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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疫 | 戰勝病毒,更要戰勝歧視

北京社區研究中心
2020-03-11 11:42
市政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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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沖擊到每個人的生活,對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在這當中,我們關注人們如何勇敢地自救、互助、為需要幫助的人發聲。也同樣關注那些伴隨病毒發生的排斥、孤立、傷害、和壓抑。在訪談的對話、問卷的回復、社交網絡的評論中,我們逐漸發現:歧視對社會的危害,甚至可能比病毒更大。

1.防疫期間歧視有多嚴重

① 大多數人的生活都受到歧視干擾

疫情激發的歧視比我們預想中更加廣泛,超過8成的人切身體驗到了歧視。歧視,已經不是疫情爆發帶來的一次“小范圍誤傷”,而是和疫情一樣,造成嚴重影響的“社會病毒”。

② 歧視行為正在挑釁法律

疫情當中的歧視行為不僅影響范圍廣,而且其中一些極端行為已經構成了違法犯罪。這樣的行為,不僅損害了個體權益,還有損于社會法制的權威,絕對不能放任不管。

③ 歧視的影響仍在擴大

更讓人憂慮的是,此次疫情中的歧視影響仍在擴大:從針對疫情嚴重地區的人,到針對所有中國人甚至亞洲人;從言語歧視發展到驅逐、騷擾,甚至毆打等嚴重違法行為;從偶發的歧視事件轉化為長期存在的針對地域、職業、種族的歧視文化。

2.被歧視的僅是武漢人嗎?

① 疫情中歧視的傷害范圍非常廣

從問卷結果中,我們發現除了湖北人、武漢人受到歧視之外,一些特殊人群、特定行業的從業者同樣遭受著歧視。人們往往將這些群體與疫情、危險畫上等號,雖然他們并不是真正的感染高風險群體。有些群體平常也會遭遇歧視,只不過在這次疫情中被聚焦和放大。

② 被歧視的群體有哪些特點?

歧視的出現總是伴隨著一些標簽:弱勢群體、少數群體。他們由于擁有較少的社會資源和發聲渠道,利益被迫犧牲和讓位,他們的訴求往往被多數群體的訴求淹沒,他們的“失聲”讓誤會和歧視被不斷放大。

③ 每個人都可能是被歧視的對象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標簽,有些標簽是我們無法選擇的,例如種族、性別、年齡、健康等。社會同一性理論認為,人們會一直在社群分類、群際比較的過程中追求自己積極的感受。這說明每個人都可能被當做一類外部群體被比較、被排斥、被歧視。而災難等突發事件是無法預料的,可能會出現在任何地點,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我們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3.歧視是怎樣被疫情激活的?

① 歧視的本質是利益沖突

根據社會心理學理論,偏見(prejudice)與歧視(discrimination)都是一種不公正;盡管偏見與歧視有時會結伴出現,但兩者之間有所區別——偏見是一種負面態度,歧視更多地是一種負面行為。

偏見產生自糟糕體驗、文化灌輸等,而歧視行為則產生于一種自私的利益分配意識。歧視行為的根本動機通過剝奪對立群體的權力獲取更多利益,也就是說,歧視是一種社會沖突,本質是利益的爭奪。

偏見是不真實的敘事造成的恐慌和懷疑,而歧視則更多地是利用偏見進行“主動傷害”來奪取更多利益和權力。而公共空間使用權、居住權這些疫情中被爭奪的權益,并不完全是在疫情發生后才產生沖突的,所謂的“防疫歧視”,本質上是長期存在的地域歧視和弱勢群體歧視,借助疫情熱度進行“重新包裝”的產物。

② 疫情帶來安全感危機造成了相對剝奪

疫情讓很多人陷入了不安全感和焦慮之中,人在感受到自己處于不利處境時,容易產生責難其他群體的傾向,向他們發泄恐懼和敵意,這就是“替罪羊效應”。

在疫情爆發的早期,一些人將疫情嚴重地區的居民稱為“帶毒”,把不能返鄉只能滯留其他省市的情況稱為“投毒”。這就是典型的以攻擊其他群體來發泄焦慮的行為。

于此同時,防疫過程中防護物資不足、病毒的“傳染”屬性和致死性導致的恐慌,更讓他們相信防疫是一場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導致沖突繼續升級。在解決病毒、防護物資和隔離空間都很難的情況下,對于這些人來說,“解決”湖北人、武漢人看起來就是一種比較容易的策略。

實際上,防疫歧視的根本思路就是,把一些人置于更危險的境地能讓自己更安全,這就好像是一個老笑話里說的——兩個人被熊追,一個人先系鞋帶,覺得跑過另一個人,自己就是安全的。

那么在防疫力量不斷升級,公眾安全越來越有保障的情況下,為什么歧視仍然存在呢?

