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在寧夏銀川市經濟開發區內，舍弗勒（寧夏）有限公司員工在汽車軸承車間操控設備。 新華社 圖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呈現蔓延之勢。這樣的形勢下，我國全球價值鏈如何保持自身的優勢，并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勢下脫穎而出，快速復蘇并向更高的價值鏈位置攀升，需要深入判斷分析。

一方面，國內仍在有序復工復產，產能尚未恢復至常態水平，日韓位于價值鏈上游，疫情在日韓的擴散或影響中國中間產品的進口，進而影響到最終品生產；另一方面，疫情在海外的擴散也影響國外對中國出口品的需求。本次疫情是繼中美貿易糾紛之后，再一次對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壓力測試。

汽車、電子制造行業全球價值鏈受疫情沖擊明顯

中央多次會議部署后，各級政府都出臺了一系列幫助企業復工復產優惠政策，例如銀行信貸的優惠政策，最低工資、社保繳納和稅費返還等減低企業運營成本的相關政策等。但是此次突發的疫情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

由于疫情導致的地區間相互封閉隔離，企業生產活動的暫停，特別是對出口企業，全球價值鏈上龍頭企業訂單的減少，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企業的全球價值鏈布局。

從目前的確診病例來看，人數最多的四個省為湖北、廣東、河南、浙江，都是我國的制造業大省和出口大省，其中在汽車、生物醫藥、電子、化工、通信、機械設備等重要行業集中了我國乃至全球的主要價值鏈環節。

目前國內疫情雖有所好轉，但物流運輸和物資供應依然受限、復工后生產運營困難。疫情導致地區隔離，汽車和電子制造行業由于價值鏈較長且分工復雜，受到的影響最大。

特別是武漢作為中部制造業中心，汽車制造業發達，此次疫情對汽車產業的全球價值鏈已經有明顯的沖擊效應。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預計，今年2月，中國汽車產銷分別完成141萬輛和148.2萬輛，同比分別下降17.4%和13.8%；新能源汽車批發銷量1.1萬臺,同比下降77.7%,環比下降70%。疫情對汽車產業的短期影響，會大于17年前的SARS。

疫情短期沖擊難以徹底改變各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

21世紀以來，全球產業鏈“三足鼎立”格局已經形成，區域性產業集群逐漸成熟，中國、美國和德國分別作為亞洲、美洲和歐洲的中心國，形成各自價值鏈“閉環”，中國又成為發達國家與新興發展中國家價值鏈之間的樞紐。

目前，全球價值鏈總體上呈現出發達國家在高端，發達國家與中國在中端激烈競爭，處于膠著狀態，低端以中國為主，但已有部分轉移到新興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全球價值鏈上產品與服務在各國之間交易復雜度都比較高，經過了長期磨合，各國在全球價值鏈上分工位置較大范圍的更替難以在短期內發生。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價值鏈中，中間產品加工貿易仍是主體，生產性服務貿易（如ICT、知識產權、金融等）與數字化產品加工貿易的重要性越來越高。

另一方面，我國是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擁有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例如我國在16個制造業行業中，有12個行業是“最長的”全球價值鏈，這就使我國的全球價值鏈在全球范圍內是無法替代的。

隨著近幾年中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和新業態的不斷產生，全球價值鏈環節出現向消費地轉移的趨勢。例如中國目前的手機市場和汽車市場等，近幾年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一直是增長態勢。據中國青年報報道，雖然作為疫區的武漢市占了吸引了通用、豐田等外資車企和法國三分之一以上的投資 ，但是國內消費市場并不會因為這次疫情而轉移價值鏈的環節，尤其是價值鏈的高端環節。

疫情在全球蔓延一定程度上會對計算機、汽車、電子制造業等行業的全球價值鏈造成暫時性沖擊。全球價值鏈具有路徑依賴性，各國都努力加強自身所處分工地位的比較優勢。疫情的短期沖擊難以徹底改變各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

但是，如果這種暫時性沖擊的影響持續較長時間，就有可能給我國企業重構全球價值鏈帶來機遇：在高端，原來用于跨國企業國內配套的高端產品有機會進入全球價值鏈高端，在中低端，國內企業擴大已有的分工位置，深化與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分工。

總體來看，中國齊全的產業網絡和市場潛力，不斷實施的穩定經濟的政策和不斷優化的營商環境，以及我國人力資本水平的逐年提升，這才是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位置不斷提升的關鍵因子，目前中國短期的疫情并不會出現某些國家所期望的“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業回歸”的現象。相反，隨著國外疫情的進一步蔓延和國內疫情的進一步好轉，中國穩定的全球價值鏈會使得中國市場對外資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同時中國穩定的全球價值鏈也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更好的機會。

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等新動能提高我國全球價值鏈的穩定性

從代工鏈轉向創新鏈，我國全球價值鏈形態變化提升抵御能力

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已經不是單純的代工鏈，而是從代工鏈向全球創新鏈發展變化，我國全球價值鏈形態的變化無疑增加了對此次疫情的抵抗力。

