟率領楚軍開進羊城,何見揚見證了這個場面。

何見揚“西字第二號”稟文,因急于交差,寫起來有些缺乏條理,但內容還是很豐富,也很“硬核”。為了證實劉永福黑旗軍大敗法軍一事,他等了十多天。等到12月7日,同事陳占鰲由香港到廣州,兩人一起到廣東水師提督方耀府邸訪問,未得確切消息,不得已,將省港西方人接到的電報、新聞紙內容稟報給張之洞:法國知道與中國不免一戰,擔心越南兵力單薄,已從法國、非洲調兵來越;越南剛剛即位的新皇帝,被反法志士下毒殺死;兩艘法國戰艦于12月15日開往海防;12月4日下午,彭玉麟抵達廣州,楚軍4000名也乘船抵達,11日彭老將軍視察了虎門、黃埔炮臺并檢閱了鄉團;廣州反法情緒高漲,有人跑到法國人所辦的石室天主教堂準備鬧事,幸虧官兵及時趕到彈壓;廣西巡撫徐延旭發來六百里加急文書,請兩廣總督張樹聲代為上奏,留下剛剛調任廣東的原廣西巡撫倪文蔚,繼續主持廣西政務,他本人率軍隊出關御敵。最后,何見揚稟報他本人定于12月20日回廣西容縣老家探親,繼續打探廣西、越南情形。(《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第2冊第821-824頁)
陳占鰲,廣東潮州海陽(今潮安)人,進士,工部主事,因勸辦賑捐有功,以直隸州知州分發山西省盡先補用,清末升至山西冀寧道。晚清候補官多如牛毛,到省后長期不能得到實職,經常被省級高官委以臨時差事。這次,張之洞要從香港打探情報,首先想到廣東人陳占鰲。
陳占鰲于1883年10月11日抵達香港,隨即向各洋行、報館、同鄉商人打探消息,又請人代為翻譯英文報紙報道。他主要住在香港,偶爾回廣州,利用他跟水師提督方耀的同鄉關系,打探廣東沿海、沿江設防情況。陳占鰲情報內容豐富,這里暫不展開,但其中有關“欽督失和”情況,應該引起了張之洞的高度關注。
咸豐、同治年間,因鎮壓太平天國、捻軍、回民起義,湘軍、淮軍相繼崛起,朝廷以官職酬功,導致“天下督撫半湘淮”。1872年曾國藩故世后,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煊赫一時。雖說李鴻章自認曾國藩弟子,湘、淮之間為爭奪利益,自然而然地互為對手。廣東富庶省份,被湘、淮兩系交替控制。先是劉坤一(湘)任兩廣總督4年,繼則張樹聲(淮)承乏3載,1882-83年曾國荃(湘)履任一年有多,隨后張樹聲(淮)又回任督粵。1884-1889張之洞督粵,是唯一非湘非淮的總督。張氏走后,李瀚章(淮)連任6年,譚鍾麟(湘)又做了4年有多,兩人皆年老昏瞀,無甚建樹。
朝廷派湘軍老將彭玉麟來廣東,以兵部尚書、欽差大臣的頭銜,壓在淮系大將張樹聲頭上,張氏的郁悶可想而知。彭玉麟從湖南拔隊,人未到,事先擬定的一份告示已飛遞到廣州。此老以湘軍水師起家,對國際交往所知甚少,這份告示言辭激越,一經貼出馬上開罪列強,對抗法戰爭有損無益。張樹聲立即向總理衙門告狀。等老彭來到廣州,總理衙門電報已到,“諭令辦理以鎮靜為要”,彭尚書費盡心血的一篇煌煌檄文就此胎死腹中。彭玉麟遭此悶棍,當然要尋機反擊。淮系張樹聲秉承李鴻章作風,善于利用外國資源,為籌措對法戰爭經費,向英資匯豐銀行借款一百萬兩,彭玉麟認為“粵中素稱富饒,若不能籌款”,反要向洋人借債,“實負皇上委任至意”,抬出光緒帝把張樹聲責罵一頓。(《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第2冊)