③ 模糊處境下帶來的信任危機

疫情中引發歧視的另一個外部因素,就是疫情信息傳播不對等而導致的猜疑升級。在謠言和惡意夸張信息的沖擊下,人們會對其他群體更不信任、更充滿猜忌。

在疫情爆發初期,滯留國外的武漢人回國過程中,出現了因為其他乘客懷疑一名武漢乘客“吃退燒藥”后登機而引發的爆發式歧視言論傳播。而此后一個月內,盡管澄清信息多次發布,仍有人因為“退燒藥”事件而做出歧視行為。這就是信息不對等造成的信任危機。

雖然信息共享能夠增進信任,但為什么在一些極端案例中,被歧視的人即便拿出了“鐵證”證明自己不會有任何風險時,還是遭遇了歧視?

④ 隔離限制自由突出“權力感”的重要

產生沖突的根本原因是追求稀缺資源,而防疫期間,“自由不受干擾的生活”對于一部分人而言,也成為了一種稀缺資源。防疫限制無形中放大了“權力”的影響力,辱罵、驅逐、非法泄露隱私等行為,打著“硬核防疫”的旗號,實際上只是在炫耀自己的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出于操縱欲和優越感的歧視,不只針對湖北人、武漢人、居家隔離的人等,也對準了付出巨大辛勞的醫務人員、社區工作者和志愿者等。所以,實際上這種歧視不是指向了看上去更“危險”的人,而是指向被歧視者認為的“地位不如自己”的人。

那么,如果不擁有可以操控別人的權力,就不會有意識地進行歧視嗎?

⑤ 不良榜樣的作用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會看到一些并不具有操控他人權力,或者本身處于較低社會地位的人,同樣會有意識甚至有組織地歧視他人,比如青少年也常常成為歧視言論的散布者。這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受到不良榜樣的影響。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媒體、社交網絡上的攻擊行為具有傳染性,青少年等不善于甄別信息的人更容易受到影響。具體來說,有些年輕網友可能看到某個“大V”表達歧視武漢人是熱愛家鄉的表現,他們就會快速模仿相關言論,甚至會采取更加極端的行為來表達認同。

同樣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一行為的,還有“挫折-攻擊理論”,也就是著名的“踢貓效應”。有些人在防疫期間經歷了生活或事業的挫折,在挫敗感影響下,他們會產生更強的攻擊性,而當他們看到別人正在歧視湖北人、武漢人等,就會效仿以降低自己的挫敗感。比如我們關注到一例個案,一位網友由于防疫期間自己求職受挫后,轉發一個傳播量較大的歧視言論后,連續在網絡上辱罵武漢人長達兩周,這就是一種模仿“踢貓”。

綜上所述,歧視行為是一種受到社會影響的攻擊行為,是由于錯誤地認為某一群體低于自己,因而應該受到剝削或懲罰。而防疫期間的安全感缺失、信息震蕩、膨脹的權力欲以及錯誤榜樣等,共同激化了歧視行為。

4.哪些人更容易歧視別人?

① 歧視者更消極悲觀

歧視別人的人,比能夠接納和理解他人的人,要更悲觀消極。心理學家發現:悲觀消極讓人會表現出更多反社會行為(比如舉報、排斥、攻擊等)。所以當這些人歧視他人時,他們實際上處于一種消極心態中,這樣的人會放大危險信號,由此更堅信要采取極端方式保護自己。

② 歧視者更自私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也就是那些相信只有強者才能夠在社會生存,弱勢群體理應被淘汰的人,會認為少數人理應為多數人犧牲。這樣的人很少主動參與捐款、支援服務等活動,他們堅信“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納粹分子就是著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③ 歧視者更善于給別人挑錯

歧視別人的人善于從別人身上找原因。比如一些人鼓吹的“武漢人吃蝙蝠搞出了病毒,因此他們應該為此付出代價”,實際上就是錯誤地把一些無辜的人拉出來作為“有罪者”,以此為自己的歧視找理由。

④ 歧視者更自戀

雙重關注模型(dual concern model)是一種解釋行為決策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人對自己的關注越多,對他人的處境關注就會越少,遇到問題就更容易采取爭奪策略,也更容易產生歧視行為。也就是說,歧視有時反映的是一種自戀心態。

⑤ 歧視者更攀比

歧視者實際也在進行畸形攀比。歧視別人的人,不會關注自己給別人造成了什么困擾,只會和被他/她歧視的人進行迷之攀比,如果被他歧視的人受到了社會關注,被其他人幫助,歧視者會感到憤怒和受到“相對剝奪”,認為其掠奪了自己應有的福利。

5.歧視盛行會讓我們付出哪些代價?