20 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以產品價值增值環節和階段國際梯度轉移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分工和生產體系的構建，主要是制造業價值鏈條在全球拓展和分布的過程。而當前全球分工演進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就是技術創新也越來越具有全球性特征，即一方面包括研發在內的技術創新出現國際梯度轉移，另一方面技術創新的全球“協作性”越來越明顯。

已有研究表明，技術創新的跨國轉移和合作已經成為當前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發展趨勢。不同國家的用戶、供應商、大學以及科研機構人員對創新活動的共同參與，使創新從企業內部、區域內部和國家內部的協作，擴展到國家間不同主體合作，進而使得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在原有制造業價值鏈基礎上，向全球創新鏈層面深度拓展。此次疫情主要影響的是服務業、建筑業和制造業，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不大，從這個方面來看，我國全球價值鏈形態的變化無疑增加自身的抵抗能力。

產業升級推動全球價值鏈環節本地化趨勢，增強了抵御疫情的實力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角色和定位出現了新變化，也提升了自身的抗風險能力。一方面，依照最新WIOD（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投入產出表來看，從2000年以來，整體上我國全球價值鏈的后向參與度呈現出拋物線的態勢，近幾年后向參與度在顯著的下降，表明我國已經不再是進口中間產品進行代工生產的階段，轉向了自主研發生產的階段。

例如亞洲開發銀行利用ADB—MRIO投入產出表研究（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slowdown-prc-structural-factors-and-implications-asia）發現，在高新技術產業出口中來自國外的中間投入品的占比明顯下降，2010年到2017年從18.7％下降到12.7％，與加入WTO之前相比，這個比重已經大幅度降低。這意味著中國不在像以前一樣，利用低勞動力成本通過承接全球價值鏈上環節的代工進行出口，中國的產業升級實現了很多全球價值鏈環節的國內化，很多行業中實現了國內價值鏈對大部分全球價值鏈環節的替代，產品價值鏈不需要大量中間品跨境貿易。

據統計，2019年我國全球價值鏈更長和附加值更高的全球價值鏈環節貿易比重已經提高到接近60%，這說明我國全球價值鏈位置提升更多的是依賴自己的科技創新研發能力提升和自主品牌競爭力的不斷提升。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光伏、通訊、電力、醫療器械等價值鏈構成了我國最具競爭力的產業價值鏈，另外跨境電商、市場采購貿易等新業態快速增長，這些價值鏈的新動力并不是短期的疫情能夠改變的。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疫情發生后很多國家采取了限制人員和貨物流動的措施，但已經不足以對我國的產品價值鏈產生嚴重的影響。

此外，強力的經濟基本面增加了我國的經濟韌性，支撐我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的穩定。我國目前的經濟環境和發展動能和20年前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支撐全球價值鏈位置的動能已經從低成本的要素動能和價格競爭轉向依靠技術、品牌、質量、服務、標準等新的動能驅動，這些新動能已經成為我國全球價值鏈的核心競爭因素。

例如我國有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場，有世界上最能夠吃苦并向往美好生活的人民，有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全球領先的ICT企業和數字平臺企業，教育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使得我國擁有了數倍于發達國家的科學家，有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基礎設施，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工業體系，這些強力的經濟基本面都是我國對沖此次危機，保持全球價值鏈穩定的基礎和基本源泉。

降低本次疫情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政策建議

在當前我國全球價值鏈整體難以撼動的大環境下，為了警惕疫情下全球價值鏈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筆者就降低本次疫情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提出一些較為長遠的考慮和建議。

1、加快大數據技術運用，采取果斷措施推進復工復產，特別是全球價值鏈上主導企業的復工復產。在復工復產時要特別重視物流業高效率運轉。積極利用大數據、工業互聯網平臺開展原材料、軟件、設備等供應商直接對接，打通供應鏈堵點難點。依托產業鏈龍頭企業加快推進重點產業鏈各環節協同復工復產，要重點確保全球價值鏈中關鍵環節的主導企業穩定生產，密切關注、及時協調，避免停工停產。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員工回廠返崗的阻力。

2、解決勞動力和材料短缺的困境，快速恢復疫情對全球價值鏈的短期沖擊。一方面通過政府政策引導，比如點對點勞動力配送，勞動力就業補貼等措施加快勞動力的流動，并切實保障原材料的及時供應；另一方面要鼓勵企業將部分產能備份海外，做到“一份訂單，兩地生產”，為穩定我國企業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進行“雙保險”。

3、積極走出去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合作，特別是“一帶一路”國家的分工與合作。通過積極走出去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合作，進行技術創新和資本輸出，在關鍵領域和關鍵分工環節爭取有利位置。特別是在通過有序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重大項目，在共建共享基礎設施的情況下，促進“一帶一路”國家間的相互投資和貿易便利化。在“一帶一路”國家間加速形成新的全球價值鏈和產業利益共同體，穩步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

（作者鄭江淮系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強系淮陰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