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圖像轉向”成為史學界研究的重要話題。援圖入史、以圖證史，將視覺材料作為正式的歷史材料使用，反映了歷史研究路徑與方法的新變化。從中國本土史學研究發展的角度看，20世紀中葉以來，從膠片、數碼到移動設備的圖像技術突進和下沉，為視覺材料的生產、搜集和發現提供了新的史料庫，也為見證新中國成立70年的歷史進程，特別是百姓生活的變遷，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近日，由中國新聞社資深圖片編輯李健主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城市影像志：新中國成立70年北京百姓生活變遷史》（以下簡稱《北京城市影像志》），就是這方面工作的最新成果。

《北京城市影像志：新中國成立70年北京百姓生活變遷史》

李健 主編 

北京出版社

在《北京城市影像志》一書里，編者從幾十萬張圖片中遴選出200多位中外攝影師的近千張經典照片，以時間為脈絡，以鏡頭為線索，以百姓生活寫真為主要內容，相對完整、客觀地梳理和呈現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北京百姓生活的變遷史。全書以小切口記錄大時代，探索了地方圖志新的寫作方式，也極大地豐富了對于時間、場景和細節的歷史認知。這樣的場景，當然包括1949年2月3日進入北平的解放軍隊伍通過東交民巷的畫面，也包括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隊在開國大典上第一次奏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這樣宏大的歷史場景。更彌足珍貴的是，在攝影設備尚未完全普及、影像記錄成本仍然比較昂貴的時代，許多攝影師就已經將鏡頭對準了普通市民生活的日常場景，因此留下了關于時代、城市和個體命運的社會史圖像記憶，也塑造了本書富有人情味和接地氣的特點。

1949年2月3日進入北平的解放軍隊伍通過東交民巷。（圖/張祖道）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圖/熊知行）

所謂圖像轉向，與哲學史的范式轉變有關。理查德·羅蒂將哲學史描述為一系列“轉向”，認為古代和中世紀的哲學圖景關注事物，17—19世紀的哲學圖景關注思想，而當代哲學圖景關注語言。因而，他提出了“語言學轉向”的觀點。而托馬斯·米歇爾繼羅蒂之后，提出了著名的“圖像轉向”，以表述當代人文學科和公共文化領域里的又一次轉變。從社會史的角度看，歷史學家需要解讀圖像中的細節。《圖像證史》一書的作者、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認為，歷史學家可以通過注意圖像中微小的細節去發現某些重大的歷史線索，而這些線索可能圖像制作者本人并沒有刻意地注意到。其中可能有制作者所持有，但卻沒有意識到的那個時代的集體觀念或者司空見慣的風俗場景。正所謂，人往往生活在當下的時候，是不知道當下的；面對歷史的時候，是不知道歷史的。而圖像的記錄性作用，正是能夠提供更加生動、具體的視覺性史料，以一瞬間的耐久度，豐富我們關于歷史集體記憶的細節紋理。

本書由“北京映像”“北京故事”和“北京紀事”三部分構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夏春濤教授在序言中寫道，“歷史研究著重解答‘為什么’，即歷史事件為什么發生、歷史進程何以如此演變，但首先要回答‘是什么’，即歷史是怎樣發生的，其真實面貌是什么。”而第一部分“北京映像”的內容，就在爭取呈現“是什么”。而第二部分“北京故事”相當于特寫或放大鏡頭，攝影師或聚焦某個重大事件或重要時刻，結合圖片進行鋪敘；或就某一主題長期拍攝，圖片報道內容更為深入全面。第三部分“北京紀事”是大事記，將歷年重大事件按時序編排，便于讀者了解相關歷史背景及發展脈絡，有助于克服影像類圖書內容碎片化、條塊分割的偏向。正如本書后記中所說，“這是北京的故事：第一批女電車司機，第一批女警上崗，第一輛北京生產的汽車，第一場外國設計師的時裝表演，第一家肯德基餐廳……這也是新中國的故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部婚姻法，第一部憲法，第一次舉辦亞運會，第一次舉辦奧運會”。對北京而言，城市影像既具有鮮明的本地記憶，同時又匯入到70年歷程的國家記憶之中，成了作為想象共同體的視覺圖騰。

1958年，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向社會招收了部分女青年,她們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女交警。（圖/劉英毅提供）