① 歧視傷害每個人的情緒

除了被歧視的群體會產生被傷害、排斥的感受外,圍觀歧視行為和言論的“吃瓜群眾”同樣會感受到情緒壓力。具有敵意的表達會激發出更多敵意,而感知到這種潛在傷害會引起人的焦慮、憤怒和恐懼,從而激發我們自身的應激反應,傷害身心健康。

② 歧視會讓社會更低效

經濟史學家杰尼夫?羅貝克(Jennifer Roback)曾對20世紀初期,美國南部城市電車上的種族隔離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歧視大大降低了公司運營的效率,向不同種族的人提供分開的座位,增加了企業的成本,減少了企業利潤。

每多一種歧視,社會運行的每一個環節就會損失一些效能,而這最終會讓每個人都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

福山在《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指出,通過互相信任建立起的大規模多節點的社會組織關系,能夠高效地共享資源并應對外部的沖擊。高信任度的社會組織,實際上是社會有序更新的基礎。

那么在面對疫情和疫后復建的過程中,如果歧視成為主流,這無疑會考驗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信任,而試探和懷疑將使我們付出巨大的溝通成本。

④ 歧視會讓城市發展失去動力

歧視還會讓城市喪失更多優質的人才勞動力。在問卷調研中我們發現,當人們在職場、社區等場所被歧視或是感知到了歧視的環境氛圍后,很多會選擇離開這個地方,尤其是高校學生、技術研究從業人員等高知群體。

在職場中,地域歧視還會給求職人員造成更大的心理壓力和流動成本感知,讓人們難以根據自己的實際能力挑選合適的就業崗位,這會影響城市的就業流動性和人力資源分配水平,也會影響人們的獲得感。

歧視如果讓更多的湖北人離開,其他城市將會失去優質的勞動資源,也會在科研技術領域失去更多發展的動力,還會失去更多的城市服務保障。

⑤ 歧視傷害文化創新能力

文化活力的根基是多樣性和包容性,不一樣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和諧相處,不僅能相互啟發靈感、促進社會創新,而且有利于刺激文化消費。而歧視的存在,會將不同文化基因區分成三六九等。對主流文化而言,膨脹的優越感不利于激發創新,對非主流或被歧視的群體文化而言,則會被剝奪發聲,削弱影響力。

6.我們如何戰勝歧視?

① 增加社區聯系

戰勝歧視的第一步,首先是建立更多人與人之間的良型互動。當我們想到的是經常和自己打招呼的鄰居、幫助自己找資料的熱心網友時,就不會把他們當做一個扁平的“湖北人”或“武漢人”,而是想到交往時產生的積極感受,從而更關心他們的處境。我們經常會提起社區氛圍和網絡生態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影響,實際上,氛圍和生態就是多樣的互動聯系疊加的成果。

② 宣傳樂觀主義

要戰勝歧視,首先需要相信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好。抱有更高期待的人會更平和地接受其他人的意見,這為消除歧視打下了基礎。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大部分人都相信,很快就能消除因疫情而產生的歧視,也愿意為此做出努力,尤其是年輕一代,會越來越多地參與到這個過程中。

③ 爭取更多的社會支持

社會參與度高,社交影響力強的人更關注歧視問題。從問卷反饋來看,年輕女性、收入水平較高的專業人士、學生等群體,對防疫期間的歧視問題更為關注。實際上這類人群參與社會討論意愿較高,也更能成為朋友圈的“意見領袖”,向這些熱心人士傳遞信息,也會有助于將“反歧視”的想法影響到更多人。

與此同時,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面向歧視現象,發聲也顯得格外重要。如果你在場,但并不表達對被歧視群體的支持,就會被當做對歧視行為的“沉默的支持”,從而讓歧視者更有成就感。所以,為被歧視者發聲也非常重要。

④ 從保護身邊的人開始

伴隨疫情出現的種種歧視行為,以及面對歧視現象的隱忍不發和跟風行為,反映出人們較弱的同理心,以及缺乏理解他人處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