張之洞在太原寫信給京城好友張佩綸:“粵之官、紳不和,欽、督不和,大是壞證?!浺坏轿逖颍裥念D定,士氣頓雄,廣州省城儼若有長城之可恃……”(鄂版《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26-27頁)這些消息,綜合了何見揚、陳占鰲等人的稟報,也可能參考了外電報道。
“欽督不和”對打好對法戰爭十分不利,但張之洞卻從中看到機會。一旦讓他取代張樹聲當兩廣總督,自有辦法安撫彭玉麟。這些情報讓張之洞下決心營求兩廣總督位置。張是主戰派,從戰爭爆發開始已對李鴻章偏軟的對法交涉方針不滿。把淮系張樹聲轟下臺,也是對李鴻章及“主和派”的一個打擊。
張之洞營求兩廣總督位置,甚至對多年摯友張佩綸也封鎖消息,這是情報工作的另一方面,即“反偵察”。張之洞、張佩綸并稱“二張”,都是“清流”健將,來往極密。1884年3月,慈禧太后罷免以恭親王為首的全班軍機大臣,任命以禮親王世鐸為首的新班子,新的軍機大臣里面,有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暗中提供助力不少。4月25日上諭“張之洞著來京陛見”,這是慈禧太后要重用他的信號。多年“鐵哥們兒”張佩綸完全蒙在鼓里,還以為張之洞此次進京,將入值總理衙門。(姜鳴整理:《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第375頁)在慈禧召對的第二天,5月20日出爐一個大新聞:“兩廣總督著張之洞署理?!睆堉磳从逊怄i消息,原因在于張佩綸跟李鴻章走得太近。張之洞的情報意識,也包括了強烈的“反偵察”意識,他連消息靈通的李鴻章都騙了。這份“扮豬食老虎”的本事,可謂一時無兩。
陳占鰲、何見揚稟報中,接連大談特談劉永福的出色戰績,有時寫得神乎其神。這些情報無疑讓張之洞對劉永福、黑旗軍產生了極大好感,上任之后,奏請給予劉永福記名提督正式職銜,在軍械補給方面實力支持。戰爭結束后,張之洞又千方百計,把黑旗軍撤回廣東,辦理善后,噓寒問暖,照顧周到。

周密的情報網
以上只是舉兩個專職“間諜”為例說明張之洞情報工作的前瞻性。張之洞獲取與中法戰爭各方面的情報,實有賴于一個完整的情報網,而不僅僅是專職偵探。在山西期間,他派記名提督李先義到天津機器局,接洽購買新式武器等事宜,即要求李先義隨時匯報在天津所得到的各方消息。
李先義,安徽合肥人,行伍出身,積功至記名提督,1882年調任山西,次年受命管帶山西練軍,此后一直追隨張之洞。他在天津的短時間內,給張之洞發來大量中法交涉、廣州政壇、越南局勢、劉永福黑旗軍相關消息。(《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第7冊)由于李鴻章實際總攬對法交涉,又與張樹聲關系至密,李先義得以從天津搞到源源不斷的情報,了解粵省防務、財政緊張狀況,讓張之洞提前進入角色。
張之洞在浙江學政任上的得意門生沈镕經,浙江烏程人,同治七年進士,1883年秋進京陛見,授廣東按察使。張之洞見到這個新任命,立即給沈镕經派任務。沈镕經因家務纏身,拖到次年1月3日才抵達廣州,陳占鰲立即過來拜見,再次傳達張之洞交代的任務,要沈镕經隨時報告廣東情形。
沈镕經屬于十分傳統、古板的讀書人,他在給張之洞的密報中,嘲笑張樹聲“槍炮必購于德商”;廣西軍報遲滯,張樹聲計劃敷設電報,沈镕經表示反對,主張“添設腰站”(驛站的中間站)。這個弟子沒有想到的是,張之洞一到廣東上任,隨即變成“槍炮必購于德商”的“慕洋犬”。沈镕經第一份情報較有價值的信息,是告訴張之洞,法國添兵越南,北寧戰事一定會打響,而法軍對中國正規軍的防御不屑一顧,他們重視的是劉永福黑旗軍。(《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第2冊)和平時期,清軍戰斗力急劇下降,黑旗軍在夾縫中求生存,反而戰斗力爆表。這個密報,進一步加深了張之洞對黑旗軍的重視。

1884年7月8日,張之洞抵達廣州履任,之后的情報網進入正式布局階段,不僅越南、云南、廣西、粵西、福建、臺灣等前線地區均有布置,他更加注重的是香港。除駐扎九龍城寨的大鵬協副將、駐扎虎門的水師提督要隨時稟告香港水面法國艦船動向,張之洞還另外指派了兩個香港商人為“坐探”。這兩人的工作純屬義務性質,卻盡心盡責,提供了及時的、非常出色的法軍情報。由于法國同時在越南、閩臺開戰,香港成為法軍兩個戰場的補給、修船基地,香港坐探提供的法國軍艦、運輸艦來往動態都是第一手情報,及時性、可靠性極高。這兩個香港坐探,一個是匯豐銀行買辦羅壽嵩(羅鶴朋),另一個則是創辦省港電報的近代企業家何獻墀,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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