1958年，北京第一汽車附件廠成功試制出了第一輛北京生產的汽車，命名為“ 井岡山”牌轎車。（圖/孫鎮山/CNSPHOTO）

1987年，在天安門廣場南邊的前門,肯德基在北京的第一家餐廳正式開業。（圖/孫鎮山/CNSPHOTO）

柯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而圖像史亦是觀念史，城市影像本身也是時代的精神符號。從這個角度說，《北京城市影像志》的一個重要價值就在于呈現了社會生活變遷的同時，揭示了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的社會觀念變化。這樣的觀念嬗變，凝結在1980年12月的這一瞬間：故宮門前停著供游客有償合影的紅旗車，車邊立著一塊木板招牌，上面寫著“在不影響我處工作情況下，觀眾使用車，照一次收費二角”；凝結在1984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35周年首都群眾游行時，北大東語系的學生胡圣虎在游行隊伍中出人意料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瞬間傳遍世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珍貴的記憶；凝結在1990年，北京街頭斑駁的墻面上，白墻黑字刷出即將開業的中國國貿的廣告“十億中國人民與世界相會之處”；凝結在1998年，北京住總集團六公司轉崗分流職工寫在石灰墻上的座右銘“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歷史和觀念的交會往往就鮮活地被定格在這一瞬間，成為宏大歷史進程和敘事的最好注腳。

當然，圖像史中暗藏的觀念史變遷也并非慣常中想象出的二元線性敘事，而是更加有機共存于不同的時空中，成為歷史留給我們的意料之外的驚喜。若不是書中收錄，恐怕如今很難想象，1951年6月6日，新建的什剎海人民游泳場舉行揭幕儀式上攝影家在游泳池旁邊的日光浴場拍攝到的照片中，不少男女青年正三三兩兩、身著時髦的泳衣泳褲，在日光浴場的地面上，或躺或趴或側臥曬日光浴，展現出與想象不一樣的時代風貌；若不是書中收錄，恐怕如今很難看到，1963年5月1日，中央新影樂團在北海公園舉辦水上音樂會時市民泛舟在湖面中央聆聽交響樂；若不是書中收錄，恐怕如今很難想象，1986年身著時尚服裝的模特們走上天安門前的金水橋，進行時裝表演，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編者正是通過觀念史的線性和非線性敘事的結合，使得圖像之間、圖像與時空之間呈現出復雜多元的對話感，這恐怕也正是“非虛構”敘事的價值所在。

1963年，中央新影樂團在北海公園舉辦水上音樂會。（圖/孔繁根）

1986年，模特們走上天安門前的金水橋進行時裝表

演。（圖/王文瀾）

《北京城市影像志》出版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在于為推動北京地方志研究從宏觀走向民生提供了翔實又可靠的影像資料，為建立地方圖志的研究體系夯實了基礎。復旦大學黃旦教授認為，傳播與城市的關系是一個古老的命題。從西方文明史看，古希臘等城邦國家，被視為一個“交流的社會”，是以多個面向的傳播作為社會基礎的。傳播與城市的關系，將在這個時代被重新認識甚至徹底改寫。進入讀圖時代以后，傳播與城市就變成大眾媒介對于城市的反映、建構或者再現，城市不是人們交往和關系的匯聚，相反，如海德格爾所說，“世界被把握為圖像了”。與此同時，編者并沒有一味地突出標志性城市景觀，更重要的是如復旦大學陸曄教授所說，“影像達成意義共享的過程是景觀的地理空間實體、共同的歷史人文背景和個體生活經驗三者相互作用的過程……通過凸顯日常生活場景的豐富質感和復雜底色，找到、喚醒和激發接受者有關日常生活的共同記憶”。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不同場合多次指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十九大報告指出，“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評判者。民生無小事。日子過得如何，是否有幸福感和獲得感，老百姓的感受最真切、最直接。以尋常百姓視野，用百姓身邊發生的事，通過記述70年來北京百姓生活之變遷，從一個側面揭示新中國70年走過的光輝歷程和取得的偉大成就，對讀者來說，更有說服力。

如今，關于北京的影像記憶在以前所未有的數量和速度被生產出來，并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被分享出去。無論是宏大的還是具體的，是結構的還是瑣碎的，是被私存的還是被分享的，是被長焦記錄的還是被微焦放大的，都構成了在這里生活的人對這個城市所有的五味雜陳的視覺、聽覺和味覺記憶。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這里生活的每一個生命，都既是城市媒介的傳播者，借由身體和身份進行表達，也是受眾，用自己先驗的誤解和后識的認知進行傾聽；既是城市媒介的編碼者，編織各自獨特意義的網絡，書寫屬于自己的“城記”和影像編年史，也是解碼者，解構著關于時間和空間的敘事；既是城市中的凝視者，從胡同深處抬頭凝望藍天中飛過的空中梯隊，也是被視者，哪怕只是穿越熙熙攘攘人群的一瞬間。

（本文作者周逵，系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本文圖片均選自《北京城市影像志》）

原文首發于《光明日報》（2019年12月11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