心理學研究表明,社交人際關系會通過影響人們的共情能力,進而影響人們的社會責任感。人際關系越緊密,我們對于他人的“責任感”也會更強,這時就會呈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

“推己及人”將會在我們的社交網絡中依次展開,在我們面臨困難時,成為我們的彈性保障,這也是社會網絡的韌性體現。

雖然我們的人際關系網絡呈現差序格局,關系有遠近之分,但是增加社會交往會將“互助的漣漪”推得更廣一些。

⑤ 利用社會輿論樹立正確引導

通過問卷調研,我們發現大家普遍認為有效的反歧視舉措有:完善反歧視的法律措施、媒體宣傳、企業倡導包容性文化及在大學開展心理教育等。

針對這次疫情中出現的歧視現象,許多媒體迅速承擔起社會責任,引導輿論的正確走向。通過觀測評論輿情也可以看出,公眾會因此反思自己的行為和言論,并愿意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圈中,進而影響身邊的人。

7.為何我們都能從包容而非歧視的文化中受益?

① 包容性文化創造更安全的世界

歧視會強化不同群體之間的相對剝奪感(感覺對方獲得更多社會資源而自己所在群體受到壓迫),繼而在一些突發事件的激發下,可能轉化為暴力事件。而包容性的文化給予每個群體表達和發展的機會,從根本上降低社會矛盾,繼而減少暴力、對峙和文化沖突,讓我們生活的社會更安全。

② 包容會促進經濟增長

社會越來越提倡包容性增長,它是一種尋求社會和經濟協調發展的增長方式,倡導公平和平等。但實際上,包容性本身就會促進經濟的增長。

包容性強調的是對弱勢群體權益的維護和保障,包括對性別、種族、身體健康、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包容程度。在經濟收入的初次分配過程中,最合理的原則就是依據個體的知識儲備、技術水平等因素進行公平競爭,但“歧視”會擾亂分配的規則,降低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在部分實證研究中發現,不平等的就業環境會帶來整體收入水平的降低。

包容則意味著放棄這些沒有價值的“刻板印象”,讓每個人得以依靠真實的能力去獲得收益和地位,這是社會高效運轉的潤滑劑。

③ 包容是一種文化自信

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增強,人們會接觸到更多元的群體,這會對人們固有觀念和身份認同產生一定的沖擊,面對沖擊時采取“偏見”作為應對措施,是一種簡單直接的維護內部群體權益的做法,但也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與之相反,包容多元是對群體文化的一種更高階的認同和自信。

社會同一性理論認為,當社會分類變得突出時,個體對“群體內部相似性”和“群體間差異性”的感知都會增強。為了獲得個人積極的感受,我們往往會把內群體與外群體進行比較,通過強化自己對內群體的偏好和對外群體的歧視,獲得積極的“區分性”。通過類化、認同和比較,穩定自己的社會身份。

因此在多元碰撞的社會中,歧視更像是在文化對比過程中,由于不自信導致的過度排斥;包容更貼近基于理性、自信的評估方式,以開放的態度對外部文化進行接納和融合。

④ 包容性文化沉淀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社會學領域的一個概念,社會資本被認為是一種因個人關系、成員身份和社會網絡而形成的資源,與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一樣,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核心要素是信任關系。而疫情使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得以顯現。

從此次疫情可以看出,居民日常生活的維系和社區的狀況息息相關,居民依靠彼此之間或者與社區之間的聯系在疫情中度過危機,這種聯系即是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核心是信任關系,相互合作、信任,具有共識、集體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群體,往往具有更多的社會資本,也更容易形成集體行動,實現自我組織、自我管理。

⑤ 包容性文化是持久廣泛的社會融合

建立包容性文化是一個長期過程,我們除了面臨疫情中的地域歧視、職業歧視等,還面臨著更持久也更頑固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問題。我們需要不斷地與各種形式的歧視作戰,為實現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融合而持續努力。

結語

歧視在這次疫情中被激發和放大,我們希望抓住這次機會去詳細了解并重新認識歧視。歧視像是病毒,會危害個人和社會的健康發展,歧視也很容易傳染,我們一不留神就會陷入歧視他人的陣營。我們終會戰勝病毒,也希望通過每一次的努力和嘗試,去慢慢戰勝歧視,擁抱包容。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北京社區研究中心”,原文標題為《數據觀察 | 戰勝病毒前,我們可以先戰勝歧視》

    責任編輯:馮婧
    圖片編輯:張同澤
    校對:張亮亮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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